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家長質疑教育機構跑路 負責人稱只是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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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山 編輯/卓然

來源/顯微故事(ID：xianweigushi)

“又該找工作了”，這句話已經成爲了在線教育圈內人心照不宣的暗號。

今年以來，針對課外輔導機構、在線教育的政策頻出。

5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一條頗具衝擊力：“要明確培訓機構收費標準，加強預收費監管，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

多家民營教育公司上市、融資、定增暫停，不少在線教育機構曝出裁員新聞。

吳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連續幾年定增遇挫，在意見發佈後，吳川在公司內網看同事發帖，只有四個字：“市場死了。”

吳川沒拿到上個月的工資，公司沒給任何解釋，吳川也懶得去問：

“老闆們準備跑路了唄，給自己攢點兒跑路錢。同事、媒體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就讓他們去知乎上搜，有不少曾經的老員工在上面發過帖子，我只能說——裏面說的都是真的。”

本期顯微故事講述了包括吳川在內等教育行業從業者的故事，他們之中：

有的人曾是公立學校老師，跳槽去了培訓機構後發現，機構內不強調教育本身，更強調“課程系統”，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拿到“百萬年薪”；

有的人是培訓機構負責人，斷言今年50%的線下培訓機構都會消失，但市場需求依然存在，教育機構會走向“黑市化”；

還有的人是國內上市在線教育機構中層，公司中高層沒人真正懂教育，連自家的線上教育平臺都是在外買了軟件，1個月後匆忙上線，只爲換取股價大漲30%……

教育本是關於教育者和學生之間的事，但在混亂的市場機構參與下，這個生態鏈湧入了資本、機構、業餘教師、家長，數萬億的龐大市場裏，沒人關心學生和教師本身。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這幾個月，吳川過得非常焦慮，包括他在內的所有公司高管等“教培新政”的具體措施。

研究政策動向，這本是教育培訓機構的“基本功”。但這次不一樣，吳川明顯能感到，公司裏每個人都開始找下家，包括高管。

吳川所在的公司是國內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團，涉及的業務包括K12全科輔導、學校信息化建設、留學諮詢等，在全國20多個城市都設有分公司。

去年疫情爆發，公司才意識到需要增加線上教學平臺，臨時指派吳川帶領團隊做線上平臺的研發。

作爲一個年淨利潤近4000萬的教育集團，該公司曾設置兩個部門做線上平臺研發，但做了兩年多，吳川發現，

“居然都只是做了個框架，根本用不了，還有一部分是抄競爭對手的架構”。

最後，吳川無奈之下在外面買了個軟件，只用了一個多月就匆忙上線了。

疫情導致學校無法開課，學生不得不用在線教育軟件跟上學習進度，這也讓在線教育行業在2020年喫盡了紅利。

吳川的公司也不例外，即便是一個匆忙上線的軟件，也讓公司線上線下業務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僅三個月，股價也跟着上漲了近40%。

好景不長，2021年初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就在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問題。

“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這是當前面臨的緊迫難題”，陳寶生說。

“這件事非辦不可，必須主動作爲”。緊接着，各地紛紛出臺政策，大力整頓校外機構。

3月初，北京朝陽區、昌平區相繼發出繼續停課整頓的通知。

4月，重慶開啓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行爲集中專項整治，主要圍繞違法違規舉辦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與招生入學掛鉤、中小學校及在職教師組織或者參與培訓行爲、開展校外培訓機構超前超綱培訓和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爲。

圖 | 重慶發佈的新聞

“這次政策調整的密度、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吳川說道，本來教培行業的流動率就比較高，一般來說，企業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左右，教培行業則在30%左右。

今年政策動盪，很多人覺得培訓機構很難再繼續做大。

“人心一散，大家都各謀出路，大部分教師對培訓機構也缺乏忠誠度”，吳川說，尤其是原本名校偷着出來教書的老師，很快就走了，緊接着生源就會跟着受影響。

更糟糕的是，吳川所在的公司雖然處於一個超萬億的大市場，但市場化、專業化程度卻並不匹配市場的規模。

“很多經營者沒有完成從名師、培訓者再到商人的轉變”，吳川說，“至少在我們集團，無規劃、無問責體系、無決策制度、無監察部門”。

“之前爲了上市，公司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財務數據上”，吳川說，

“有天，老闆開會突然說，‘上市公司原來還要披露信息啊’”。

此前相應工作都交給外包公司做，直到被罰款，大老闆才知“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這樣的常識。

