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1深度丨職業足球俱樂部“消失”背後：國資持續進場，股權多元化或是重振良方

俱樂部“消失”是困擾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陰霾。

2021年，中超聯賽衛冕冠軍江蘇蘇寧官宣停止運營，引發足壇地震；天津津門虎也經歷了“起死回生”的鬧劇；而重慶兩江競技則曝出球員討薪的事件，主帥張外龍坦言，俱樂部正面臨極爲艱鉅的困難。

究其原因，在於許多職業俱樂部未建立起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本質上是主要持有人的附屬工具。若運營職業俱樂部不能給持有人帶來預期的回報，或持有人的主營業務出現了經營問題，撤資便成爲了理性選擇。

在多數中國職業俱樂部股權結構較爲單一的背景下，持有人撤資對於俱樂部將造成巨大的衝擊，難以找到下家的俱樂部被迫吞下解散的苦果。

日前，國家體育總局下發了《關於開展全國足球發展重點城市建設工作的指導意見》，將按照“政府監管、企業主體、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原則，構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個人等多種投資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元投資模式。試點探索俱樂部會員制、基金投資等多種形式的股權多元化模式。

在2021賽季大幕拉開之前，國有企業乃至當地政府率先進場，幫助河南嵩山龍門與滄州雄獅兩家中超俱樂部完成了股權多元化改革的探索。股權多元化改革究竟有多重要？國企入局的模式是否將成爲大勢所趨？中國有可能出現會員制俱樂部嗎？

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表示，通過股權多元化，更有可能建立完善的俱樂部法人治理結構和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將俱樂部塑造成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主體；政府爲職業足球輸血的模式實爲權宜之計，至少讓職業俱樂部和職業聯賽延續了生存希望，爲未來更好的可能性爭取了時間；而會員制俱樂部在中國的前景不容樂觀。

股權多元化改革有多重要？

地產企業與國企歷來是中國職業足球最重要的投資方。據21記者梳理，在2021賽季中超聯賽的16家參賽俱樂部中，有10傢俱樂部的主要持有人以房地產爲主業，有8傢俱樂部的主要持有人爲國有企業。

在中國，職業足球絕非一門賺錢生意。通過廣州足球俱樂部股份有限公司發佈的財報來看，自2015年登陸新三板以來，公司連年虧損， 2019年的虧損額更是達到19.43億元，自2021年3月10日起，該公司股票已終止掛牌。

既然如此，緣何地產商與國企原先對投資足球抱有熱情？王裕雄向21記者分析稱：“在原先俱樂部名稱企業化的情況下，企業持有俱樂部一方面能夠提升知名度與品牌形象，獲得很好的廣告效應；另一方面可以作爲一種政府公關手段，滿足地方政府希望本地擁有中超俱樂部的偏好。而國企持有俱樂部的原因更直接，當地方政府有偏好的時候，其能直接施加影響的就是國有企業。”

換言之，足球俱樂部並未成爲其持有人價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更多的是被作爲帶有強烈權宜色彩的短期工具。當投資足球換不來預期的盤外效益，或持有人的主營業務出現運營問題之時，足球產業作爲負資產將不得不被捨棄。

王裕雄說：“隨着2020年12月，中國足協出臺《關於各級職業聯賽實行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變更的通知》，另外考慮到房地產行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企業通過持有俱樂部來從其他途徑獲得回報的可能性已經很低。”

隨之而來的便是高漲的退潮。由於多數中國職業俱樂部股權結構較爲單一，持有人撤資對於俱樂部而言幾乎是致命的。近兩年來，中國三級職業聯賽已有22傢俱樂部退出或解散，其中便包括2020賽季的中超冠軍江蘇蘇寧。

俱樂部股權多元化改革的提法，早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有明確顯示。該方案提出，實行政府、企業、個人多元投資，鼓勵俱樂部所在地政府以足球場館等資源投資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資來源結構。

不過直至2021賽季，股權多元化改革才邁出了關鍵性的腳步。先有永昌地產集團和滄州建投集團共同運營滄州雄獅俱樂部，再有鄭州、洛陽兩地政府攜手建業集團，三方共建河南嵩山龍門俱樂部。

國資持續進場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股權多元化改革的進程，使中國職業足球版圖添上了更爲強烈的國資色彩。

關於政府與職業足球的關係衆說紛紜。王裕雄說：“分析這個問題最好的方式是把職業足球作爲一種產業，繼而分析政府和產業之間的關係。第一是政府要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要維持市場秩序和市場競爭，監管職業聯賽中的壟斷行爲。

