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馬克筆系列。由藝術家徐徐授權尹生價值觀獨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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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生

來源：尹生價值觀

對平臺們而言，未來一段時間將是一個切換增長引擎的窗口期——從過去專注於生產力創新的機會驅動，轉向專注於挖掘組織和生態潛力的制度創新驅動。可能只有那些受到巨大壓力（不得不變），能堅持長期主義，並且有變革自覺的平臺，才更有機會率先完成成長動力的重建和切換。

自從去年11月，中國政府叫停螞蟻金服IPO、開始對平臺經濟監管動真格以來，幾家主要的中國大型互聯網平臺公司在港交所的市值，相對各自的高點已經蒸發了25%~40%，表現遠遜於同期的恒生指數。

儘管這些公司的業務仍然保持着較高的增長速度，比大多數同行和其他行業的公司的表現要好得多，而且也沒有跡象表明這些公司未來的勢頭會因爲監管而有大的變化，但資本市場很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些公司面對的是重大的轉折點，而不僅僅是一些例行公事式的警告：

一方面，監管可能會對這些平臺的商業模式產生不小的制約，這些制約可能會是出於打擊不合理的壟斷、保護消費者、增加行業和整個經濟的活力與效率等，而過去這些平臺幾乎是不受限制的；

另一方面，就像我在《走下神壇的企業家，與風口浪尖上的互聯網平臺》一文中分析過的，在經歷了經濟和互聯網行業幾十年雙重高速發展後，整個社會都開始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公平上，這對於這些處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新的中心位置的平臺而言，可能意味着分配關係的重大變革，作爲過去分配關係主要受益者的投資人，必然會受到不利的影響。

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它們不得不對自己在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中的角色有一個清醒的重新審視，並在此基礎上重建成長動力。過去，這些平臺的發展得益於抓住了互聯網在生產力創新方面的巨大潛力所提供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比如：

外賣平臺——對用戶而言，提供了方便，通過節省時間提高了生產力和福利，對商家而言，由於突破了時空限制，那些經營能力更突出者可以獲得更大的成長空間，最終整個行業的生產率也會提高；

電商平臺——通過提供商品選擇的豐富性和購物過程的便利性，而增加了用戶福利，爲商家提供了接觸更多用戶的機會，以及更爲準確及時的用戶需求信息，而提高了研發和供應鏈的效率，而對時空限制的突破則放大了與物理制約相關的資產的利用效率；

出行平臺——通過一個龐大的供需網絡，以及在特定時空供需的高效匹配，增加了用戶福利，提高了出行資產利用效率；

社交平臺——通過提供比過去更豐富和高效的關係連接，豐富了社會和與之相關的個人福利，提高了創新的效率，同時，這個過程也增加了社會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成本；

搜索平臺——當一個人試圖主動尋找某個問題的答案，或者某些信息時，搜索平臺提供了一種高效的工具，通過在內容生產者、產品和服務提供者與需求者建立高效的匹配和連接，搜索平臺加速了信息和知識的社會化和生產化，降低了交易成本。

這些生產力方面的創新，與中國龐大而文化統一的用戶市場、快速的互聯網化、持續高成長的經濟、對互聯網創新持寬容態度的政府、中國強烈的創業精神土壤，以及平臺具有的強大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一道，成就了這些平臺的創業和創富神話——造就了中國最值錢的公司和中國最富有的人，也成就了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不用懷疑，未來這些創新仍然會在中國經濟和社會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你也可以預期這些創新仍然有龐大的潛在社會和商業價值空間，只不過這並不表示這些價值會像過去那樣主要由這些平臺所享受。

儘管網絡的規模效應特別是網絡效應的確威力驚人，但它們給平臺帶來的護城河並沒有想象的寬，在某種程度上，一旦這種護城河出現缺口，它土崩瓦解的速度可能也是驚人的——這些生產力的創新在通過消解時空來創造價值的同時，也消解了用戶轉移的障礙，在現有的這些平臺之間，就連接者的角色而言，它們之間的差異比想象的要小。

就像我們在過去幾年看到的，當我們以爲BAT將長久統治中國互聯網時，卻冒出了美團、拼多多和字節跳動這樣的新平臺，而既有的平臺之間的勢力也經歷了此消彼長。

可以說，平臺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仍然來自市場。

《平臺壟斷》作者亞歷克斯‧莫塞德就是這種觀點，他認爲“在任何一個行業，平臺壟斷者的主導地位都可以掩飾來自相鄰的競爭對手以及持續不斷湧入的新進入者所帶來的威脅……大多數平臺壟斷者的主導地位還未等到壟斷的負面效應開始顯露就已經結束了”。

監管，在很多時候也是通過加劇市場競爭、提高某些行爲的成本來發揮作用。

過去幾年，在位的平臺之間的壁壘，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創新退化爲依靠每個平臺的畫地爲牢，即利用其掌握的用戶規模和發展起來的相關資源，對對手和潛在對手進行嚴防死守。

