原標題:博士論文致謝意外走紅,黃國平是這樣一步步走出來的

人生的劇本,黃國平起手拿到的就是“困難”模式,他用二十二年的時間,走出山坳,走出了一條寒門學子靠知識改變命運之路,“這一路,信念很簡單,把書念下去,然後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新京報見習記者 郭懿萌 發自四川儀隴

四川省南充市儀隴縣南端,一個名叫炬光的小村,被黃國平的博士論文致謝意外“點亮”。

2021年4月,儀隴進入雨季,黃國平出生長大的老宅隱藏在猴坪山腳下的雲霧裏。這裏還保留着過去的痕跡,用來搭臺階的老岩石參差不齊,像是整塊搬來沒有細緻加工過;屋頂的青瓦薄薄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兇猛的雨勢,黃國平童年的“保留節目”——“用竹筍殼塞瓦縫防漏雨”已經許久沒有派上用場了。

人生的劇本,黃國平起手拿到的就是“困難”模式,他用二十二年的時間,走出山坳,走出了一條寒門學子靠知識改變命運之路,“這一路,信念很簡單,把書念下去,然後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在黃國平風雨泥濘趟過求學路的同時,他的家鄉儀隴縣也沒有停下教育求變的腳步。

“儀隴以前在教育方面喫過虧,導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縣城建立的時候,是在一張白紙上重新規劃。”儀隴縣委一名幹部介紹,從2017年以來,儀隴累計在教育方面投入36.5億元,幾乎每隔一公里,都會有一個幼兒園、小學、中學。

黃國平母校儀隴中學的副校長希望,“孩子們通過學習知識飛出大山,在祖國各地做出更大的貢獻。”

“那個放牛的娃兒要出來了”

炬光村有一條新街,一條老街,在鋪着柏油馬路的新街背後,穿過一條泥濘小路,隱約能看到幾十年前的“舊影”。

幾棟牆壁斑駁的老房子立在路邊,磚砌的外牆,竹編的籬笆圍欄,縫隙中糊着伴有稻草的泥巴,屋頂一層薄薄的瓦,牆邊斜倚着幾捆竹竿和木柴。當地人說,這是過去儀隴常見的民居,已經很老了。

黃國平的老宅樣子差不多,位置還要更高一些,有着一二百米的垂直落差。這條通往黃家老宅的山路,近些年被政府修出了一條“便民路”,村民可以拾級而上,但最陡的地方,坡度還是能達到45°。

二十多年前,人踩在泥巴上歪歪斜斜的就是一條路,黃國平和發小黃軍就是從這走向炬光鄉小學,赤着腳踩在泥裏,一步一個腳印。黃軍記得,碰上下雨天,“哧溜”,腳底一滑就摔個屁股蹲兒,黃國平描述,“雨天溼漉着上課,屁股後面說不定還是泥。”

打赤腳,是附近鄉鎮80、90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永光鎮黨委書記王偉榮回憶,孩子光腳上學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小時候也經常打光腳板,腳上沾到了泥巴,放到水裏涮涮乾淨,到教室再把鞋子穿上就行了。最奢侈的時候就是穿雙解放鞋。”

“夏天光着腳走在滾燙的路上。冬天穿着破舊衣服打着寒戰穿過那條長長的過道領作業本。”這些都差點成爲壓垮黃國平的最後一根稻草,那不僅是“人後的苦”,更是無法維持的“人前無比脆弱的尊嚴”。

黃國平家裏窮,在伯伯黃世俊的記憶中,侄子上學比別的孩子都晚,直到七八歲纔讀小學。那時候,收入來源之一是自家的三畝莊稼地,“種些玉米、紅薯、油菜”,除此之外,黃國平的父親有時間就給別人做小工,“上世紀九十年代,做小工一天只能賺1塊錢”。

17歲時,黃國平失去了父親,這個家裏的頂樑柱在外出打工時遭遇車禍去世。同年,婆婆病故,下葬時僅有一副薄薄的棺材。更早在五年前,黃國平還是個12歲的孩子時,母親就離開了家。

抓黃鱔,成了高中前黃國平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夏季白天天晴的夜晚,九、十點鐘,村裏的娃娃們就結伴去水田裏抓黃鱔。兩根竹子用釘子串在一起作爲工具,夾到黃鱔後“啪”地一下甩到背後的揹簍裏。夜裏抓黃鱔、週末釣魚,這些孩子們的童趣,卻是黃國平的謀生之道。

比起用腳一遍又一遍丈量方圓十里的水田和小河,能坐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寫作業或者讀書,可以算是黃國平“最開心的事”。

在村民黃仲印象裏,小時候家裏經常停電,各家都常備着煤油燈。黃軍記得,黃國平家裏沒有電燈,“他就每天熬着煤油燈做作業”。

一燈如豆,照亮了黃國平的求學路。家徒四壁,牆上最珍貴的是一張張獎狀。“貧窮可能讓人失去希望”,黃國平在致謝中寫道,“如果不是考試後常能從主席臺領獎狀,順便能貼一牆獎狀滿足最後的虛榮心,我可能早已放棄。”

從炬光鄉小學,到儀隴縣中學,從重慶的西南大學,再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動化所,黃國平終於實現了“走出大山”的願望。去北京讀書時,他帶走了貼滿一面牆的獎狀,伯伯還記得,那些獎狀“捲起來一大卷”。而從小到大的課本,黃國平特意將它們裝在一個木箱子裏,保存在伯伯家二樓,他要留作紀念。

黃世俊清晰地記得,一個黃國平讀研期間的假期,叔侄倆放牛的時候,黃國平對他說:“黃家灣那個放牛的娃兒要出來了。”

“高中時班裏的電腦都是他維護”

