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踏上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徵程。早在延安時，毛澤東就警示全黨要防範“本領恐慌”，他說：“我們隊伍裏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我們幹部的‘進貨’，就是學習本領，這是我們許多幹部所迫切需要的。”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進一步嚴肅指出：“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

　　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親自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信——《關於讀書的建議》，號召大家都來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提出“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後，他在1958年的武昌會議、1959年的廬山會議、1960年的上海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先後對領導幹部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要求：帶着問題學、聯繫中國實際學、研討辯論式學、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學習小組帶頭學，等等。

　　爲了學懂弄通自己不熟悉的經濟工作，毛澤東組織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學習小組。在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間，他多次組織胡繩、鄧力羣、田家英等人，在杭州、上海、廣州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毛澤東規定：學習小組成員每天下午一起讀書，由胡繩和田家英輪流誦唸，邊讀邊議，鄧力羣負責記錄。除元旦放假一天、星期日偶爾休息外，連12月26日他66歲生日那天也沒中斷讀書活動。“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主席畫了以後接着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後，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鄧力羣的這段回憶，生動再現了當年毛澤東與他們一起學習新本領、探索經濟建設規律的讀書側影。後來，學習小組把毛澤東在學習討論中發表的談話要點，整理成《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筆記》《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記錄稿》。其中，毛澤東提出的不能剝奪農民，不能超越階段；反對平均主義；發展商品生產，遵守價值規律；搞好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按農輕重爲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等重要觀點，都是我們黨早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成果，爲我們黨繼續探索並系統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二）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作出研製“兩彈一星”的重大決策。學技術、學科學，成爲全黨重要而緊迫的任務。毛澤東一面要求全黨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一面開始了自己新的讀書計劃。他在中南海對舊友說：“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可惜，可能不容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據楊尚昆回憶：毛澤東“買來許多書來讀，還把中學物理、化學實驗的儀器買來擺在寢室外面。過去曾在中南海瀛臺搞過一些展覽，例如機械方面的等等，他都親自去看。他不只是參觀，還找有關的書來學習。他的求知慾是沒有止境的。”

　　毛澤東學習自然科學，有着別人不具備的優勢，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功底深厚，人文地理知識也很淵博，對自然科學的一些發明發現有自己的見解。他與談家楨探討遺傳學問題，向李四光請教山字形構造原理，與楊振寧談論高能物理，和李政道交流“對稱”的政治含義，每次都留下難忘時刻。毛澤東從科學家那裏豐富自然科學知識，科學家們則從毛澤東那裏領略哲學的魅力。20世紀50年代，科學界普遍認爲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物質單位。毛澤東根據哲學原理，對此不以爲然。他說：“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爲二，對立統一嘛！不過，現在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他讚賞關於“基本粒子並不是最後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觀點，並說：“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一百萬年以後也有工作可做。”現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層次的結構，已經在物理學界得到公認。1977年，世界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召開，諾貝爾獎獲得者格拉肖認爲毛澤東的預見在自然科學發展史上意義很大，他提議把比夸克和輕子等基本粒子更深層次的物質，命名爲“毛粒子”，以紀念辭世的毛主席。這成爲自然科學史上一段廣泛傳頌的佳話。

　　（三）

　　青年毛澤東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是有認識的。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外國語真是一張門戶，不可不將他打通。現在每天讀一點英語，要是能夠有恆，總可稍有所得。”紅軍創立時期，毛澤東有時會抽出一些時間學習英語。據曾志回憶：1929年毛澤東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並治療瘧疾，居住在一個小樓裏，他“一邊繼續養病，一邊學習和工作。不知他從哪裏找到兩本當時中學生學習用的《模範英文讀本》，每天兩次端端正正坐在窗前桌子旁邊念這本書，並一課一課地默寫，津津有味……我想，他學得那樣起勁，是深知幹革命需要懂得外文吧”。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毛澤東學英語興致最高的時候。林克擔任他的英語教師兼外事祕書。毛澤東學習英語有他自己的一套速成辦法。他把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著作上。因爲這些著作和文章的內容，他極其熟悉，可以通過中英文對照方式，掌握英文句型和單詞，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時的《人民中國》《北京週報》和新華社英文時評，《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外文原版，他自己撰寫的《矛盾論》《實踐論》《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等等，都是他學習英語的重點教材。特別是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和《矛盾論》英譯本，他從首頁到尾頁，都有閱讀標註。在中南海毛澤東書房的牀上，至今還擺放着一本1953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矛盾論》，上面留有他的手跡：“1956年，10月初讀”，“1959年，10，31重讀”，“1961.9-”字樣。