比如，不允許對手的鏈接出現在自己的網絡，或者對用戶通過鏈接的相互跳轉設限，又或者設置一些所謂的公開政策來阻攔對手、但對自己的利益相關方則網開一面，再或者將對手的生態排除在自己的資源和能力之外，或者相反，將別人的能力排除在自己的生態之外，比如物流、支付。

政府監管的目的之一，很可能正是消除這種人爲的畫地爲牢、以鼓勵更自由的競爭，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隨着監管的推進，主要依賴於這些壁壘來維持平臺競爭力的平臺，將門戶大開。

監管的另一個可能的目的，是將一些平臺納入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的範疇實施監管，就像對傳統的電信、電網、石油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所採取的那樣，而一旦這成爲現實，將進一步壓縮平臺的自由度，並給創新者和挑戰者更多空間。

監管的間接後果則深遠得多，當監管成爲大勢所趨時，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將隨之改變，平臺不再被視爲天然正確，平臺企業家不再被奉爲必然的英雄。

北京的一家未成年人保護公益組織已經率先發難，向騰訊發起了侵犯青少年利益的訴訟。996曾經被視爲互聯網行業理所當然的“福報”，但今天它正變成過街老鼠。料想這種來自社會和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的挑戰會越來越多，這些壓力和要求，將從監管的大勢中獲得支持和激勵，而過去他們只能選擇沉默。

時空障礙，是互聯網平臺面臨的另一個挑戰。

現在絕大部分的人都已經進入互聯網，網上零售已經佔到中國整體零售的將近30%，時空障礙的摩擦力會越來越大，沒有人能完全逃離時空的掌心，線上勢力前進的每一步都將變得比過去更難。

比如，一些線下零售場景提供了線上無法提供的娛樂體驗，又比如仍然有一部分人不熟悉線上交易或者更願意使用線下交易方式，再比如線下服務商由於從地理上更接近一部分用戶、從而能夠滿足用戶一些緊急隨機性的需求，以及線下商業在解決就業方面仍然具有巨大價值，這部分價值可能是未來監管重要的保護對象。

換句話說，線上世界和線下世界/新經濟與傳統經濟會相互融合，但可能終究會在某個時刻某一點上達成某種階段性的平衡，這個平衡點既由新舊的生產率決定，也會由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來決定，而有時要改變一種習慣要比想象的要難和慢。

變化背後基於一個經濟現實，即隨着主要的用戶和最適合互聯網的應用都已經覆蓋，平臺所提供的生產力創新的投資收益將下降，推廣和使用它們的難度將上升，而監管、競爭等方面的因素將導致成本上升。

除非出現能代表更高生產力、而且能降低文化適應難度的普及性新技術——物聯網和人工智能具有這樣的潛力——在一段時間內，世界數字化的速度可能很難再像過去那樣狂飆突進，更可能的是潤物細無聲，這將形成平臺增長的階段性天花板，或者平臺之間的勢力消長。

如果說迄今大多數大型平臺的成功都是受到行業大勢的推動，創業家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事情，機會驅動是主要的價值來源，那麼當行業大勢平緩了下來，向社會和經濟的深處擴展，競爭的焦點將轉向正確的做事，即如何在不同行業、不同平臺之間進行要素重組，如何激發生態中微創新者們的積極性，如何讓平臺貢獻的生產力創新轉換爲全社會和經濟的生產力等。

而這對平臺們而言，意味着未來一段時間將是一個切換增長引擎的窗口期——從過去專注於生產力創新的機會驅動，轉向專注於挖掘組織和生態潛力的制度創新驅動。

在經歷10到20年的發展後，主要的平臺都已經成長爲大規模的組織，比如阿里、字節跳動、京東的員工已經超過10萬，騰訊、美團、百度也已經接近或超過5萬，當一家公司達到這樣的規模後，就難免或多或少受到大公司病的困擾。

同時，當一個行業增長由快變慢時，行業競爭和生態內部傾軋往往同時愈演愈烈，最終這些平臺就有可能陷入惡性內卷，這將傷害這些平臺賴以立命的生態，並對其他平臺產生不好的溢出效應，從而使平臺的生產力創新向更多行業和社會/經濟更深層面擴展的進程受阻，最終平臺也將陷入發展停滯甚至土崩瓦解。

平臺制度創新的核心，一方面在於重新確定公司在社會和經濟中的角色，重新定義生產關係，增加正外部性減少負外部性，另一方面在於激發平臺內部和生態的活力，釋放創新動力和執行力，鞏固和升級其在生產力創新方面的優勢，減少外部阻力，提高其生產力創新向經濟和社會的深度和廣度擴展能力。

但由於這些平臺迄今仍然處於良好的發展軌道中，這加大了路徑依賴和變革的難度，來自政府監管和社會層面的壓力，也許能從外部提供部分變革的動力——前提是這些壓力也能通過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來呈現。