第二是考慮到職業俱樂部往往對所在城市有很好的經濟社會效應，所以政府往往願意對俱樂部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本質上屬於功能性產業政策，這也是爲什麼當前很多地方政府支持國企入股俱樂部，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爲這一政策的變通。

第三是職業足球作爲一種特殊的產業，其發展與國家隊的比賽成績緊密相關，因此一些關注國家隊成績的政府會通過足協或相關機構來對職業足球的運作施加影響。”

這是否意味着股權多元化改革將以政府持續輸血的方式推進？一位不願具名的中超俱樂部商務官告訴21記者，在職業俱樂部名稱非企業化令發佈的當天，中國足協同時發佈了限薪令，要求中超俱樂部的單個財政年度總支出控制在6億元內，這爲政府的入場鋪墊了可能。但他同時也表示：“限薪令只能說是留住現有的玩家，對於潛在的民營企業‘新玩家’來說，職業足球的投資回報恐怕難以具備吸引力，這種時候只能期待政府和國企兜底。”

王裕雄同樣認爲，政府直接進場的模式實爲權宜之計，至少可以讓職業俱樂部和職業聯賽還能存在，爲未來更好的可能性爭取了時間。

所謂更好的可能性，需要政府與俱樂部兩端協同發力。在政府端，滄州政府將職業足球發展視爲帶動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一大抓手，而不單是宣傳噱頭。在永昌地產集團和滄州建投集團的合資合作簽約儀式上，滄州市委書記王景武等與會高層提出，希望合作雙方共同以足球名片提升滄州城市形象，充實民衆文化生活，推動區域產業升級，以體育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發展，增強滄州競爭力與軟實力。

而在俱樂部方面，王裕雄稱，當政府敲開了股權多元化改革的大門，俱樂部將更有可能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和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將自身塑造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場主體，真正重視創收。

探索會員制俱樂部

除卻持有人投入，職業俱樂部收入的三大基石在於轉播收入分成、商業收入以及比賽日收入，這三者均與球迷基礎息息相關。前述中超俱樂部商務官說：“俱樂部發展離不開球迷，紮根城市文化、讓足球迴歸球迷同樣也是俱樂部應盡的義務。”

中國足協主席陳戌源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中國將借鑑歐洲經驗，發展會員制俱樂部，讓個人會員的意願反映到俱樂部決策層面上來。

王裕雄說，會員制俱樂部屬於非營利性質的治理結構，以向會員募集會費的手段籌集資金。會員以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代表，由代表承擔任期內對俱樂部的管理職能。在這一治理結構下，會員們追求的目標是實現俱樂部競賽成績最大化。

會員制俱樂部一度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掀起熱潮，但在80年代末，俱樂部僅憑會費難以承載水漲船高的運營費用，繼而揹負大量債務。爲此，西班牙政府於1990年頒佈特別法令，要求負債俱樂部在1992年6月30日前完成向有限責任公司轉換的改組工作。當下，西甲足壇僅存皇家馬德里、巴塞羅那、畢爾巴鄂競技以及奧薩蘇納4家會員制俱樂部。

德國足壇則始終奉行“50+1”制度。德國職業俱樂部也曾歷經由會員制俱樂部向有限責任公司的轉型過程，但爲確保會員的主人翁地位，德國足球聯賽聯盟章程第8章專門規定，俱樂部母體必須擁有有限責任公司50%+至少1%的投票權，投票權份額不受出資比例的影響，唯有持續經營俱樂部超過20年，且作出巨大貢獻的企業或個人纔可向聯盟提出特批申請。

王裕雄指出，會員制可以避免俱樂部成爲資本運作的對象，充分保障球迷利益，但也將削弱投資人的積極性，甚至會影響其他利益相關者與俱樂部進行合作的積極性。

足球記者張力曾撰文表示，“50+1”制度確保了俱樂部架構的完整性和穩定性，但也客觀上導致德甲球隊在歐戰層面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由外資注入的球隊競爭時處於不利地位。

王裕雄稱，在歐洲職業足球聯賽中，會員制俱樂部大都成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當時時代背景的產物，很難說在今天的環境中還能否再產生這樣的俱樂部。

“我個人很希望中國也能夠出現一些會員制俱樂部，哪怕是一兩家，或許能夠很好地改變聯賽的生態。但目前中國的社會氛圍與球迷的支付意願能否撐起一家職業俱樂部，我認爲前景不大樂觀。”王裕雄說。

（作者：尤方明 編輯：週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