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中國互聯網精英“卷”入新加坡

作者|沈丹陽

這看起來是夢中才有的offer：

 1、美股上市互聯網公司，市值是某大廠的兩倍還多；

  2、薪資誘人，校招35萬-100萬總包，社招更高；

  3、告別996，工作早十晚七，無限量零食供應，18天年假，14天病假；

  4、拒絕內卷，無PUA，不強制績效分佈，新人不背鍋，不設35歲門檻；

  5、此類崗位多多，均大量招人；歡迎有經驗的大齡互聯網人。

在一片“內卷”的中國互聯網行業裏，這樣的描述看起來極度不真實。然而，事實卻是，越來越多的人在接到這樣的“邀約”。

是的，這些機會並不來自國內，也並非來自已有很多華人工程師的美國

——它們來自一個令中國互聯網從業者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新加坡。

目前還是藍海

在多家國內大廠摸爬滾打併一路做到某準上市小巨頭公司中層的黃生（化名），最終選擇離開。他搬去了新加坡，加入了電商公司Shopee。

“我的老東家也一直在傳上市，我的老老東家在美股的股票也是不停在漲。但我和好多同事都會感到，這裏早已經沒有什麼藍海了。”黃生說。

“你只要看看SEA的股價。”他說。SEA是Shopee的母公司，在紐交所上市。“它2019年是十幾美元，現在是多少，奔300美元去了。哪怕是股價還在漲的阿里騰訊，顯然已經不是這種誇張增長的階段了。”

黃生在2020年來到新加坡，他感覺到，這一年以來，越來越多國內的同行開始在新加坡相遇。

暗流湧動。在中國科技互聯網如火如荼發展之餘，人們似乎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口和市場規模都十分有限的新加坡，會成了中國互聯網人才外流的新目的地。

事實上，這種趨勢早有端倪。一開始，許多人是被新加坡的物質條件吸引。

作爲一個和國內諸多文化習慣類似的社會，新加坡先是憑藉優秀的教育資源等，引起進入職業中段、考慮家庭和子女等因素的互聯網人的注意。

彭哲夫2018年舉家搬遷新加坡。他曾是金山快盤後端團隊最早的三個程序員之一；後在豆瓣鼎盛時期加盟，完成了平臺絕大部份的APP引擎開發工作；之後又來到芒果TV，推動移動互聯網的轉型。他就像前線作戰正酣的戰士，度過了在互聯網行業披荊斬棘的十年。

然而兒子的出生讓他開始考慮家庭，他曾有兩個選擇：一是去國內一家勢頭正好的獨角獸企業，但可預見的是極高的工作強度和壓力；另一個選擇是投奔在東南亞做電商的朋友，公司業務剛起步急需技術人員加盟。

“（獨角獸企業）錢給的是真多，誰會不想要錢，但我真的希望陪小孩多一點。”相比國內程序員996/007的工作節奏，他更希望能分出時間陪伴家庭、見證孩子的成長。

而幫助這個決定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他明顯感到的新加坡和東南亞互聯網的潛力。

他曾花兩個多月的時間繞着東南亞走了一大圈。他發現，即便在動盪的緬甸邊境小村莊中，仍能看見vivo和OPPO等智能手機的身影，震驚之餘他意識到，東南亞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已具備了硬件基礎，行業騰飛只是時間問題。

在這波浪潮中，更多的人正是爲此而來。

2018年，35歲的美團閃購運營負責人李文卓辭職了。

他也是一路在多家互聯網大廠打怪升級，在美團的五年時間更經歷了外賣業務從0到1的建立。他曾爲了把項目做上線整個月不眠不休，也曾爲了讓業務跑起來傾盡所有尋求資源。如今35歲的他，並不希望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被一線城市的房貸和孩子的教育問題綁定。他想再折騰一下尋找人生新的可能。

然而，無論在國內互聯網怎麼做，都無法打破他在網易、淘寶、美團等大廠的經驗路徑，他開始尋找新市場。

在尋覓中他發現，2015年的新加坡還猶如寸草不生的荒地，2018年便崛起了令全球側目的SEA和Grab，與競爭步入白熾化的國內互聯網相比，這裏的空白領域和機遇更多，宛如幾年前一片藍海的中國移動互聯網，是孕育超級獨角獸的肥沃土壤。李文卓最終加入當地企業定居新加坡。

據谷歌發佈的《2018年東南亞互聯網經濟報告》預測，這個處於爆發前夜的市場2025年將達到2400億美元，佔東南亞GDP的8%，而在Grab、Shopee、Lazada等領跑者後，相繼還會出現如國內的支付寶、微信、美團等“超級應用”。

