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維舟：狀元張謇爲何要買名冒籍？

社會輿論對“替考”這一嚴重影響公平性的舞弊行爲深惡痛絕，由此所激起的批評、反思，現在也推動了相關機制更進一步透明公開。此類冒名頂替鑽空子的陋習，幾乎可說是古代中國社會中慣有的非正式操作。

冒籍、改名與替考

類似“高考移民”的現象，在唐代就已出現了。唐代科舉制度規定，士子應在本地參加府試，獲得解送資格。但後來逐漸有人發現，省試登第人物與發解諸州的比例失調，也就是說，在配額不變的情況下，到其他府州考試，更容易被錄取，這被稱作“冒籍取解”。唐代大詩人王維，按說本貫是河東蒲州府（今山西永濟），第一次考進士落第；第二年，他託了岐王的關係，以琵琶曲《鬱輪袍》打動了九公主，再呈上自己詩作，立刻獲得京兆府的解頭，高中進士，任太樂丞。

到宋代，由於貴族制已被打破，科舉成爲決定個人階層升降乃至家族盛衰的關鍵，競爭更爲激烈。北宋中葉就出現了不少冒籍問題，多半是冒開封府籍貫“寄名託籍，爲進取之便”，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意鑽營，有些只是迫於旅費，不願還鄉，在京城裏又機會更多。熙寧九年（1076），“自來諸路舉人，於開封府冒貫戶名應舉，計會書鋪，行用錢物以少約之，亦不下六七千，被告訐則抵犯刑憲終身。有司雖明知僞冒，終不能禁止。”

（《宋會要》職官二八，《宋史》卷一五六選舉志）

最後只能想出一招防止之法：京城應考者，須鄉貫十人具保，也就是本地要有人提供擔保。

這種買籍冒名的事，到了南宋仍一再出現，屢令禁罰，卻不甚見效，最後連具保也不一定可靠，因爲冒籍者仍可設法買通十個本地人，問題落在本地如何執行上。直至晚清，這樣的事例仍不時可見，尤其江浙一帶科考競爭極爲激烈，一些內地士子便去邊遠地區冒籍應考，求取功名。如新疆1769年設學額，很快就出現冒籍取解者：浙江歸安縣學廩生毛澄1767年赴甘肅爲幕僚，1774年冒阜康縣籍貫，改名黃斌，1777年中第二名舉人。

當時也有不少人痛恨這樣的做法，南宋時有人被疑爲冒籍，幾乎被同考的打死，但這種憤恨並不是因爲此人侵犯了被冒名者的個人權利，而是這個外地人擠佔了本地的學額。光緒二十年（1894）狀元張謇，在1868年準備考秀才時，也曾冒籍如皋，此事後來一直鬧到禮部，才決議張謇可恢復原籍。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並未影響張謇後來的科考與仕途，根據《欽定大清律例》卷六“貢舉非其人”條，考官與考生如果串通作弊，均“問斬立決”，然而在當時人看來，張謇只是個人冒籍行爲，罪不至此。

張謇

冒籍也就罷了，但隨着科舉考試的激烈化，南宋時就已出現了新現象，即改名後連連投考——起初是自己改名去再考，之後演變爲冒他人之名替考。

（《宋會要》職官十三）

南宋淳熙十年（1183）記載，當時已出現五花八門的舞弊手法：“近日科舉之弊，如假借戶貫，遷就服紀，增減歲甲，詭冒姓名，懷挾文書，暗計屬目，喧競場屋，詆訶主司，拆挽家狀，改易試卷。如此等弊，不可勝數。”官府甚至已經追究不過來了：“而代筆一事，其弊尤甚。間有敗露，而官司不復窮治。”

（《宋會要》選舉五）

這樣就愈演愈烈：“有一人代三名者，有二三人共爲一名者”，而“部胥書鋪，羣此爲奸，攛名納卷，入場代筆”。

（《宋會要》選舉六）

替考的弊端之大，遠甚於冒籍或改名。本來能代筆的人，勢必已有相當的才學，很有希望考取功名，因此北宋很少此類事；但南宋時士人漸多，考中、入仕的幾率更低，兩浙富豪之家利用漕運解貢舉人的名額，高價請人假手去替考，事例漸多。