圖 | 在線教育行業作假層次不窮

　

“他們根本不是企業家，培訓的金融化製造出一批傻子”，吳川說。

“卡住培訓過度資本化，對於行業的健康發展，也許有一定好處吧。”吳川說。只是作爲代價，吳川自己的職場前途亦堪憂。

50%的培訓機構活不到明年

“公立教師不來、不超綱教學，培訓機構就沒飯喫”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在我們這個小城市，大概50%的培訓公司今年會死”，陳峯說。

2013年，陳峯結束了“北漂”生涯，辭職回江西老家創業做教育培訓。如今陳峯任校長的培訓學校中，每年寒暑假能開8個班，每班30人，年流水超70萬元。

之所以能得出50%這個數字，主要是陳鋒根據《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推算，未來“小升初”的培訓市場可能會消失。

但在江西，陳鋒所在的城市裏，當地近一半的培訓公司靠“小升初”培訓養活，這也佔到陳峯所在培訓學校的近一半業務。

“很多人以爲K12培訓很賺，但其實市場空間並不大，盈利空間也很小”，陳鋒說。

陳鋒的機構一個暑期班每人收費3000元，“一個班不超過30人，也就是9萬元左右一個班”。算上增長的人工、房租、以及獲客成本。

“如果是高考補習班，需要配9科老師，最起碼要配齊5個主科老師，都要發工資、課時費，一個班下來，至少虧兩三萬元，沒人能辦得起。”

2015年，國家正式下令，嚴禁公立教師在民辦學校中兼職。據陳峯迴憶，當年就有好幾家培訓中心關門，後來大家發現，“偷着幹其實也沒人管”。

如今，包括陳峯的學校，80%以上的教師仍來自公立學校，但公立教師們遮遮掩掩，除了假期，日常不會接課，民營培訓機構的運營成本大大增加，

“幹培訓，如今利潤率已從2015年的30%—50%左右，降到如今的10%”。

2018年時，培訓市場空前火爆，但分攤到陳鋒所在的機構上的利潤卻沒有增長，甚至被競爭擠壓到逐年遞減。

陳鋒想不明白，培訓的利潤率逐年下降，爲什麼還有這麼多人湧入市場？

原因就在於，2017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了《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因“減負”後，中小學放學時間提前了，家長無法管控。

該《意見》提出，學校可以引入民營培訓企業，辦一些選修課，並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等方式補償，這可擊中民營培訓機構的興奮點。

幾乎是一夜間，各種民營機構開辦的“素質教育課”、“科學課”紛紛擠進校園，大多數課的水平低下，甚至找不到專業老師，只好放錄像。

這種“素質課”會利益均沾，即當地幾家大培訓機構各切一塊，體現出基層教育系統內部微妙的權力結構。

對學生來說，則比較痛苦，週末必須到不同地方去上課，有的城市將“素質課”與中考掛鉤，學生不敢不上，但去了也就是籤個到，

“沒人認真講，也沒人認真聽”。

“對培訓中心來說，開‘素質課’是不賺錢的，但給了一個喫進公立學校的機會，裏面有不少商機，比如幫着做PPT，好多學校有宣傳的需要，拍視頻、網絡發佈等，一年也有兩三萬經費，此外，雙方還可以合作辦學”，陳峯說。

在培訓市場金融化之前，民辦學校最重要的增長方式是“開分校”，與名校合作賣入學資格。

招生者會明確告訴家長，沒有“學區房”，想進名校的難度很大，但進了分校，只要錢給夠，可以保證孩子高中上名校。

這是培訓中心眼中的一片“藍海”。只要能與名校建立聯繫，他們寧可做賠錢的“素質課”，寧可多花錢搞裝修，表示自己有實力、很“靠譜”。

“現在的新政把教育機構和公立學校的連接徹底斷開，相當於直接砸飯碗”，陳峯說，基本上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專學歷的PPT“名師”