資本對風口的嗅覺總是最靈敏的，《金融時報》相關數據顯示，僅2019年上半年，東南亞科技企業的總風險投資額便達到了34億美元，同比增長逾300%。其中來自中國風投機構的資金約7億美元。

此前，紅杉資本一位負責東南亞市場投資的投資人曾對品玩形容，若把整個東南亞比做整個美國市場，那麼新加坡同時扮演了Menlo Park和Delaware的角色——前者代表了風險資本，後者則代表了稅收優勢。這使得新加坡成爲拓展東南亞的一個最佳切入點。

“客觀地說新加坡本地市場規模是有限的，所以這些跨國企業落戶新加坡看重的肯定不是本土市場，他們真正想要競逐的是6億多人的東南亞市場，甚至是79億人的地球村。新加坡的定位更像是經營特種部隊的運籌帷幄的司令部，真正的戰場其實在我們的門戶市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國際事業羣（大中華區）副司長劉晉榮對品玩表示。

“新加坡這個500多萬人口的國家裏，有包括Lazada、Shopee和亞馬遜等五個大型國際電商平臺。這看起來的確不太合理，其背後的原因在於新加坡並不是他們的主戰場，而是他們的國際化實驗室，他們在此打造自己的面向整個東南亞的產品和戰略思路，在新加坡市場取得一定成效之後，再大規模投放於東南亞市場。”

除了巨大潛力，新加坡還在2018年以來越來越緊張的大環境下顯得更加寶貴。無論是以中美爲主的國際人才流動遇到的問題，還是更多地緣爭奪帶來的數據安全等合規成本的問題，新加坡都成了一個解題的關鍵。

比如，2019年以來美國對於工作簽證限制的提高，讓不少沒有取得身份的互聯網工作者，無法留在美國總部，這刺激了硅谷巨頭們進一步擴張在新加坡的亞太總部來“安置”這些員工。

據劉晉榮介紹，新加坡的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外來人士。“爲了更好的服務科技領域方面的一些需求，我們去年宣佈了Tech.Pass計劃，通過申請的頂尖科技人員可以在新加坡長期逗留，且不受僱於任何新加坡企業。”

再比如，國內出海美國和印度的互聯網產品，在2020年面對嚴峻的數據安全挑戰後，紛紛把數據中心設在新加坡。“在全球範圍來看，新加坡與迪拜的數據開放性是最高的。” 韓軼東現在就職於國際開源數據庫公司PingCAP，日常工作便是與跨國企業和當地公司合作，爲他們提供穩定高效、安全可靠、開放兼容的新型分佈式數據庫TiDB。

“新加坡就是這樣一個理想的數據樞紐，它的數據資源流動性極高。”

2020年以來中國互聯網公司也開始重倉新加坡。

2020年5月，阿里巴巴以84億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了新加坡安生保險大廈50%的股權，並將其作爲Lazada的總部；騰訊也宣稱將在新加坡設立區域中心；愛奇藝則將全球總部設在了新加坡；字節跳動在2021年5月任命剛剛從小米加盟的周受資擔任TikTokCEO，並讓他常駐新加坡。有媒體報道稱，字節跳動在新加坡開放的招聘崗位涉及數據管理、電子商務、支付等多個領域，佔其全球招聘數量的四分之一。

這些有全球化野心的中國科技公司在新加坡的佈局帶來了更多“技術移民”的機會。阿里巴巴和字節等公司就像他們的硅谷對手一樣，開始出現大量跨國輪崗或者調配的員工。

最近一年，黃生感到國內前同事找他了解近況的頻率在增加，而且他明顯發覺，這些人的選擇在變得更多。

“在新加坡的中國公司、甚至公司內部跨國派遣機會，美國公司亞太總部，新加坡本土的大公司。甚至一些投資機構的轉行機會。花樣越來越多。”

自2020年開始，由行業需求帶來的國內互聯網人才遷徙現象更加明顯，來新加坡工作的國內互聯網人急劇增加。據新加坡招聘網站NodeFlair稱，每週僅技術崗位空缺就超過500個，該公司目前正在幫字節跳動和Shopee招聘人才。

“我剛來這邊時，在互聯網行業的中國人多是畢業後工作的留學生；後來中國出海企業來到東南亞，也帶來了一波人才，但以新加坡爲重心去開展業務的相對還是比較少；再後來本土公司Grab和SEA做起來了，國內BAT大廠也開始在這邊招兵買馬，大量投資收購當地企業，也自然從國內帶來了大批人才。”已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十五年的韓軼東表示。

