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共同富裕，錢從哪來

6月10日，支持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意見發佈，六大方面20條重大舉措的詳細謀篇佈局，成爲引爆全國輿論焦點。

浙江作爲中國經濟最活躍及社會文化內涵最豐富的超級大省之一，尤其針對浙江作爲本輪互聯網巨頭反壟斷的第一陣地，以及“內卷焦慮”持續成爲當下社會熱點話題之時，讓很多人一開始都對在如此發達大省搞“共同富裕示範區試點”到底如何用意各有猜測。

但這不能阻止這個新熱點成爲資本追逐的焦點，今日，A股的浙江板塊多達24只個股封板，成爲當日最強地域板塊。

資本的認可，並非只是爲了一頓炒作割韭菜。

但長遠視角看，這會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前奏。

那麼，這個共同富裕示範點，到底如何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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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目標、七大關鍵措施

《意見》提出了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到2025年、2035年的發展目標。

到2025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經濟體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持續縮小，以中等收入羣體爲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基本形成。

到2035年，基本實現共同富裕。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爭取達到發達經濟體水平，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程度更高，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更加優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

所謂共同富裕，並不是均貧富，也不是同步富裕，而是先富帶後富、先富幫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它不僅是社會發展概念，更是一場以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爲標誌的社會變革。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既是一項長期任務，也是一項現實任務。

一直以來國家都把共同富裕作爲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如今在“十四五”開局、我黨百年征程的歷史性時刻，中央作出推動共同富裕重大戰略部署，意義、信心及決心都是無比堅定的。

在《意見》的重要表述中有不少關鍵具體措施是已經一直在貫徹的政策，也有一些新增的政策尤值得關注，如：

1． 2025年基本構成中等收入羣體爲主體的橄欖型社會，2035年城鄉居民收入達發達經濟體水平。

2．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

3． 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在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爲，加大省對市縣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

4． 優化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中等收入。

5． 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消除戶籍、地域、身份、性別等影響就業的制度障礙。

6． 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拓寬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羣體要素收入。

7． 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鼓勵引導高收入羣體和企業向上向善，探索各類新型捐贈方式，鼓勵設立慈善信託。落實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褒獎制度。

上面的每一個點，牽一髮動全身，最終推行下來，必然對當下相應領域格局產生巨大變化。

比如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做強做大左右國有企業，這是關聯到當下的互聯網巨頭反壟斷，社會內卷、躺平等民生熱點，很讓人聯想到資本急速擴張對社會勞動力關係造成的某些不利影響。通過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和平滑社會焦慮成爲新舉措。

又比如可能引發富人關心的“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發揮第三次分配”等明確政策指示，直逼富人階層的收入、財產分配等敏感問題。

2

爲什麼是浙江？

很多人都質疑拿浙江這種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前三的經濟大省當示範點的科學性和未來推廣下去的可行性。畢竟有違統計樣板標準，浙江不處於經濟/教育/社會貧富分化等維度的中位區間，甚至本身已經處於相當富裕的階層了。

2020年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倍差1.96倍，是全國31省中貧富差距最均衡的前三地區，遠低於全國平均的2.56倍。最高最低的市居民收入倍差1.67倍，是全國唯一所有設區市居民收入超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

但實際上，中央對此是有深謀遠慮的。

示範區，不是講羣體代表性，而是講榜樣性，所以要整體富裕程度和發展均衡都很不錯，並且容易推進改革的地區。

浙江素來具有強烈的探索改革創新意識，除了阿里淘寶的根據地杭州，溫州也是聞名全國的商業經濟創新先行者。

過去10年，浙江增加1014萬人，人口增量僅次於廣東，位居全國第二。所有地市人口都實現了正增長。

此外，浙江的民營經濟高度發達，整個浙江超過9成的企業都是民營企業，且佔GDP比重超6成。

同時，這種經濟結構也讓決策層有足夠多的樣本對資本擴張的模式及社會影響進行研究參考，很適合當地國企參照對比學習改革創新，去做大做強，同時對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格局進行優化，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的舉措進行試驗。

改革開放40年到如今，中國的綜合經濟實力整體提升翻天覆地，躍升成爲全球最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幾乎消滅了文盲、絕對貧困，人民的生活質量水平全面改善。

但現在，當下中國面臨的宏觀形勢嚴峻，對外不必說了，中美貿易戰成爲長期趨勢，全球產業去中國化呼聲又起。對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人口增速不斷下滑，去地產提消費的經濟結構轉型艱難推進，社會經濟結構嚴重不平衡，可以說中國現在面臨內憂外患的壓力很大。

刺激市場活力，提振農村經濟，發展內循環促消費戰略成爲當務之急。這種情況下，集中力量以打造浙江共同富裕的樣本，然後加大推廣普及，不失爲一個快速突破的戰略。

3

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富人階層該擔心嗎？

在《意見》所指的政策中，分別對高、中低收入的措施都有明確指示。

對於中低收入羣體來說，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消除戶籍、地域、身份、性別等影響制度障礙，豐富居民可投資金融產品，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拓寬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等可以提高收入水平，擴大收入等政策，這些都民生大熱點。

但這些領域都是歷來改革中最難啃的骨頭，觸動的利益關係最多最複雜，這隻能在很長的時間跨度去慢慢消化。

相反，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合理調節過高收入、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等措施對高收入階層來說反而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做得到的措施，富人階層不一定樂於看到。

起碼對於他們來說，政策並不會對他們的收入與財富動手，但多少意味着未來賺錢要更加規範，過去無序野蠻生長，通過宣揚966，壓榨打工人超額利潤的躺賺時光難再有了。

但如何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這是一個非常考究公平把握能力的敏感問題，這在文件裏也無細則，但既然提出來了，肯定有辦法。根據國際經驗，累進稅、房地產稅這些都有可能出來的。

所謂“第三次分配”，說白了就是在第一次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以及第二次由政府按照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原則、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障支出等再分配之後，再在道德力量的推動下，通過個人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這個理論最早是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其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與市場經濟》一書中提出來的。

第三次分配沒有法律規定，只是個人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去。

但個人合理合法財富收入的支配，屬於個人的法律權益，法律絕對不會強制性要求富人們“第三分配”。

在當下中國富豪階層，鉅額慈善捐贈的不算少，有很多具有家國情懷社會責任的知名企業家出手動輒上億的，比如玻璃大王曹德旺、萬向集團魯冠球家族、教育界著名的邵逸夫、騰訊公益陳一丹等。

但相對個人家族財富不斷創最快最高新歷史的海量中國富豪羣體來說，這些人的佔比還是鳳毛麟角，實在太少。

目前中國總體的“第三次分配意識性”還難以稱爲成氣候。美國的慈善業雖然摻雜着避稅的利益功利，但身價數千億的比爾蓋茨、巴菲特、喬布斯家族等甚至可以裸捐，這種程度相對中國現在來說簡直不可想象。

所以當下中國的合理高收入調節，可能還更多還是需要政策及時間去實現。

無論如何，未來如何向上向善回報社會，將是未來企業家要時刻面對的思想題。

可以預想，國家將會在建立健全回報社會激勵機制，鼓勵引導高收入羣體和企業家向上向善、關愛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意識方面會有相關的引導方針出來。

到時候，中國又會冒出多少讓國人爲之驚歎慈善富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