“只要會做課件，就能幫助機構擴張品牌，吸引到更多‘煤老闆’加盟”

教育新政接連頒佈後，機構、教師、家長和學生之間，微妙的平衡被徹底打破。

“有些不願意花錢上培訓班的家長可能在拍手叫好，他們覺得自己孩子上不了，你們也別上，這樣最公平”，張曉鵬說。

“但實際上，有能力上課外培訓的家長一定還有其他的辦法，哪怕一對一、請私教，他們都能找到門路”。

張曉鵬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在公立中學做過四年語文老師，後來轉行去了一家培訓機構做招生老師。在培訓公司，張曉鵬見識了什麼是“考試民族”：

有單親媽媽帶孩子來報名的，單親媽媽的月收入才1000多元，反反覆覆砍價；

有一家三代帶孩子來報名的，生怕孩子上課不認真；

還有報不上名，父母當場給校長下跪的……

2018年，張曉鵬又辭職來到北京。讓他喫驚的是，在教育機構呆過一段時間後，自己忽然變得很“暢銷”：他去幾家培訓公司面試，成功率達100%。

一家在線教育培訓機構的HR還打電話來勸張曉鵬，

“在我們這兒，最好的老師能拿到百萬年薪，您還猶豫什麼啊？”

張曉鵬的心思被說“活”了，他加盟了這家公司。

第一個月的薪水讓張曉鵬喫了一驚——才7000元。問同事才知道，拿百萬年薪的要麼是大學教授、有社會知名度，要麼自帶流量，能拉新學員。

此外，張曉鵬還發現，教語文的同事多來自北大、清華等名校，至少有碩士文憑，但很少是中文系畢業生。可不是學中文系的，該怎麼教語文課呢？

原來，大家講的都是文史知識。2018年起，高考語文改革，一夜間，“大語文”培訓風起雲湧，甚至被炒作成決定孩子命運的關鍵，教各科的老師突然都變成了“語文名師”。

“名師”拿單模式很簡單，講幾節示範課，掛到網上，家長會帶着孩子試聽，只要能用文史知識“鎮住家長”即可，“家長有幾個懂語文的？”

“大語文”的最大成果是，一些培訓中心出現了專業的PPT製作師——他們不僅能把頁面做得漂亮，還能穿插進更多抄襲來的“文史知識”。

這被不少培訓機構稱爲“課程體系”，主要通過連鎖的方式售賣，作爲加盟連鎖的支持。

這讓教育培訓從重視教育質量，轉變成了重視營銷效果，畢竟，更好地包裝自己的這套課程體系纔有助於品牌擴張複製，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吳川回憶，2018年到2019年，連鎖、加盟成了民辦培訓業的熱詞，所有大公司都在瘋狂擴張，也包括吳川所在的教育集團，來加盟的，多是煤老闆、開鋼鐵廠的、做小出口貿易的、開小加工廠的。

“他們以爲幹培訓的利潤很大，又沒有相應資質，特別願意和北京的品牌培訓公司合作”，吳川說道，

“在一些四五線城市，一些民辦培訓中心有‘清華、北大沖刺班’，可一打聽，老師只有中專文憑。”

這些公司有兩大問題，一是隻想花幾萬元持牌，方便招生，不想被管；二是短期行爲，如招生情況不理想，可能捲款潛逃，將一切麻煩都甩給品牌培訓公司。

在市場最火熱的時候，張曉鵬一度曾轉型去做品牌市場，好賺一筆“快錢”。

可一打聽才知道，各大公司在北京一般不設市場中心，而是放到成都、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他們被稱爲課程代表，月薪僅四五千元。

一旦被錄用，白天上班，晚上要回答客戶提問，必須24小時在線，如未及時反饋客戶提問，遭到投訴，就會被罰款，等於幾天全白乾了。

“那是培訓業的一個‘血汗工廠’，你幹不了的。”同事告訴張曉鵬，這種崗位只招20多歲的小年輕，從沒聽說哪個30多歲的人能堅持下來。

靠教師引流，也靠教師節流

“出現問題先砍掉教師，但想培訓的家長依然很多，就看你有沒有門路”

