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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遠舉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

中國的單身人羣正在不斷增加。

一人住、一人喫、一人遊 ，年輕人獨自一人在大城市打拼，似乎成爲了“時尚”。根據民政部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的單身成年人口高達2.4億人，其中有超過7700萬成年人是獨居狀態，2021年的最新數據預計會接近1億。

一般來說，單身是一個暫時性的概念，即成年之後到結婚之間這段時間。不過，隨着結婚年齡的延遲，這個時間段變長了，所以單身人羣的比例也增加了。

在2005～2018年間，上海平均初婚年齡從25.3歲推遲到30.65歲，女性推遲的幅度更大，從23歲推遲到28.81歲，推遲了近6歲。

2017年，江蘇的平均初婚年齡達到34.2歲，杭州男性平均結婚登記年齡爲33.1歲、女性31歲。相比往年的平均結婚年齡，都有增長的趨勢。目前，25～29歲羣體正接替20～24歲人羣，成爲新的結婚“主力軍”，高年齡層段（40歲以上）結婚登記佔比也大幅上升。

按照中國的規定，遲於法定婚齡三年以上結婚的是晚婚，即男性25週歲、女性23週歲即是晚婚。所以，現在可謂全民皆晚婚。

這裏面大多數人，只是延遲結婚，但終身不婚的人也有。中國缺乏相關數據，可以看看日本的情況。人到50歲未婚，基本上意味着一輩子不會結婚了，日本政府2015年的人口普查專門統計了這個數據， 50歲以前從未結過婚的男性比例爲23.37%，女性爲14.06%，分別是1985年的5.8倍和3.3倍。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新一代年輕人受教育程度提高，追求獨立自由，認爲婚姻是束縛，同時，他們的經濟能力也讓他們有能力去踐行自己的觀點。

其次，社會在發展，社會思想觀念的包容性也增加了。這其中，女性的解放是一個重要原因。不斷增加的經濟獨立性，使得女性不必再爲經濟原因選擇結婚。有了事業之後，要想讓她們放棄事業，選擇結婚、家庭，機會成本無疑加大了很多。

高婚育成本也阻礙了年輕人組建家庭。買房、買車、彩禮都加大了結婚的成本，還有婚後生育、養育孩子的一系列成本，都使很多人不想結婚。即使想結婚，也需要在經濟上有一定積累之後，纔有能力進入婚姻。所以，相對來說，東部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低，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結婚率普遍偏高。

但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也有自己的問題，那就是性別失調。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00後男女性別比達119，男性比女性多近1300萬；90後男女性別比達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萬。

按照中國的婚姻模式，男方要在經濟、社會地位上比女方略高。這對農村女性而言，進入發達地區、大城市，找一個經濟條件比自己好的男性，這不是什麼問題。但對農村男性而言，進入城市之後，很難找到配偶，而本身與自己條件相對匹配的女性，又與城市男性結婚了。這就造成農村產生剩男，而城市多是剩女。

還有一個原因是，網絡消解了孤獨感。虛擬戀人、樹洞傾訴、社交軟件、遊戲、短視頻，回到家中，人們還有如此多的事情可以做，還可以持續地與人在線交流。虛擬空間的交流，替代了現實的交流，人就不會覺得孤單。

在現實中的婚姻往往是“撿起最大一塊石頭”，但世事難料，人總會覺得似乎有更好的在後面。社會抬高了人的慾望，並鼓勵人們去追求更高更好的目標。這是一個金錢的世界，一些人被炫富視頻調高了胃口，而另一羣人則被美顏抬高了期望。於是，期望中的那最大的一塊石頭變得更大，也更難以尋獲。

隨着單身人口日益龐大，這個羣體產生出新的消費觀和消費業態——單身經濟。

單身青年更傾向花錢追求高品質的生活。他們注重感情寄託，在就餐、娛樂的支出意願高於非單身羣體，比如，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一場一個人看的電影，一頓自己喫的豐盛大餐。根據尼爾森發佈的數據顯示，42%的單身消費者爲“悅己”而消費，而非單身消費者這一佔比只有27%。

有需求市場就會滿足，產生出新的產品與服務形態。在餐飲業，半份菜品、單人食盒、自熱小火鍋、一斤裝的大米、200毫升的紅酒、迷你小火鍋等針對單身消費的產品正在湧現。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184家企業的名稱、經營範圍、產品服務或商標中包含“一人食”。2020年，全國範圍內“一人食”相關企業新增註冊79家，年增速達82.29%。

