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外交|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線下舉行：提質關係，聚焦熱點

6月7日到8日，“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特別外長會”在重慶舉行。9日，與會各國發布了此次特別外長會的共同主席聲明。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在疫情常態化防控之下於山城重慶的這次面對面交流，成了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外交回歸線下的又一範例。

2021年6月7日，紀念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特別外長會在重慶舉行。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和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菲律賓外長洛欽共同主持，東盟其他成員國外長和東盟祕書長出席。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席了此次特別外長會相關活動，這是王毅繼新年出訪東南亞國家、4月邀請東南亞四國外長先後訪華之後同東盟各國外長之間的又一次互動。在兩天時間裏，雙方先後密集舉行超過10場雙邊會見會談，以及包括“瀾湄合作外長會”等在內的多場多邊活動。

今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週年，當下東盟已經成爲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此外，在美國拜登政府加緊在東南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推行其“印太戰略”以及“四國機制”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的此次線下高層互動格外受到外界關注。

整體關係或將升級

關於中國與東盟的整體關係提升，王毅在特別外長會發言時強調，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在雙邊層面已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在此基礎上，雙方可探討將中國東盟關係提升爲全面戰略伙伴，展現團結合作的意願和決心，顯示雙方關係的前瞻性，樹立中國—東盟合作的新標杆。

中國駐東盟大使鄧錫軍10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等媒體採訪時指出，雙方召開此次特別外長會，重申致力於進一步深化雙方關係，共同應對挑戰，並重點討論規劃下步具體合作，釋放了中國—東盟加強團結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的積極信號，堅定了地區國家共渡難關、共謀發展的決心和信心。

《南華早報》8日也評論稱，中方有意將與東盟的整體關係提升到受到普遍認可的“最高外交水平”，進而加強影響。越南外交部副部長阮國勇9日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此次特別外長會上，各國強調了東盟—中國關係對地區的戰略性意義以及雙方關係對促進每一個國家發展的作用。

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所長郭延軍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中國和東盟當前都把對方作爲外交首要方向。從1991年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到2001年雙方建立戰略伙伴關係，2013年提出建立中國東盟共同體，再到如今提出推動雙方全面戰略伙伴關係的簽署，中國東盟關係每十年就有大的提升，有一種水到渠成的趨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劉暢也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指出，中國—東盟探討將關係升級爲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客觀反映了雙方關係的深度和廣度，將爲下一步增進雙邊關係奠定良好基礎。

“二元對立”格局是否會出現？

在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之下，中國同東盟的合作卻“逆勢上揚”。2020年，東盟超過歐盟，歷史性地成爲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3363.4億美元，增長39.1%，佔中國外貿總值的14.8%。其中，中國對東盟出口1854.6億美元，增長39.3%；中國自東盟進口1508.8億美元，增長38.9%。

雙方抗疫合作也取得最新進展，鄧錫軍大使10日介紹道，中國已率先完成支持東盟抗疫基金的100萬美元捐資程序，通過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劃撥500萬美元實施中國—東盟公共衛生合作倡議，支持東盟提升公共衛生事件區域協調和應對能力。

不過即便有經貿、抗疫合作等“內生性動力”的推動，中國與東盟的關係還受到一些客觀存在的外部因素影響——以美國爲首的域外國家在亞太地區的議程。當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逐步推進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在拜登政府治下得到延續，先後舉行了外長乃至領導人級別的磋商，這一機制絲毫不掩飾希望在亞太地區“圍堵”中國。美國印太事務協調官員坎貝爾8日在智庫發言時就宣稱，已經有其他國家對於加入“美日印澳”四國機制表達興趣，這個平臺在今年下半年還會舉行領導人會晤，進一步深化合作。

早在此前的奧巴馬時代，東南亞地區一直就有“經濟上依靠中國，安全上倒向美國”的二元架構。《南華早報》8日報道稱，當前許多東盟成員國，比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都同美國保持着近距離的安全合作關係，2019年東盟國家曼谷會晤上，東盟成員國也首次就“印太構想”發表共同文件，這些都標誌着美國在亞太地區爲應對中國所作的努力。

隨着中國東盟關係的不斷深化以及美國“印太戰略”與“四國機制”的推進，東南亞地區是否會再次出現某種程度的“二元對立”格局？對此，專家們給出了不同的看法。

劉暢認爲，“二元對立”的態勢不會形成，中國堅定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的立場是一貫的，並沒有因爲美國搞僞多邊主義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除了美國搞起來的‘小圈子’之外，幾乎所有地區國家都反對美國再繞開東盟另起爐竈，破壞地區現有合作機制和現有格局，因爲這既不符合地區合作的根本宗旨，更損害了東盟中心地位，故遭到東盟國家幾乎一致的反對。”此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曾表態，地區國家不會參與一個排斥中國的機制。

不過，郭延軍則指出，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無法排除亞太地區出現“二元對立”格局的風險，事實上各方都擔心形成某種“兩極化”的格局，所以無論是中國，還是東盟，雙方都有一個共識，就是積極推動全球化，支持多邊主義與多極化進程。而東盟作爲本地區的核心關鍵力量，在塑造本地區秩序的進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因而中方需堅定支持東盟中心地位，使東盟成爲本地區的一個制度性權力中心，緩解大國博弈，或者說避免“二元對立”的局面。

特別外長會聚焦熱點問題

事實上，在此次中國東盟特別外長會期間，各方除了關心中國東盟關係的制度性、機制性領域外，也將目光投射到了具體的熱點問題之中。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6月8日消息，王毅在重慶會見了來華工作訪問的緬甸外長溫納貌倫。溫納貌倫介紹了緬甸國內局勢，表示緬方致力於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安寧，讚賞中方支持緬國內和平和解進程，願就此同中方保持溝通。

這是今年緬甸局勢突變後，中國、緬甸以及東盟其他成員國外長首次公開出現在線下的同一場合。王毅表示，緬甸是東盟大家庭一員，中方支持東盟爲妥善處理緬國內問題發揮建設性作用，支持在東盟框架下逐步落實“五點共識”。

對此，印尼《雅加達郵報》8日報道稱，印尼外長蕾特諾表示，非常感謝中國在特別外長會上再次明確表達對“五點共識”的支持，“因爲這將有助於東盟和平解決緬甸問題的努力”。

此外，南海問題也受到多方關注。據新加坡《海峽時報》8日報道，有外交消息人士披露稱，關於南海問題的內容表述成了此次特別外長會共同主席聲明的談判重點和難點。當前東盟計劃同中國恢復有關“南海行爲準則”的磋商，不過這些磋商或仍然採用在線的方式進行。

中國外交部網站在9日刊發的共同主席聲明中寫道，“我們（編者注：指與會各國）重申，《南海各方行爲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體現了各方依照包括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互信和信心的集體承諾。”

對此，郭延軍認爲，中國同東盟關係的整體提升會有助於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當前疫情導致雙方無法面對面進行“南海行爲準則”的談判，期待此次重慶特別外長會後雙方也可通過線下方式對此進行深入磋商。

劉暢分析指出，儘管“南海行爲準則”磋商受疫情影響較大是客觀事實，但主觀上各國維護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意願仍然在逐步上升，儘早達成“南海行爲準則”對各方都有好處。“因此，我相信一旦‘南海行爲準則’恢復磋商，會取得較積極的進展。與此同時，中國與東盟整體關係進展可爲磋商提供良好互動氛圍。南海問題最終要靠中國和相關國家直接談判解決，中國與東盟可以通過積極合作，進一步管控南海形勢，爲雙邊談判提供穩定的區域環境。”劉暢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