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梁建章：鼓励生育有用，有钱而且很急

来源：绕梁说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四连降”，总和生育率也已经跌到1.3。随着二孩堆积效应趋于结束以及育龄妇女人数减少，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仍然会进一步下降，可能很快就会跌破1000万，如果没有政策干预，中国的人口将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萎缩。针对这种情况，我连续撰文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一些政策建议，如现金奖励、减免税收、房价补贴、教育减负和托育扩容等政策。这些政策建议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既有很多人表示赞同，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鼓励生育无用论”“鼓励生育没钱论”还有“鼓励生育不急论”。下面我就来分析和反驳一下这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鼓励生育无用论

有些经济学家悲观地认为，很多国家下狠劲鼓励生育没什么效果，“生育率的下降是东亚社会的宿命”。这是典型的“鼓励生育无用论”，认为反正即便出台政策也没用，就不要出台什么鼓励生育政策了。

鼓励生育到底有没有用，终究要用数据说话，我做了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国家每多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3-4%的GDP鼓励生育，他们的生育率也在1.8到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的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有人说日本一直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其实，如果以欧洲发达国家作为参照对象，东亚国家包括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低的，鼓励生育的开支普遍只占GDP1-2%。日本鼓励生育真的没有效果吗？我们应该来问，如果日本不鼓励生育，生育率会低到什么程度呢？很可能会比现在还低很多。得益于其鼓励生育的措施，至少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国家和地区里是比较高的。韩国的养育成本如房价和教育成本比日本更高，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不如日本，所以其生育率已经跌破了1。中国的房价和教育的成本压力比日本高，如果不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肯定远远低于日本。中国的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六普数据显示只有0.7左右，如果通过鼓励生育把生育率提升到日本的水平，那就是非常有效果的。

第二种观点：鼓励生育没钱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鼓励生育显然是有用的，但是鼓励生育需要花很多钱，据我估算中国要达到日本这样的生育率，可能需要GDP的2%-3%，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需要GDP的5%，达到更替水平需要GDP的10%，如果按照每年多出生1千万个小孩来算的话，需要平均一个孩子100万人民币等值的奖励（形式可以是现金，减税，和购房补贴等）。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拿出GDP的百分之几来鼓励生育。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资源来鼓励生育的，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等。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一部分来鼓励生育。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从回报上来讲，如果鼓励生育的钱没有起到作用，这个家庭本来就会生这个孩子，那么鼓励生育的钱只是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有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有正回报的，也就是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简单算一下，一个孩子未来对社会和国家财政的平均贡献值应当是大于100万的。

还有人说，100万对于落后地区的家庭是太多了，但对于大城市的家庭却太少了。其实100万是个货币化的平均数，而且现金应该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应该是减税（所得税和社保等）以及购房补贴的形式。发达地区的育儿成本高，相应的减税和房价补贴的力度大，这样就照顾到不同地区育儿成本的差异。比如高房价地区可以实行：一孩房子九折，二孩房子七折，三孩五折。有人说假如推出房价补贴，会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增加高房价地区的住宅土地指标。高房价地区本来住房供地就偏少，增加土地供应，让土地跟着孩子走，不仅可以鼓励生育还能平抑房价。

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根本上取决于一点——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来降低他们的育儿成本。

持续的低生育率未来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市场和人才规模的萎缩将导致创新力衰退和综合国力的削弱，其严重程度甚于日本。日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多年来保持在1.4左右。2019年12月26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在谈到日本的低生育率危机时说：“现在事态十分严重，说是国难也不为过”。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生育理应作为国家大事，“鼓励生育无钱论”自然就站不住脚。另外，鼓励生育长远来看是对社会有高回报的，而且短期还可以刺激经济。中国现在很多行业产能过剩，如果能有更多的孩子产生更多需求，包括婴幼儿用品、教育产业都将因此获益，有助于消化产能提振经济。如果未来推出适当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会提振宏观经济的信心。

第三种观点：鼓励生育不急论

鼓励生育是迟早要做的事情，如果任凭每代人减半的生育率持续下去，不到三十代人或者一千年，中国人就绝种了（因为二的三十次方是十亿）。这种每代人减半的速度，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有一种论点认为，鼓励生育不急，等人口少了再鼓励生育也不迟，比如当中国人口降到十亿以下再鼓励生育。

这种观点完全经不起数学和逻辑的推敲。2020年中国只生了1200万人，如果以后每年出生人口都保持这个数量，按照人均寿命80岁计算，1200万x80=9.6亿，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口已经肯定小于10亿，也就是即便能够维持2020年的新生人口，未来最多也不过9.6亿人。虽然人口小于10亿已经是必然，但是过程却很漫长，如果我们要等人口降到10亿再鼓励生育，那可能要等两代人。问题是，在我们无所作为的等待时，新生人口还是会以每代人减半的速度递减。不用两代人，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到2050年，如果还不鼓励生育，那么2050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500万，按照人均寿命90岁算的话，未来人口不到5亿（500万x90=4.5亿），新生人口只占世界的4%。2050年并不是遥远的将来，而只是三十年后。我们这一代人谁都不愿看到，在有生之年，中国从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大国，变成出生人口只占世界4%而且极度老化的国家。更严重的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这种人口衰减将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要尽快扭转这种无止境的人口衰减趋势。另外从财力上来讲，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等到未来人口严重老化，养老的财政负担加重，我们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所以鼓励生育要趁早。

结论：

我在上面澄清了鼓励生育的几个误区，说明中国鼓励生育有用、有钱而且很急迫。个别年轻人可以“躺平”，但是我们的生育政策不能“躺平”。面对已经跌破警戒线的低生育率，生育政策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中国的崛起在一代人以后就只能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