人總是需要陪伴的，寵物成了一個比婚姻更低成本的選擇。根據《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報告，2019年我國城鎮寵物犬貓消費市場規模達2024億元，較去年增長18.5%，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消費規模達486億元。這當中，單身青年寵物消費佔比高於非單身消費者，未婚人羣佔比達57%。

不過，一人經濟之下，並不全是繁榮與喜劇。單身有很多實際的困難，今年3月初，北漂女孩被困浴室三十小時才引來鄰居的關注。當然，這些問題不難解決，真正的問題來自社會層面。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發布的《中國發展報告2020：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和政策》顯示，從2035年到2050年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峯階段，根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3.8億，佔總人口比例近30%；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接近5億，佔總人口比例超三分之一。

這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惡性循環：

不婚率上升、延遲結婚 → 生育率下降 → 少子化 → 老齡化 → 撫養比增大、拖累經濟 → 下一代年輕人工作生活壓力加大 → 不婚率上升 。

這個循環不斷進行下去，直到爆發社會危機。

“2050年”“老齡化”，這些事似乎非常遙遠，但其實那時的老人，就是現在的90後。所以，這一代年輕人的瀟灑會在幾十年後，不但會讓自己老年生活陷入困境，也會導致社會問題，還使下一代人揹負沉重的負擔。

這當然不是指責。個體層面的任何選擇都是個人自由，應該得到尊重，但這並不等於在社會層面是合理的。同樣的，短期理性都是合理的，但這並不等於在長期理性上是合理的。

社會觀念的改變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社會意識需要喚醒，才能把長期理性與短期理性連接起來，把個體選擇與社會選擇協調好。雖然，這就如同給一個高中女孩講，她喜歡的男生，雖然很帥、打籃球很好，但沒有上進心、成績不好、性格暴躁，能起到的作用不大。但該說的話應該說，也未必一定無用。

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作用，本來就是連接長期理性與短期理性，協調集體選擇與個人選擇的。

對中國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從居住、就業、教育上緩解年輕人生活壓力。相比其他的零碎政策，最根本的政策，是住房政策。這是中國獨特的、關鍵性的生育抑制因素，而這個因素長久以來被忽略了。

在大城市的年輕人，想要結婚，按照中國的現實，他們需要買房。這不僅是觀念問題，而是實際問題，因爲房屋牽涉到很多市民權利，比如孩子的入學。但大城市房價高昂。這就會阻礙結婚慾望，延遲結婚年齡。

對在大城市打拼的很多年輕人來說，結婚就需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城市，這就意味着與現在的生活告別，也意味着不是同一個省市的戀人，有一方要去熟悉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在這個選擇面前，很多人會把婚姻拖延下來。

即便他們結婚了，他們面臨的對婚育的抑制、懲罰還沒有結束。

一對年輕夫妻，生育二胎，長輩會來幫忙帶孩子，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間，他們就會尋求改善居住條件。但是，此時他們會發現，因爲生育了第二個孩子而產生的改善性需求，會遭遇雙重懲罰。

一般來說，這時的他們往往已經有了第一套房子，凡是貸款買過一套房，哪怕先賣掉，再購入第二套房，也會被視爲第二套。於是，本是一個基本生活所需的改善型需求，就會被視爲炒房，首付比例會從30%提到70%，同時，稅費、利率也更高。

如果貸款300萬，30年還清的話，利率提高10%，相當於每個月要多支出1000元。如果每個月1000多元，還能接受的話，那麼，更高的門檻，則來源於首付。被認定二套之後，首付會從30%提升到70%，如果是一套500萬的房子，這相當於要多付出200萬的現金，這對於大多數家庭，是一個短期內無法翻越的門檻。而且，在一些城市，面積越大，稅費越高，而二胎家庭往往6個人三代同堂，需要面積更大。

所以，在住房政策上，實際上仍然在懲罰生育慾望，既然如此，生育意願自然不高。

房住不炒的政策當然要堅持，但這個詞，顧名思義，第一是“住”，“住”是前提，是房屋本來的用途。“不炒”是爲了抑制房價，讓房屋迴歸“住”的本質，而這個住，當然包括生育二孩所產生的基本居住需求。

土地是財富的源泉，是經濟的基礎，是繁衍生息的必須，不管是結婚、生育，都離不開土地，離不開房子，解決“一人經濟”背後的長期危機，也需要由此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