從某種程度上看，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可能成爲全球數字經濟競爭的下一個焦點，其核心在於能否有效約束平臺的不合理壟斷行爲，保護用戶、創新者和生態成員的合理利益，兼顧社會價值和商業價值，爲行業發展創造更爲公平高效的競爭環境，更爲友善的社會環境。

比如政府監管的制度化，又比如ESG（環境、社會、治理）投資，即根據企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績效而非傳統的財務績效，來進行企業評價和投資決策。全球ESG資產管理規模已經突破萬億美元，管理7萬億美元資產的貝萊德已經宣佈要在未來的所有投資中都考慮ESG因素。

儘管目前專注ESG投資的資產主要在歐美，但中國社會對ESG投資的興趣快速上升，根據富達的一項調查，有68%的被調查中國居民表示出了對ESG投資的興趣。

雖然目前ESG投資的標準尚不如傳統基於財務績效的投資那麼明確和統一，但隨着越來越多類似貝萊德的機構和資金開始將ESG納入決策考慮，以及那些已有的ESG投資已經表現出的不錯業績，將吸引更多資金進入，這將反過來對企業的行爲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加速整個社會有關企業價值觀的改變。

但更多的制度創新還是要由平臺企業從內部開始推動。相對不那麼樂觀的是，平臺企業的經營狀況普遍仍然良好、從而缺少變革的動力，而且這一變革涉及到一系列的自我制約，比如要求自己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使自己更關注生態夥伴的利益，對競爭對手更加開放，而對自己的行爲要求更嚴格等，這些都是反企業傳統本性的。

因此，可能只有那些受到巨大壓力（不得不變），能堅持長期主義，並且有變革自覺的平臺，才更有機會率先完成成長動力的重建和切換。

目前在主要的平臺中，美團無疑是承受外部壓力最大的之一，這主要是因爲，該公司可能是所有大型平臺中業務和生態最爲複雜的，它不但涉及到數以萬計的中小商家，還涉及到近千萬騎手的切身利益，同時它還與近6億用戶的一日三餐密切相關，同時，它的核心業務外賣又是高時效敏感性和價格敏感性的，而且與環保、健康、安全等社會公共利益議題的聯繫也非常顯眼。

這意味着，它的一舉一動，都會牽動廣泛的社會神經。但換個角度，如果美團能借機創新出一套能從根本上兼顧多方關切的機制，就有機會成爲第一家完成模式切換的平臺。

在這家公司，並不缺長期主義和變革文化，也不缺社會企業的基因。據說早在數年前，王興就在公司建立了這樣一種共識，即商業價值來自社會價值。該公司還可能是最先用反饋取代控制作爲公司與外界互動的原則的平臺之一，即承認系統的不完美性，並以開放的心態，將每一次內部或外部的消極摩擦作爲改進和完善系統的機會，而一些平臺則傾向於利用其權勢來掩蓋這些摩擦，或者使其更有利於自己。

這些意識無疑對制度創新非常有利。對美團而言，轉型的核心，就在於將更廣泛的社會利益相關者納入生態的範疇，用更廣泛的社會價值目標取代財務績效目標，並通過重建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激發生態的向心力和積極性，以做厚生態產出，提高生態生產率。而這背後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剋制住任何盈利性企業的本性，即以自我、甚至完全以少數利益相關者爲中心。

目前來看，它正走在通往未來的正確道路上。比如，費率透明化，可以視爲它重建生態內分配關係、挖潛生產力創新的開始。又比如，據說由政府主導、由包括美團在內的平臺和保險公司參與探索的靈活用工保障體系也已經納入計劃，這無疑會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而王興將其持有美團股份的10%捐給王興基金會，以資助教育和科研，可以視爲主動社會再分配和提高商業的正外部性。

“也許宇宙中最反直覺的真理是，你給別人的越多，你得到的也越多。”這是著名互聯網思想家凱文‧凱利在其68歲生日時作爲給年輕人的禮物的忠告之一。這條忠告同樣適合給與互聯網平臺企業，因爲就像我在《走下神壇的企業家，與風口浪尖上的互聯網平臺》一文中寫道的：

對一個平臺而言，隨着它們作爲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的角色越來越強化，它們與所在的社會的相關性也就越強，這將使它們的興衰與所在社會的興衰更加關聯，也就是說，只有當它們能兼顧生態中所有參與者的利益，並實現整體社會價值的持續增長時，它才能獲得持續增長的動力。

我也試着給平臺一個如何立於強監管時代的忠告：保持開放，保持活力，保持競爭力，但不要追求過於強大，更不要濫用強大，同時順應監管，更要主動自我監管。就像2019年馬雲退休時，我曾提醒，後馬雲時代阿里的最大威脅，不是能否繼續強大，而是過於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