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獨家對話黃怒波：做企業家和登珠峯都是挑戰不確定性

中新經緯客戶端6月25日電 （趙佳然）“登山時不會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頂，做企業也是如此，僅存偉大的幻想沒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頑強挑戰。”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在接受中新經緯客戶端專訪時，如此將企業家精神與登山精神聯繫在一起。

1995年，黃怒波辭職創建中坤集團並擔任董事長，通過投資房地產賺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在投資創業同時，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黃怒波從未放棄對文學的追求，同時與登山結下了不解之緣。目前，黃怒波已出版詩集、散文集十餘部，並被翻譯成九種語言，完成七大洲高峯的攀登並徒步到達南北極點，其中三次登頂珠峯，2018年率北京大學山鷹社登頂珠峯。

前不久，黃怒波撰寫的小說《珠峯海螺》正式出版，作爲一部“商戰”“登山”雙主題的小說，書中不僅刻畫出攀登珠峯的艱難險阻，同時再現了企業家在商海鏖戰中的跌宕起伏。

《珠峯海螺》歷時十年完成，結合了作者登頂珠峯的個人經歷，濃縮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圖景，體現出不斷創新、永不服輸的精神氣質。在接受專訪時，黃怒波感慨道，企業家的挑戰與攀登山峯有諸多相似之處，在遇到不確定性時勇於挑戰的精神是一致的。

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 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北京中坤投資集團創始人黃怒波接受“全寶對話”專訪實錄（有刪減）：

中新經緯：前不久你再次登上珠峯和大本營，作爲曾經成功登頂珠峯的企業家，此次再去珠峯有什麼感受？有什麼不同？

黃怒波：我登過5次珠峯，其中1次失敗，3次登頂。2018年，我作爲總指揮帶領北京大學山鷹社登珠峯，這也是世界第一支登珠峯的普通大學生登山隊。那次經歷讓我感慨萬分。

2002年，山鷹社登山隊在攀登西藏希夏邦瑪峯的過程中遭遇雪崩，從此以後業內便認爲大學生不能登這麼高的山。但對我來說，回看民族歷史，多少年來我們是從失敗中走過來的，倘若因爲一次失敗而不再嘗試，那麼便失去了向上精神。所以，我不斷地做北大的工作，2016年終於獲得了學校的准許。

探險不一定意味着冒險，要有一切可控的方案；同時，要強調組織紀律，要聽話，這兩點北大山鷹社都做到了。這次我們很順利地登頂，從失敗的地方站了起來，這樣纔對得起埋在雪裏的那幾個學生。

這次再回珠峯，見到了相識多年的嚮導藏族弟兄們，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實際上，我的小說背景就是珠峯頂上，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新一代西藏人，他們從過去的放牛娃成長爲了與國際接軌的新興產業參與者。

登珠峯對我最大的磨練就是，讓我發現人在山的面前如此渺小，然而但只要肯堅持，就沒有克服不了的東西。事實上，企業家的挑戰跟登珠峯一模一樣，就是挑戰不確定性。登山時不會知道明天能否成功登頂，也不知道未來的危險在哪裏；做企業也是如此，僅存偉大的幻想沒有用，需要一步一步頑強挑戰。

中新經緯：最近你發表了一個演講，題目爲“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企業家精神的審美批判”，爲何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企業家精神放到一起？

黃怒波：我們這一代做企業的人，也應該有一個反思。我們是誰？從哪裏來的？我這次在演講中談到，古樹參天是因爲它的根深深紮在大地裏；這一代企業家有如此成就，是因爲趕上了好時代，並不是因爲個人多麼了不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感謝這個時代。

企業家這個名詞是新出現的，過去我們被稱爲商人，企業家概念的出現，也代表着社會給予我們的尊重與認可，企業家在某種意義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榮譽。然而，我們也需要反思：我們所做的是否全部都對？我們是不是天生應該得到這麼多？

從我個人的反思來講，我認爲這一代做企業的人，嚴格來講都是套利型企業家，意思是並沒有在傳統的生產模式上進行創新，而是利用信息差或者機會差，拿到了別人拿不到的資源。

舉例來講，爲什麼房地產富豪多？因爲套利。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住宅是個大問題，但當時國有企業沒有重點做房地產。於是，民營企業便抓住機會，利用社會巨大需求和產品供給之間的差距，大量的房地產商由此而生。套利就是利用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能力，獲得你的利潤。

套利型企業家存在的問題是機會主義，比如今天倒鋼鐵，明天、後天又做不一樣的產業。市場經濟在發展過程當中，很多機會不是總是均衡出現的。機會主義背後的因素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即“落後就要捱打”，如果不做“老大”，就沒有市場份額，存在一定“賭”的性質。

