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背景報告|斯賓塞、陳龍：數字平臺爲什麼很重要？

來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五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邀請論壇代表圍繞“十四五”規劃、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等主題開展相關研究（Engagement Initiative），爲決策者提供參考和建議。

本文要點

在數字化經濟的時代，平臺是基礎設施和功能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它們如何運作並創造價值？如何通過平臺經濟啓動供需層面的包容性增長模式？要完全實現潛在的利益，需要抓住哪些機遇、應對哪些挑戰？

以下爲《第二次機器時代的平臺經濟學》報告摘編

第二次機器時代的平臺經濟學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邁克爾·斯賓塞

羅漢堂祕書長 

陳龍

數字經濟中的平臺

數字平臺爲什麼很重要？人們習慣性地認爲經濟由消費者和生產者（企業）組成，但市場實際上是把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連接在一起的關鍵結構。包括ICD層在內的有形經濟需要交易場所：不僅需要商品和服務的交易場所，也需要信息溝通和交流的交易場所。

經濟可以分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一個是通過有形資本、勞動力和其它投入，進行生產、僱用、買賣、投資等活動的有形的層面。另一個是生成並交換信息和知識，建立關係（協調），然後作出各種決定的無形的層面。本文稱這個層面爲信息（Information）、協調（Coordination）和決策（Decision）層，簡稱ICD層。圖片來自網絡

交易場所是搜索、信息收集和交易活動的解決方案。它們能解決協調和決策問題。在數字化時代到來前，它們大多通過物理形式（即，公司、其他機構或有組織的現實市場）將人聚集到一起來解決這些問題。從集市到證券交易所，交易活動至關重要，人們必須聚到一起開展交易活動，無論是通過物理形式還是通過虛擬形式。

數字ICD層不需要物理上的聚集，但仍需要有組織的市場、交易所和協調機制。萬維網的早期用戶應該都還記得，當時，搜索引擎被視爲基礎設施的關鍵組成部分，但早期版本並不是很好用。搜索結果往往錯誤、沒有差別或者不相關。換言之，信息交換效率低下。

數字平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的關鍵組成部分。它們是數字化的交易場所，爲數字ICD層的各個方面提供秩序。因此，它們在提高經濟的數字ICD層的功能性、性能和效率方面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傳統經濟一直以來通過交易場所不斷發展一樣，現在，在市場（即數字平臺）的推動下，經濟的關鍵部分正在不斷數字化。

顯然，平臺由企業創建。因此人們通常將平臺視爲企業。但最好不要將數字平臺視爲企業。平臺是有組織且協調一致的數字市場和交易所的集合，可以將它們視爲生態系統。平臺企業就是這些有組織的生態系統的創造者、架構師和管理者。

數字平臺還有另一個重要特徵。衆所周知，將人與人聯繫起來的非正式網絡是一切經濟的重要特徵。它們是ICD層結構中的一部分，無論是否是數字化的。在實體世界，這些網絡充當信息傳輸機制和“搜索引擎”。信息在這些網絡中傳遞，並且根據網絡中的信任關係經過篩選。這些網絡不是靜態的，而是伴隨着人們在經濟社會的正常經營過程中的互動而發展。但是，這些非正式網絡通常對物理距離有要求。過去20年的經驗表明，各種數字平臺都是創建和擴大網絡的有效的、強有力的機制。

數字平臺並非數字ICD層結構的全部。許多數字工具（比如所有現代企業運營都用的資源規劃軟件系統）都是數字ICD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平臺是將數字ICD層的經濟和社會價值創造潛力發揮出來的最重要實體之一。

韌性和平臺經濟

疫情經濟給了我們很多教訓。最明顯的教訓是，一些外部衝擊可能使物理聚集變得危險。在過去，沒有在不扼殺經濟的情況下減少物理聚集的方法。但是在這次疫情中，經濟的多數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ICD層，仍能夠保持運作。電子商務和金融就是明顯的例子，教育、居家辦公溝通和醫療保健某些方面亦是實例。在所有這些領域，非數字備選方案被淘汰，數字經濟顯著加速發展。

如圖1所示，根據麥肯錫公司的調查，全球網絡消費者採納率從2019年的36%飆升至2020年7月的58%。該比率在各地區的上升情況類似：亞太地區上升21%，歐洲上升23%，北美地區上升24%。

若按網絡消費金額佔零售總額的百分比計量，結果類似（見圖2）。全球的這一百分比以空前的幅度增加，從2019年的13%增至2020年的16%。中國的增長幅度最大，從22%增至27%。美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的情況類似。值得注意的是，除已在電子商務領域領先的中國以外，網絡消費增長更快的國家往往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更大的國家。

數字化的加速採用是由各種數字平臺推動組織的。以中國爲例。如圖3所示，前五大電子商務平臺的佔比已從2011年的0.82%上升至2020年的23.44%。儘管阿里巴巴一路領先，但京東和拼多多等其他電子商務平臺的增長速度甚至更快。僅僅四年的時間，拼多多的用戶就從零增長到超過京東、到現在與阿里巴巴不相上下的水平。所以，正是通過電子平臺及其動態競爭，中國的電子商務才得以加速發展，推動數千萬零售商爲十多億消費者服務。

其他國家的平臺表現情況類似。2020年，亞馬遜的雲服務銷售額保持穩定（圖4中的紅線），但電子商務增長率卻翻了一番以上（圖4中的藍線）。Zoom的每月活躍用戶（MAU）從2019年底的1000萬增至2020年的2億以上（見圖5）。在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印度、墨西哥、英國和日本，每月活躍用戶的增長率均超過1000%。

我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考慮韌性，即：在疫情經濟中，偏遠（remoteness）被重新定義了。衆所周知，數字化時代前，由於與物理的ICD層的斷開，遠離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處偏遠的成本相對較高。數字ICD層可以降低這種成本。當整體經濟都處在疫情影響下時，數字ICD帶來的成本降低不僅僅影響偏遠地區，而是覆蓋整個經濟。

韌性的另一面與跟蹤和防止病毒傳播相關。由於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平臺和蜂窩網絡運營商都擁有位置和活動相關數據。理論上，他們可以跟蹤人與人之間的近距離接觸，包括持續時間。若再加上檢測或住院的數據，可以形成強大的工具，防止病毒傳播，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對經濟的影響。

在對於大數據的優勢、潛在成本和弱點的討論中，平臺出於中心的位置。這恰恰是因爲數據往往在平臺上累積、流動和共享。例如，平臺已成爲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應用方面諸多創新的來源，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有數據，有尋找新用例的動機，也有計算能力。

疫情經濟不僅對宏觀經濟造成重大負面影響，也對分配方面產生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來自多個經濟體的數據顯示，對就業和收入損失的負面影響程度與收入水平呈高度負相關。公共政策和財政計劃在一定程度減少了這種影響。數字經濟及衆多平臺幫助限制了經濟收縮的程度，加快了復甦速度，從而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