2020年，疫情讓張曉鵬陷入困境，沒有課時費，基本工資也只發一半，一個月只能拿到3000元，可他租房就要花2千多元。

更麻煩的是，張曉鵬已33歲，父母開始不斷催婚。連80多歲的姥姥打電話過來說：“我也快閉眼了，我還能看到你的媳婦嗎？”雖已過去一年多，提到這些，張曉鵬的眼圈立刻就紅了。

在民營培訓公司，誰能賺到年薪百萬？

張曉鵬曾做過一個統計，他認識的月薪2萬元以上的教師，大多在公立系統中有積累，或者仍在其中，靠師生緣、地緣等，成爲培訓中心管理者“不願得罪”的人，要麼就是能帶來新客戶。

“大語文”剛火爆時，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輪演講，當場就會有無數家長帶孩子報名。張曉鵬所在公司的強項是在線教育，“大語文”不像英語、數學等科，有“硬標準”，往往是“贏家通喫”。

張曉鵬算了一下，全北京能拿到百萬年薪的頭部教師，可能只有七八個，從中位收入水平看，低於其他行業，“普通人想當名師，拿到百萬年薪，幾乎不可能”。

吳川也表示，“爲了上市、做品牌等，2018年—2019年，確實有一些頭部教師能拿到百萬年薪，但市場一下滑，優先砍的就是他們工資。”

今年5月，跟誰學、新東方在線、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因價格違法、虛假宣傳等行業，被頂格罰款50萬元。

其中，新東方名師風采欄的103名教師中，76名教師的實際教齡與宣傳不符，虛假宣傳比例達到73.8%。

各個教育機構股價大跌，市值蒸發數百億，也引發了新一輪的裁員潮。據36氪消息，高途宣佈裁員30%， VIPKID裁員比例高達50%，字節跳動旗下的教育業務即將進行大範圍架構調整。

張曉鵬說，“影響最大的還是那些被在線教育機構一窩蜂聘請進來的課程代表們”，此外，還有那些企圖通過課外培訓讓孩子跳躍階層的家長。

在張曉鵬所在的東北某五線城市裏，普通工薪階層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

“我們那兒，年輕人除了高考，沒有其他改變命運的機會”，張曉鵬說，“老一代人外出打工，混了半輩子一事無成，自然把希望都寄託在孩子身上”。

家長們普遍認同培訓，他們很少陪伴孩子，當他們想關心一下孩子、爲他們付出時，總是“首先想到培訓”。

陳峯認爲，這一輪“培訓新政”壓力更大，因爲引入了利益機制。

2018年後，公立學校“減負”後，如何填滿孩子們多出來的時間，一直沒有解決方案；如今，允許公立學校開“課後興趣班”，而且允許收費，在陳峯的小城，收費標準是540元/學期，該城每年級約1.5萬人，這就是每年1.46億元大生意。

有了這筆錢，公立學校就有動力把民營教育機構擠出市場。

爲了多掙錢，一些公立學校已取消了午休，這樣下午課後興趣班原本只有一節課，現在就變成了兩節課，可以多收費。

“今年我們那個小城也實行中考50%分流，即只有50%的學生上高中，剩下的上中專、中技，去年則是60%上高中，壓縮了10%，對民營培訓機構影響不大，不過是減少了1500名生源而已，不如公立學校可以收費辦班衝擊大，不過每年1080元的費用，在我們這裏不是一筆小數。”陳峯說。

該如何應對“培訓新政”？陳峯的答案是“挺下去”，因爲地方小，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彼此都會留有餘地。

從過去幾年看，“年年政策都有變動，誰也說不好，2018年的火爆會不會重來”。

未來兩三年將是民營培訓公司發展的低潮期，很多公司可能會“黑市化”。

“沒有一家民營培訓公司是自發產生的，都是市場有需要，才湧現出來的。”陳峯認爲。

至於吳川，他則很認真地說：“我真的是要找工作了，沒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