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可再生能源抹平各國資源差距，全球能源體系面臨徹底洗牌

“雙碳目標”的提出，意味着中國的能源結構將發生一次徹底洗牌。

近日，中國碳中和50人論壇成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指出，化石能源佔比過高是全球面臨的普遍問題，而全球的低碳化轉型將爲可再生能源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可再生能源更多依靠技術，這抹平了各國在自然資源上的差距，未來能源利用將不再是資源爭奪，而是技術競爭。

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快速下降，有望在全球掀起新一輪的高度電氣化浪潮。

在新能源領域，中國首次和發達國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而歷經四十年的追趕，中國的製造能力、研發能力、資金投入能力、市場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中國或將迎來一個“華麗轉身”，走到低碳技術的最前沿。

低碳爲經濟轉型提供新動力

《21世紀》：從碳達峯到碳中和，中國只有30年時間，短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其實現難度如何？

周大地：全球的低碳化轉型是放在所有國家面前的共同挑戰。2019年全世界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比重是83.7%，中國和美國的化石能源佔比都是84.7%左右，化石能源佔比過高是共同的問題。

目前發達國家社會生活高度依賴油氣資源，其人均能源消費高於中國，比如歐盟大概是4~7噸標油，而中國是三噸多標煤，中西方各有各的難處。

對中國而言，難處在於能源結構中煤炭比重超過一半，效率較低，經濟結構偏重。更重要的是，不同於西方國家已完成工業化，經濟增速較低，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經濟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長，產業都有進一步擴張的衝動，如果沒有低碳的約束，經濟增長和能源之間有可能保持一個較高的彈性係數。

好處在於，中國並不需要達到歐美等國所處的浪費型消費階段再推動低碳轉型，技術的進步也使得中國不會重複西方在低能效狀態下形成的巨量的基礎設施。比如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推廣空調，而如今美國大部分空調設備都已非常落後。

《21世紀》：低碳的約束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如何平衡減排與發展之間的關係？

周大地：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國，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到現在爲止，中國高耗能產業的產量已遠超發達國家曾經達到的水平。比如，鋼鐵累計人均產量冠絕全球，鋼鐵產量全球佔比高達53%，水泥產量全球佔比接近60%，如今這些重化工業大都出現過剩現象，進一步擴張已沒有多大空間。

對中國經濟而言，產業結構本身也到了一個必須調整的階段。依靠基礎原材料大量投入、大批量製造低附加值產品是不可持續的，這部分市場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已進入飽和階段，中國經濟正在擺脫單一的規模導向，更加註重高質量發展。

所以不論有沒有減排的約束，中國經濟都已經到了轉型升級的節點，而全球的低碳轉型，或將爲這一過程提供新的動力。

《21世紀》：目前核準待建的煤電機組達1億千瓦左右，預計還有1億千瓦的機組納入規劃，如果上馬，煤電總裝機將超12億千瓦，如何看各地新增煤電的衝動？以地方能源集團爲主的國企爲何成爲新的投資主體？

周大地：中國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電網，裝機總規模已超20億千瓦，比世界第二（美國）多出了近一倍，歐洲各國大都在1億千瓦左右，而國內很多地方覺得新增一兩億千瓦只是增長了10%，是正常的。

建煤電廠的衝動是多種因素造成的，要說服各地並不容易。

第一，現在電力的增長勢頭依舊很快，各地都有較高的電力需求預測，火電是滿足這些需求的主要手段。

第二，不少地方將用電看做經濟的晴雨表，不管結構與效率如何，只要用電量放緩就會擔心經濟出問題了。

第三，不同於其他商品可以差異化競爭，電力是通用產品，無好壞之分，各地都有爭奪電力市場份額的衝動。

其四，大型國有電廠建設煤電時，佔地等問題容易解決，工程投資較爲集中，而建設分佈式的新能源系統則需要處理更多的社會問題，重新組織員工流程，加大管理性投入。

事實上，現在很多火電廠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整個火電的負荷率是在下降的，年運行小時可能都不到4000小時，再新增煤電可能會出現虧損；另一方面，不建又怕發電量被別人分走，彼此都想把自己的碗做大點，希望其他人退出，陷入“囚徒困境”。