從這個層面來說，我們需要看清事物本質，將企業家身上的社會達爾文基因剔除掉。如果我們得到的多，那肯定會有人得到的少；所以我認爲，21世紀中國社會已經步入小康，我們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以及整個社會的和諧進步，不要落下任何一個人。

中新經緯：你提到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部分企業家產生了尋租與套利的兩種傾向。從反思角度來看，你認爲這種思想能清除掉嗎？

黃怒波：我們到了該清除（這種傾向）的時候了。

在數字經濟時代，作爲企業家要反思自己是怎麼野蠻發展過來的，以及要給後來人灌輸什麼。我們需要考慮和諧發展的問題。如此來看，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剛開始，但總得有人來做它。

中新經緯：你認爲老一輩的企業家應該如何去適應數字經濟時代？

黃怒波：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們從最傳統的資源依賴走向了數字經濟的依賴。數字經濟的特點是透明、公平，要求企業不能依靠套利，而是需要技術創新，比如說芯片技術等。在數據化面前是造不了假的，這樣一來又帶來了另一種企業家審美的可能性，即追求創新。

在數字經濟時代，再依靠尋租和套利獲取利益的模式將不再適合。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也是我們創業的最好時期，因爲它允許你個體化、碎片化，也不一定依託傳統資源。在這個時代，誰能夠提高自己的數字素養，誰就會成功。

中新經緯：你還有一個身份是北京大學創業訓練營理事長，也接觸了許多年輕企業家。在你看來，“九二派”企業家與“80後”“90後”企業家的創業邏輯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黃怒波：我們創業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企業。我倒過鋼材，賣過茶葉，也倒賣過複印機，那時候就只能逮着什麼算什麼，也是套利的表現。然而，創業成功的概率是極低的。

這一代創業者面臨的，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完善的法制。由於中國經濟的蓬勃成長，市場擴大，這一代人趕上了從未有過的好機會，而數字經濟時代也給予了個人創業的自由。

創新是需要敏感度的。當企業家不再創新的時候，就已經從企業家回到了商人。企業家的創新需要不停創新，但是由於財務自由問題已經解決，加之知識的侷限性，“九二派”已基本喪失了創新動力。敏感與生存是相關的，當人們覺得“明天不做就活不下去”纔會敏感，當功成名就之時就會缺乏動力。由此來說，現在的創新機會是靠新的一批企業家帶來的。

企業要適應現在的社會發展。現在的消費主力是年輕人，企業如果與年輕人脫節，可能就會受到影響。我認爲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會淘汰一批企業，不淘汰就沒有進化。舉例來說，傳統汽車行業如果不做電動汽車，那麼在5年內或將面臨被淘汰的風險。

我希望“九二派”能夠好好反思自己，能夠把自己的所得所失留給社會，要留給社會新的創新空間。

中新經緯：你認爲老牌企業需要適應或“討好”現在的“00後”嗎？

黃怒波：那是一定的。社會的消費羣體完全變了，所以企業的創業文化、傳統模式也得變。我認爲5-10年內，現在的大批傳統產業都會消失掉。比如房地產行業，未來“00後”們也許不買房，認爲租房就行了。所以，消費的觀念的改變，使得傳統行業將慢慢弱化。

中新經緯：有觀點認爲，現在的民營企業家遭遇到了輿論困境。對此你怎麼看？

黃怒波：目前，民營企業與企業家和大衆確實出現了對立情緒，這是全球都存在的現象；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是財富不公，這也是接下來需要被解決的問題。作爲企業家有責任反思，雖然不一定要把錢都捐出去，但需做到低調。

另一方面，對立情緒也反映出了社會進步。大家都在思考財富重要還是公平重要，這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我認爲，社會也需要進行寬容教育，減少對立。

中新經緯：早在2008年，就有企業家呼籲開始新的商業文明。十幾年過去了，在你看來新的商業文明誕生了嗎？

黃怒波：當然，現在的許多新的商業文明其實並沒有被意識到。比如，企業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尋租的風險；此外，法制的健全標誌着社會的進步，也催生了新的商業文明。

中新經緯：你對現在的短視頻等互聯網新興熱點關注得多嗎？

黃怒波：我現在正在嘗試將旅遊行業等重資產清退出來，創業做數字經濟，包括數字孿生、虛擬人、區塊鏈等。

曾經我對互聯網知識一點都不懂，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互聯網信息與價值的理解。2017年，我帶着北大山鷹社登卓奧友峯，此前我買了50多本互聯網相關的書帶上山，涉及新媒體、短視頻等等。在山上讀完這些書後，我便決定開始內容創業。

隨後，我策劃的丹曾人文專注於線上及線下的素質教育。現在丹曽人文教育擁有100多個學者，60多部教程，內容涉及心理學、當代科技、人文地質等。我們將其做成多語種線上課，向全世界開放，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在搶救文化。（中新經緯APP）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