儀隴多山,溝壑縱橫,道路上上下下,從炬光村到最近的永光鎮,還要走近十公里彎彎繞繞的盤山路。

2004年,黃國平升入儀隴縣中學。當時從村子到老儀隴縣城的路很漫長,每天只一趟大巴,單程近三個小時,路上的泥土混雜着石子,磕磕絆絆地糾纏着這個山坳裏走出去的娃兒。

儀隴中學聽說了黃國平的情況,免除了三年的學雜費,還牽頭尋找愛心人士資助他。當時的食堂負責人胡元明接過了愛心接力棒,負責黃國平高中期間的生活費。胡元明的家也成了週末、寒暑假期間黃國平的落腳點——爲了節省15元一趟的車費,黃國平很少回炬光村。

胡元明說不清他爲什麼要資助黃國平,可能是因爲二人同爲儀隴中學的校友,也可能因爲都是出身農村,“我覺得沒啥子。”

看到“博士論文致謝”的時候,饒彬隱隱猜到了文中的主角,作爲黃國平高中時期的班主任老師,饒彬翻來覆去地讀那篇文章,覺得觸動內心,“寫得真真切切”。

饒彬還記得黃國平在高中時期就展現出了在計算機方面的天賦,“當時我們和成都七中合作直播教學,黃國平在試點班裏,班裏有個電腦,基本就是他在維護,修好修壞都是他,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修壞了他也能重新修好。”

2003年,爲了讓孩子們有機會享受到更優質的教育資源,儀隴中學引入了成都七中網校的直播教學。直播班每天全程連線成都七中的課程,儀隴中學的老師則在課下再進行輔導。副校長周樂強介紹,“這樣直播班相當於有完整的兩套全學科老師輔導。”

“32個學生,一共22個上了本科,其中9個一本。”這個數字周樂強記得特別清楚。“試點之前,黃國平那個班成績並不突出,按之前的經驗,能有一個同學上一本都很不容易,但是連續上了三年直播課後,一下出了9個一本。”現在每個年級還有兩個班在上直播課,全校一共六個直播班。

第一次高考,黃國平考上了省內一所本科師範類學校,“我們當時覺得他家庭條件不太好,讀師範畢業了很好找工作,但他覺得與自己志向的專業不一樣。”饒彬回憶。

他對計算機的熱愛恐怕要追溯到初中時期,炬光村村民黃小林把黃國平和他計算機啓蒙老師的關係形容爲“弟兄”,“他讀初中的時候,邱老師帶着他去條件好的地方,帶他學修理計算機,帶他和其他條件好的孩子一起參加計算機培訓班。”

在綿陽南山中學復讀一年後,黃國平考上了西南大學。黃世俊記得當時他勸說過還想再復讀的侄子,“萬一你思想懈怠,怕是之後考學更難。”

聽從了伯伯勸說的黃國平開啓了他的大學生涯,“計算機終於成了我一生的事業與希望,胃潰瘍和胃出血也終與我作別。”在西南大學,他拿了兩年國家獎學金,參加了9次數學建模比賽,獲得了美國數學建模比賽一等獎……

“儀隴不能再喫教育的虧了”

“教育”二字是儀隴縣的幹部們常掛在嘴邊的。

儀隴縣委一名幹部形容,“2015年之前,全縣上百萬人口中,有26萬人連用水都困難。”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直到2018年才脫貧摘帽,之前在教育上的投入可謂是有心無力。

黃國平的很多同齡人都有和他類似的經歷。在他們的成長、求學過程中,還要兼顧做家務、幹農活、勤工儉學,“孩子幫父母分擔理所當然”。

儀隴縣另一個村裏長大的村民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鄉鎮農村的大多數小學和初中都有“農忙假”,五月前後會放一週左右,大一點的孩子幫忙插秧,小一點的在家做家務,做飯端給田裏的大人們。平時寫完作業還要幫家裏去山坡上打豬草,裹來餵豬餵牛。

而他印象最深的是鄉上小學的操場,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比較困難的小學操場裏都是泥巴,下雨天很滑。孩子們就把街邊廢棄的瓦礫背來敲成小顆粒,家裏燒完的炭渣也背來一起撒在泥巴地面上鋪平,大家齊心協力用鐵鍁把操場“面起來”,“這樣鋪上去不積水,還軟和,窮的時候只能這樣辦。”

“儀隴以前在教育方面喫過虧,導致了大量人才流失,新縣城建立的時候,是在一張白紙上重新規劃。”儀隴縣委一名幹部介紹,從2017年以來,儀隴累計在教育方面投入36.5億元,幾乎每隔一公里,都會有一個幼兒園、小學、中學。

2014年,炬光小學開始翻修,前年竣工。“以前的操場就是在地面上用水泥硬化了場地,只有一個籃球場那麼大,翻修後鋪設了橡膠操場,還新建了兩個籃球場。”黃仲說道。

位於新縣城的儀隴中學新校區是老校區的近3倍大,面積可堪比大學,2020年9月,迎來了第一批來自四面八方的近5500名學子。去教育資源更優質的地方讀書,這是在鄉鎮工作近20年的王偉榮近些年感受到的變化,“00後比80、90後好很多,以前的娃娃相當於是被隔代人‘散養’長大,現在的父母更重視教育,會關心娃兒有沒有出息,怎麼能提高教育。”

如今,儀隴中學的老師們不用再四處求助愛心人士資助貧困學生,國家助學金、儀隴中學校友創立的“西瑜助學金”、“滋蕙計劃”等扶持措施可以使像黃國平一樣的寒門學子的求學路走得更加順暢。

儀隴中學新校區的正中央是一羣飛鴿,副校長周樂強將這理解爲一種祝福,“希望孩子們通過學習知識飛出大山,即便不再回來,也可以在祖國各地做出更大的貢獻。”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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