而且一些地方認爲，不管怎樣，把電廠蓋在我這，GDP上來了，投資也有了，發電也不用從外面買了，最後就造成現在欲罷不能的狀態。

不能以用電量衡量GDP質量

《21世紀》：爲何不能單純以用電量來衡量GDP的好壞？怎樣看近日打擊比特幣挖礦的現象？

周大地：前些年，很多電力富裕的地方，比如內蒙古、新疆、四川、雲南等，都巴不得讓比特幣挖礦留在本地，數百億度電被用在挖比特幣上，這空耗了大量能源，擠壓了實體經濟的供給，同時滋生了金融市場的大量投機炒作，百害而無一利，然而曾經很多地方都在鼓勵。

中國最近開始強調節能降耗、提高效用，這是非常必要的。現在必須重新明確的一個理念是，用電量高並不等於經濟好，更不意味着經濟質量的提高。刺激用電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減少浪費、少用點能源是好事應該是一個常識。而不少地方靠多用能源來算GDP增長，這種消耗型的經濟增長只會加重資源負擔，降低經濟效益與質量。

同時，這也說明中國節能提效的潛力是巨大的，中國工業上先進節能技術的普及率不到30%，中國還有好幾億的中低壓和亞臨界機組，投入一部分資金做技術改造，其能效可以提高將近10%，每一度電節約幾十克煤，然而由於電廠不怎麼賺錢，缺少投入技改的動力。解決類似問題，需要在電價、投資機制、企業運行目標等方面推動綜合改革。

《21世紀》：電力系統的綠色化轉型不能靠自由市場競爭來解決，原因是什麼？市場與政府將分別扮演何種角色？

周大地：現在煤電廠那麼多，如果壓縮總量又自由競爭的話，必然是彼此爲了生存而惡性競爭，誰都不想主動退出市場、賠錢也要做，造成市場扭曲。

環境經濟學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外部性問題的內部化分析。關於環境問題，市場從來不會自己解決，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確實是有效的，但在確定社會發展目標上就是無效的。所以我們要利用市場的機制，儘量縮小轉型的成本，但是不能由市場來決定轉型的方向。

中國的綠色轉型一定要有一個目標來引導，然後在投資、利潤、稅收、價格、金融等方面調整市場運行系統，建立完善的市場引導機制。

比如，儘管原料來自國外，但中國大量出口鋼鐵與成品油，將污染留在了國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退稅，生產同樣的東西賣到國內需要交稅，而出口國外卻有不菲的退稅，一些產品的退稅率甚至高於利潤率，這會養活國內的虧損企業，如果調整退稅機制，就能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

《21世紀》：能源結構的調整，不可避免地會觸動部分地方、部分行業的利益，如何調整、平衡各主體間的利益關係？

周大地：這是一個至少30年時間的過程，30年前中國總的電力裝機規模才兩三億千瓦，所以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在能源結構調整中，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分佈式發電、智慧電網、充電樁管理等，這些領域都會形成新的更高級的產業，整個行業會出現一輪重構，一些行業可能消失，但也會湧現出更多的機會，而這需要重新學習與開拓，如果守着煤炭別的什麼都不想幹，可能確實會很難受。

在能源轉型上，國內各個地方的壓力差別很大，比如此前核電項目大都建在沿海，內陸則以火電爲主，後者的壓力要更大。比如山西的經濟和煤炭直接掛鉤，壓減煤炭意味着經濟會受到較大沖擊，完全自己來承擔並不現實，過去忙着挖煤，發展的都是大型機械等技術，雖然現在擴大科研投入，搞煤礦自動化、智能化，但煤礦都關了，智能化又有何意義？

所以，應從全國範圍統籌推進“雙碳”目標的實現，部分地區可以率先實現達峯，同時可以考慮通過適當的財政和金融政策，比如設立低碳轉型基金，幫助困難地區有序達峯並轉型。這也借鑑了國際上的普遍經驗，比如歐盟確定了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但有些國家難，有些國家容易，於是他們就建立了類似的幫扶計劃。