但最嚴重的是考官也參與舞弊。嘉慶年間有著名的“樊順承科舉舞弊案”：富家子弟傅晉賢以1200兩銀子賄賂承辦科場五房繕書樊順承，樊再勾結內簾刻字匠羅文秀，私自抽取中紅號的卷子，將嶽麓書院士子彭珴的考卷給傅晉賢，讓他重抄一遍。不料傅竟高中頭名解元，考卷張榜公佈，案情遂曝光。事後這舞弊的三人均被處斬，樊順承在臨刑前仍毫無悔意：“前有新化戴某先生，歷試八科均中式，均爲我所抽換，他人卷得之，彭某僅一試，何足異哉？”

（蕭穆《敬孚類稿》）

由於這樣的舞弊大大破壞了科考規則的公平性，物議紛紛，因而歷代無不嚴懲。清代甚至規定這些都是死罪。《欽定大清律例》卷六“貢舉非其人”條：“鄉會試考試官同考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節等弊，問斬立決。”《欽定科場條例》卷三三“嚴禁夤緣諸弊”：“考官、士子交通作弊，一應採名受賄聽情關節中式者，審實，將作弊之考官並夤緣中式之舉子處斬，俱立決。”

儘管如此，這樣的事還是時有發生。溫春來《從“異域”到“舊疆”》中提到貴州一例，甚至進入了家族記憶：當地彝族黃氏的祖先開元公的長子，在清朝康熙年間頂替早夭的漢人同學黃顯庸之名，考中武舉後，從此就一直以黃爲姓。兩家的後人甚至互相認本家，但彼此都清楚雙方祖上並不通血緣。也正因爲這樣的事例太多，到後來科舉制度規定：初次抵京的舉子首先要獲得同鄉官員的印結，目的就是防止考生舞弊，確認其並非冒名者。

在這幾種做法中，冒籍取解只是得到一個參與選拔的機會，考還是自己考的，也沒有串通考官舞弊，程度最輕；其次是改名，如是自己考，至少也有才學，但替考卻極大地影響了公平性；而考官參與舞弊，則是直接篡奪了別人考試的果實。

廣州貢院內部的明遠樓

變通之道

考場舞弊之所以盛行，是因傳統社會並不注重個人權利，當然也沒有現代法治觀念，人們常常只是把這些看作是某種制度之外的“變通”之舉。有時候，冒名頂替的身份也不是對應到個體的，倒不如說是某個與相應角色規範匹配的“資格”，不同的人都可以代入，這就給了人們鑽空子的機會。

歷史學者宋怡明在《被統治的藝術》一書中就指出，明代軍戶按說要履行服役重任，但到後來，他們甚至可以僱人代役，而官府只要你這家人服役，也不會去仔細覈實其身份，因爲這無關緊要。實際上，“替父從軍”的女英雄花木蘭也是如此，畢竟起初“可汗大點兵”，是“卷卷有爺名”，而不是木蘭的名字。

北宋詩僧惠洪，本名彭德洪，十八歲在開封出家，那時當和尚也有名額資格，必須有官府頒授的度牒，他剃度時曾冒某僧“惠洪”的度牒，自此就以這一法號聞名於世。以北宋爲時代背景的《水滸傳》中也有類似的橋段：孫二孃將一個頭陀做了人肉包子，但留下了他的度牒和戒刀，後來就給了武松，“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卻不是前緣前世？”武松後來遂被稱爲“行者”。

北宋末年靖康之難，王孫亦不能倖免，其結果，就像賈志揚《天皇貴胄：宋代宗室史》所總結的，在南宋初年出現了大批冒牌宗室。紹興年間就有一位商人妻易氏，“在劉超軍中見內人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但鎮撫使解潛送至臨安後，被宮人驗明屬假冒，下獄杖斃。建炎四年（1130），又有一個女子自稱是失散多年的柔福帝姬，“自敵中潛歸”，被蘄州兵馬鈐轄韓世清送至行在，內侍馮益等驗下來也都覺這回像是真的，“其貌良是”，宮禁舊事也都答得八九不離十，“但以足長大疑之”。此女傷心地解釋說：“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宋高宗信以爲真，封爲福國長公主，嫁給永州防禦使高世榮。十二年後，紹興和議締結，高宗生母韋太后南歸，說柔福帝姬早死在五國城，才查出這是假冒的開封尼姑李靜善，終於將之處死。