在新加坡複製中國互聯網

不過，與巨大機會對應的，往往就是巨大的不成熟。

來到新加坡的中國互聯網人，經歷過中國移動互聯網的黃金十年後，無論從研發技術還是產品形態上，都有着遠超當地行業的見識和能力。這讓他們初來時感到不小的“落差”。不少國內一線從業者發現，自己低估了新加坡“現實的貧瘠”。

“我之前預計這裏（新加坡）怎麼也有國內二線互聯網公司的技術水平，但實際上連國內的平均水平都不到。”彭哲夫說，互聯網行業的技術很容易量化，而他自己又是做平臺基礎設施的行家，一個產品的技術水平如何，他觀察兩天就有數了。

彭哲夫直言，初到新加坡時內心的失落感是無法掩飾的。他就職的互聯網企業在幾年間實現了驚人的爆發式增長，規模甚至超過了國內部分大廠，可短期增長帶來的副作用之一是平臺基建不完善，與國內歷經十年技術沉澱打造的產品相比，確實有些相形見絀。

但這也正是機會所在。

對於程序員來說，國內互聯網的技術固然成熟，留給一線人員施展的空間也逐漸縮小，把國內戰場中鍛造出的實力放在起步階段的東南亞移動互聯網中，猶如乘着時光機進行一場降維打擊，做出成績只是早晚的事。

“很多經歷過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業內人士會發現，東南亞互聯網市場的現狀，跟中國10年前非常像。因此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史對新加坡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參照物，對很多中國互聯網人來說也是個難得的機遇。”劉晉榮表示。

事實上，新加坡本土最成功的公司身上，也有相似的路徑的影子。

被稱爲“東南亞小騰訊”的SEA（冬海集團），創始人李小冬（Forrest Li）是出生在中國天津的華人，見證過BAT的崛起，他非常清楚自己創業的目標，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表示“要做東南亞的騰訊”。他先是創辦了SEA的前身Garena，主營遊戲代理業務，通過《英雄聯盟》的東南亞代理業務，一方面接受了騰訊投資，另一方面一舉成爲了東南亞的遊戲霸主。

之後，2015年，看着國內電商的火熱，他又在東南亞推出了電商平臺Shopee，效仿淘寶C2C的模式直接跳過了競品扎堆的PC電商時代，並由此收割了一大波東南亞移動消費的初代用戶。SEA於2017年正式上市，成爲東南亞首屈一指的互聯網公司。

而且，在SEA的發展過程中，也沒少得到來自國內互聯網巨頭裏老將們的指點。據知情人士對品玩介紹，前阿里巴巴早期員工和前美團COO幹嘉偉現在就在新加坡。他加入高瓴資本後，被高瓴資本創始人張磊“借給”SEA，用他在阿里巴巴和美團都驗證過的經驗幫助SEA快速推動地推等業務的成長。

“曾經摸着石頭過河的人，現在來東南亞教他們怎麼摸石頭”。彭哲夫說。而且一羣經驗豐富的互聯網人攜手過河，不過是一眨眼的功夫。

就彭哲夫的感受來看，新加坡互聯網行業正經歷的撕裂式擴張，讓身處其中的人有種“一天勝似一年的感覺”，他從初來時的落差感，到打起精神重新披甲上陣，一邊衝在一線開發平臺技術，一邊身兼管理任務搭建團隊，不過用了一年的時間。就在這段時間裏，他帶領團隊完成了包括平臺緩存方案、混合調度編排，以及物理SDN在內的幾個重大項目。而同時發生的，是他所在的互聯網企業市值翻了10倍。

韓軼東在十五年間親歷了東南亞互聯網行業的更迭起伏，他曾就職於雲通訊公司Twilio，接觸過非常多中國互聯網出海企業，初期時創業者們興致勃勃而來，但因市場條件不成熟、以及對當地營商環境水土不服等鎩羽而歸者比比皆是，即便是國內大廠們也曾在東南亞市場跌過跟頭。

可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近年來國內互聯網人遷徙到新加坡所帶來的技術和產品模式，讓東南亞當地市場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往這邊很多網絡技術共享空間裏，用的都是歐美互聯網大佬的頭像，中國巨頭來之後，你會在雅加達的共享空間裏看到馬雲的頭像。”韓軼東說國內互聯網巨頭的進入，讓東南亞對中國技術有了新的認知。

“甚至有一些仰望的感覺。”

已經有點“卷”了

人才不斷流入，但依然填補不了新加坡科技互聯網的人才缺口。

尤其是，中層缺乏。

“過來的都是非常頭部的人，也有部分執行層的人，但從行業的發展來看還遠遠不夠，優秀的互聯網中層在新加坡這裏很少。”李文卓認爲，新加坡吸引人才的速度，還沒有趕上行業自身發展的速度。