新能源技術抹平資源差異

《21世紀》：如何看中國能源發展的現狀？“雙碳”目標將爲中國能源行業帶來哪些影響？

周大地：中國用了幾十年時間，從一窮二白到目前已掌握了全套的化石能源開發技術，建立了全球規模最大的產業體系。目前，中國的採煤技術已進入世界第一序列，煤電規模世界第一，水電規模也是世界第一，核電技術也取得諸多突破。事實上，在傳統化石能源開發上，中國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追趕過程。

現在全球的能源體系都正面臨一次徹底的洗牌，在低碳技術上，中國終於有機會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很多技術我們沒有，國外也沒有。

而現在中國正在積累自己的優勢，歷經四十多年發展，中國的製造能力、研發能力、資金投入能力都已今非昔比，如今新能源技術進入中國，能夠實現大規模生產、大幅度降低成本，在生產和市場雙向反饋過程中，能夠實現產品快速迭代、不斷增強創新能力。

因此我認爲，在這次全球綠色轉型過程中，中國或將迎來一個比過去漂亮得多的“華麗轉身”，走到低碳技術的最前沿。

《21世紀》：近年來中國的新能源取得長足進展，未來中國在全球新能源開發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

周大地：在新能源開發上，中國和發達國家是並跑的關係，而且中國後勁兒大，很有可能跑到前頭，這一方面得益於製造與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得益於巨大的國內市場。

我去看過海上風機，沒有足夠的製造能力真幹不成。數萬噸的作業船，起重機要將海上風機上吊100多米，海上風電的基座鋼管上百米長，要打進海底幾十米的深度，具備這種工程能力的國家並不多。

如今新能源中光伏超過70%是由中國製造的，中國製造的風機全球佔比也超過30%，放眼全球，能在質量和性能上與中國競爭的選手並不多。在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中國也進入了平行競賽的階段。

問題是，現在有些人有些捨不得，覺得搞了30年，好不容易拿到手裏成爲老大的化石能源不忍放棄，但須知全球低碳化是不容阻擋的趨勢，現狀絕非終點，而且新能源技術正在快速更新，不進則退，千萬不能錯失全球綠色轉型的機會。

《21世紀》：在全球綠色轉型中，擴大可再生能源比例將爲經濟社會帶來哪些改變？

周大地：首先，以煤油氣爲主的化石能源更多是一種基於自然稟賦的資源，全球在化石能源上的競爭除了開發技術，還包括對資源的搶奪，這帶來了地緣政治、能源安全、資源儲備等一系列問題。

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則更多是一種技術，風和光是地球上普遍存在的，無需進口，這抹平了各國在自然資源上的差距，以後的能源利用將不再是資源爭奪，而是技術競爭，誰有技術誰就拿到了資源，擁有技術可以出口技術而非資源，沒有技術就連自己的資源都沒法利用。

其次，可再生能源價格正在快速下降，15年前光伏發電的成本大概4元，現在基本實現平價，甚至比平價還便宜，光伏正在進入“一毛錢一度電”時代，其技術和組件成本下降的很快，如今更多的成本在於施工、用地等其他成本。而化石能源正在逐漸衰竭，且帶有地緣壟斷屬性，新能源的崛起意味着全球利益的重構。

再次，如果電價便宜到0.1元左右，將在全球推動新一輪的高度電氣化浪潮。

電力是最清潔的能源，原有的能源利用以末端處理爲主，這是因爲此前電是化石能源發出來，價格必然高於化石能源，所以能不用電的就儘量用化石能源，比如燒天然氣就比用電爐熱水便宜，如果電力價格開始低於化石能源，由於前者在清潔、自動化、可控性、安全性上表現更出色，必然會帶來新一輪的電氣化。

比如，一開始電動車的體驗肯定不如燃油車，但近年開電動車的人正在快速增加，到2030年電動車與燃油車的體驗和性價比有可能完全翻轉，而汽車的電動化也將加快其智能網聯化進程，因爲控制系統更簡單，自動駕駛在電動車上實現起來要比燃油車容易得多。

（作者：夏旭田，繳翼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