（見《宋史》卷二四八）

明代這類冒名頂替的事例更是層出不窮，在白話小說中也不時可見痕跡。熊大木《楊家將演義》第二十八回，權臣王欽要殺楊六使，丞相寇準密令呼延贊去找一個容貌相似的罪人當替死鬼，汝州太守張濟和獄官伍榮商議後，就將相貌相像的死囚蔡權斬首，而讓楊六使扮作客商遠行避難。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二卷，橫州刺史郭翰剛得除授就患病身故，主爵得到郭七郎的賄賂五千緡，竟然就將其籍貫改注，郭七郎“從此改名，做了郭翰”。在《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卷中，權翰林爲了接近桂娘，託名是其母的侄子，假意認親，對方非但沒有質疑其人品，反倒“欣然招納”，最後與桂娘“恩愛非常”。

這些事例雖非替考，但內在的基本邏輯是一樣的，那就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行變通之舉，儘管其動機有時是出於無奈，有時是爲私利，有時甚至還是自我犧牲奉獻，又或是爲保護忠良。人們所在意的並不是程序正義，而是結果上的合理性。換言之，古代冒名頂替之所以層出不窮，不僅僅是因爲串通舞弊行爲，也在於社會總體上漠視個體權利，爲達目的，並不怎麼在意這對他人帶來了什麼影響。科舉考試中買名冒籍雖然引發衆怒，但那與其說是因爲侵犯了被冒名者的權利，倒不如說因爲此人擠佔了一個學額。換言之，人們更注重的不是“身份認同”，而是規則的公平性。

如果結果合理，那麼人們在利用規則漏洞時也就並沒有什麼道德負擔，因而不僅“壞人”會這麼做，甚至“好人”也常常不例外。被譽爲“南通現代化之父”的張謇，光緒二十年（1894）高中狀元，以他的成績本來完全不用做什麼手腳，但他早年卻也曾買名冒籍。因爲他1868年準備考秀才時，祖上三代沒有功名，屬於“冷籍”，按規矩需要多付報考費。如皋縣的張駒同意張謇冒充其孫子張育才，以此名義考中秀才，但此後如皋張家卻以冒名一事要挾張謇，不斷索要財物，最後試圖將他下獄問罪，此事一直鬧到禮部才決議張謇可重填履歷，恢復原籍。

在這件事上，張謇家裏明知買名冒籍是被科舉制度禁止的做法，但仍然私下去做了，最初的動機卻只是爲了少付一點報考費，不料由此被人抓住把柄，搞得幾乎傾家蕩產，反而付出更大代價。不僅如此，此事中的各方都只是圍繞着“利益”展開博弈，卻對被冒充的“張育才”的權利並不敏感，這意味着人們當時尚未萌生隨現代化而來的個體權利意識。

以往這種對個體身份權利的漠視到了何種程度，由以下事例可窺見一斑：名將鄭洞國1924年報考黃埔軍校，卻錯過了報名截止日期，同鄉黃鰲報了兩次名，還多了一個名額，遂建議他頂替自己去考。結果很尷尬：真假黃鰲都考中，也都編在第二隊，出操點名時，兩人一同應聲出列。事後鄭洞國主動坦白，校方也未予追究。這事耐人尋味的是：黃鰲竟主動建議別人頂替自己身份，雖然結局皆大歡喜，但如果鄭洞國一直以“黃鰲”的身份生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現代社會，如果說像“高考移民”這樣冒籍還只是擠佔錄取名額、影響公平性，那麼替考、冒用他人身份，這就已經等於是剝奪他人考試機會、乃至生存機會的問題了。因爲如今每個人的身份都具有唯一性，一旦被他人攘奪，就意味着失去了相應的所有個人權利，這已構成嚴重犯罪。

現在的問題是，很多人仍依照傳統的思維，認爲這“沒什麼大不了的”。諸如姐姐出於權宜之計盜用妹妹的身份證去登記結婚，結果造成妹妹不能合法結婚，當事人往往根本就沒意識到後果的嚴重性。這不僅僅是法盲的問題，也是因爲對他人權利欠缺敏感和尊重。從近些年的此類事例中也可以看出，那往往都出現在一些相對欠發達、陳舊的價值觀較濃厚的地區。對這些問題的重新認識，可能是現代化過程中人人都要上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