　　毛澤東重視外語人才的培養，強調：中國要加強與外界的聯繫，要與外國交往。1972年7月24日，他對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說：“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四）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毛澤東倡導向社會學習、向實踐學習、向人民羣衆學習。1913年，20歲的毛澤東在《講堂錄》中記有：“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流露出壯遊天下的想法。1917年夏，毛澤東看到《民報》刊登的兩個學生徒步旅行全國、一直走到打箭爐（今四川西定）的報道。受其鼓舞，偕同窗好友蕭子升遊歷湖南。“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喫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通過這次遊學，毛澤東深入瞭解了民間疾苦，學到了許多書本上、書齋中學不到的知識。

　　投身革命事業後，毛澤東非常重視調查研究。1927年，他實地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後，寫下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瑞金時期，他在尋烏進行社會調查，寫下了《調查工作》（後改名爲《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名言。1938年3月15日，在抗大學員畢業典禮上，毛澤東強調：“學習的書有兩種：有字的講義是書，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無字天書’。”在他看來，劉邦爲什麼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爲劉邦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瞭解人民心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是從學校的書本里學的，而是在學校外面的大學校裏學的。馬克思的學問，也不是從學校的書本里學到的，是在英國、法國、德國等處看書看事而學的。

　　1964年，毛澤東年逾古稀，但仍然豪情滿懷，曾計劃策馬奔騰，沿黃河而上，直抵源頭，對黃河兩岸進行系統的自然考察和社會調查，甚至隨行智囊團應包括地質學家、歷史學家等細節都在他的準備之中。青年時代壯遊天下的讀書激情，始終在領袖心中激盪，豪情萬丈的浪漫主義光芒，伴隨一代偉人終老！

　　（五）

　　中南海菊香書屋，是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據統計，毛澤東的私人藏書近10萬冊，可謂汗牛充棟，墨香飄逸。置身菊香書屋，猶如書海遨遊，從馬恩列斯全集、魯迅全集，到《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從世界名著譯叢，到《辭海》《辭源》和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古今中外，哲學、經濟學、軍事學、文學、地理學等，門類齊全，無所不有。

　　毛澤東“嗜書如命，書以伴行，書以伴眠，甚至書以伴廁”。凡是他活動的地方，無處不放書，無處不讀書，無事不問書。毛澤東的牀很特別，超出普通牀一倍多，出奇的寬大；造型也很奇特，裏低、外高，高的一側睡人，低的一側放書，板牀的三分之二被摞得二尺高的書籍佔據，睡覺基本上是躺在書堆裏。有的書攤開，有的書堆放，看似凌亂，但在毛澤東的頭腦裏，什麼書放在什麼地方，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所以，工作人員整理牀鋪時，一定要按照毛澤東自己碼放的樣子，將這些書籍一一恢復原貌，方便他尋找。

　　北京圖書館舊館與中南海大院北門隔街相望，毛澤東經常到圖書館借書。1958年，北京圖書館換髮新的借書證，工作人員爲了借書方便，也給他辦了一個。北京圖書館的同志把毛澤東的借書證編爲一號。這張北圖一號借書證，毛澤東一直使用到去世。據不完全統計，僅1974年，毛澤東從圖書館借閱過的書刊就有近600種，共計1100餘冊。外出巡視，毛澤東也經常到當地圖書館借書，杭州、上海、廣州、武漢、廬山等地的圖書館，都留下過他的借書記錄。

　　毛澤東曾經說，工作忙就要“擠”，看不懂就要“鑽”，用這兩個法子來對付它，學習是一定可以獲勝的。他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都利用起來讀書。理髮時間，他也讀書，還幽默地對理髮師說：“你辦你的公，我辦我的公，咱們互不干擾。”

　　晚年毛澤東，視力減退，但仍然以驚人的毅力堅持天天看書。平裝小字本的看不見了，就看新印的大字線裝本的。身體虛弱，就讓工作人員給他念書。毛澤東要工作人員找的最後一部書，是他長期珍藏愛讀的宋人筆記《容齋隨筆》，時間是1976年8月26日。毛澤東最後一天讀書，時間是1976年9月8日。根據護理記錄，毛澤東當天看書、看文件共11次，時間累計2小時50分鐘。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他用一生的讀書實踐，實現了“活到老，學到老”的誓言，也爲中國共產黨人留下了一筆無限珍貴的讀書遺產。

　　（作者系國防科技大學文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