他認爲，對國內互聯網中層人員來說，新加坡的吸引力有限。

王奧也是與彭哲夫和李文卓同批來到新加坡的互聯網人，他起初就職於本土互聯網公司，近年跳槽到了BAT巨頭在新加坡的分部。作爲一名資深互聯網人，他覺得新加坡薪資的天花板對中層人員來說，確實有些低。

如果用阿里P8及以上定義互聯網中層，國內互聯網公司的待遇要比新加坡豐厚得多，除了基本薪資福利外，一般都會給中層管理人員配備可觀的股票。而新加坡公司除了稅率較低外，能提供給中層人員的福利非常有限，國內跳槽來此的多面臨着降薪的風險。

不過，黃生則認爲，隨着幾家當地巨頭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巨頭的擴張搶人，新加坡的技術人員整體薪酬競爭力近來開始直追國內。

“因爲現在他們要直接和國內企業搶人了，肯定要有能匹配的水平。”

這種吸引力首先傳導到了行業新人的層面。這又帶來了新的微妙變化。

“明顯能感受到新加坡的互聯網市場更加有活力了。”彭哲夫說，與他同期來新加坡工作的互聯網人多是“拖家帶口”的，但現在不乏應屆畢業生的面孔。“從2020年開始，有更多的國內工程師來到這邊，而且從年齡層次上面來看，比我來的時候年輕很多。” 

品玩觀察發現，包括新加坡本土互聯網公司Shopee和Grab、國內BAT在新加坡的分部，以及當地的歐美互聯網公司，都在爭相挖掘中國年輕的科技人才，其中應屆生佔比逐漸遞增。國內脈脈和牛客網等求職平臺上，越來越多拿了新加坡offer的畢業生髮帖徵詢意見，或尋找即將一同入職的夥伴。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與國內互聯網大廠水漲船高的入職門檻相比，拿到新加坡offer的畢業生不少來自二三梯隊高校的相關專業。

在彭哲夫看來，中國移動互聯網的黃金十年同期培養了超過市場需要的計算機人才，這不僅體現在數量上，也體現在質量上，即便與亞洲頂尖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生相比，國內計算機應屆生的技術基礎和工程經驗仍高出一籌的，且薪酬上可能只需要名校畢業生的一半。

這些年輕人的湧入，讓國內熟悉的”內卷“，也開始出現在新加坡互聯網人的嘴邊。

新加坡的互聯網行業，原本節奏緩慢。

“剛來這邊的時候，公司每天6點就沒人了，我都不知道晚上該幹啥，畢竟在國內互聯網公司開會都超過晚上十點。”李文說。這讓他曾適應了好一陣子。即便是處於上升期的互聯網巨頭公司，員工也嚴格遵循着朝九晚五、每週五天工作日的正常作息，偶爾因突發事件加班也會得到調休或費用補貼。

而中國員工佔比高達70%的Shopee和Lazada，則開始出現被國內互聯網公司“同化”的苗頭。

一位Shopee員工告訴品玩，公司內部開始有了加班文化，且隨着國內互聯網人的增加，當地PR（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請難度也隨之增加。職場平臺上甚至出現了Shopee員工自封的保安隊長，意在捍衛新加坡互聯網的工作環境，反對一切由國內帶來的內卷文化。

“好在新加坡公司的員工背景比較多元化，企業仍需尊重當地的文化，新加坡人對加班還是非常牴觸的。”就彭哲夫觀察，在多元文化的制衡下，新加坡的互聯網工作環境目前尚可，但他也認爲，“新加坡互聯網可能遲早也會出現996文化和內卷現象”。

黃生對此倒看的更明白。他覺得，這些發生在新加坡的互聯網公司裏的事情，總讓他想起當年的中國互聯網。

“大家在意的其實不是996。想當初996還被當作中國互聯網競爭力的一個標籤。”他表示。他認爲，那之後圍繞996發生的變化是因爲大家發現加班文化給自己帶來的回報，不再對等。

其實內卷的本質，就是太多人才想要分享增長已經放緩的紅利。而很顯然，新加坡的科技互聯網還處在指數級增長的前夜。 “這纔是新加坡真正吸引那些中國互聯網人的地方。”黃生說。

“我們這批人沒有經歷過團購大戰、單車大戰，也沒趕上最早的這波科技巨頭的上市潮。雖然看起來高薪，但其實沒有能實現躍升的機會了。”他說。

“對我們來說，新加坡就是最後的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