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王明遠：慎用“黃種人”的自稱

文丨王明遠

奧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往往會激發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熱情。比如，這次蘇炳添在小組賽中創造了9.83秒的奇蹟，一些媒體稱之爲“黃種人的驕傲”或“黃種人之光”，對於這些說法，朋友圈也不少轉發點贊。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黃色是一種高貴顏色，與皇權相關，黃土地、黃河這些也被視爲文明的象徵，那麼我國人民是“黃種人”似乎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經常爲大家所忽視的是，“黃種人”本是西方種族主義者發明的一個歧視性很強的概念，是對東亞人羣的污衊性稱謂。

在人類社會中，色彩不單單是對物理現象的描述，還帶着各文化傳統所賦予的價值與情感。比如，藏傳佛教典籍中以五色形容自己和四方文明；在傳統的歐洲，白色代表着神聖、純潔、智慧和高貴，黑色象徵着邪惡、污賤、死亡和野蠻，黃色則意味着不潔、低俗、病態與恐怖。中國人被稱爲“黃種人”，顯然是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是劣等民族，與之相關的還有“黃禍”等詞彙。

“黃種人”作爲西方歧視性概念的另一個很明顯的例證是，在歐洲歷史上，中國人也曾長期被尊稱爲“白種人”，只不過近代之後才被降級爲“黃種人”。16世紀初，葡萄牙人塞格萊接受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之命，前往東方探險，他在馬六甲遇到了在那裏定居的華僑，通過近距離觀察他們，他記錄道：“中國居民是白種人。他們的身體素質不錯、眼睛很細，而且服飾寬鬆，還有戴網巾的習俗”。

幾乎同時代，1515年前後，葡萄牙國王派駐東方的使節託梅·皮雷斯（Tomei Pires）在其《東方概要》也是把中國人稱爲“白人”，並且與歐洲各國人進行類比：“中國人是白人，和我們的皮膚顏色一樣。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們的差不多，只是很長……有些人穿羊羔皮，戴絲織圓髮網，像我們葡萄牙的黑色網套。他們有點像德國人，下巴上有三四十根長鬚，穿做工精細的法國方頭鞋。而中國的婦女長得像卡斯蒂利亞人，穿着打褶的裙子，繫着裙帶”。相類似的觀察也出現在17世紀利瑪竇的記錄中：“中國人的皮膚是白色的；但在南方各省，因爲是在或靠近熱帶，有的人比較黑”。

那麼中國人的膚色什麼時候開始在歐洲人的筆下變黃了呢？這始於17世紀晚期，促使發生變化的有兩個原因：一是歐洲隨着大航海時代的來臨，經濟迅速發展，逐漸超過中國，對中國的仰視感消失；第二是，滿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以及對基督教的打擊，讓歐洲殖民者非常忌恨。

到18世紀以後，西方遊歷者們對中國人的溢美之詞蕩然無存，在他們眼裏中國人也逐漸被開除出“白種人”的羣體，開始以負面形象出現在歐洲文字作品中。“白種人”到“黃種人”的轉變，實質是歐洲人對中華文明評價的降級，他們不把中國人當做“白種人”言外之意，就是不認可中國與他們一樣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只能是次一級的落後文明，就好比中華視野中的由“夏”變“夷”。

而徹底從學術上給中國人貼上黃種人標籤的，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也是人種分類學的創始人之一。1735年，他在著作《自然體系》中把人類分爲四種，其中歐羅巴白種人、亞洲棕種人（拉丁詞fuscus）美洲印第安紅種人和非洲黑種人，這種分類方法被廣爲流傳，甚至上世紀末中國小學地理課本中的人種紅白黃棕的四分法，也是源自與此。林奈後來在1759年再版這本書的時候，把亞洲人的顏色由fuscus改爲luridus，這詞彙在植物學上是“枯萎、病態、死一般”的意思，林奈這樣評價亞洲人顯然是充滿了歧視。

由此，中國人是黃種人的概念廣泛在西方流行開來，並且中國人的“黃種人”形象逐漸被各種文學作品豐富起來，中國人的膚色、習俗、言行往往成爲嘲笑對象，以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筆下的“傅滿洲”最爲著名。就是時至今日，不少好萊塢電影也難擺脫刻板印象的窠臼。

另一個描述概括中國人的概念“蒙古人種”，其實也有很強的種族歧視含義。18世紀後期人類學家布魯門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以頭骨形態分析的方法把人類分爲五個種羣，分別命名爲高加索人種、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和蒙古人種。這種分類方法已經被認爲是很不科學的，埃塞俄比亞人種、美洲人種、馬來人種的稱謂基本被拋棄，但是高加索人種和蒙古人種這兩個詞都具有不可思議的生命力，仍頻繁出現在有關中國的各種著作中。

由於蒙古騎兵曾經對歐洲進行過血腥侵略，因此，“蒙古”一詞在西方語境中是負面的，意味着野蠻、落後。“蒙古人種”這個羣體也被各種種族論者賦予各種負面含義，一些歐洲解剖學家認爲，蒙古人種大腦容量下，膚色淺黃，與他們生性狡黠陰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關性。很多疾病也被歐洲科學家冠上“蒙古”的名字，比如歐洲人認爲眼內眥贅皮是醜陋的，於是稱之爲“蒙古褶”；骶部色素斑被命名爲“蒙古斑”，認爲這是人類沒有進化好的表現；最荒唐的是唐氏綜合徵發現者約翰·唐（John L.Down）一開始把這種病命名爲“蒙古人病”，因爲患者普遍面容較寬，眼睛細小上挑，歐洲人認爲這是患者發生了人類進化的反向衰退，由“高級”的高加索人種回到較“低級”的蒙古人種階段。

二戰結束以後，遭受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帶來的戰爭劫難的西方，開始有意識清除意識形態中具有鮮明種族主義色彩的東西。“黃種人”的叫法開始爲西方主流所拋棄，如果一個嚴肅的媒體或者學術著作採用這樣的詞彙，會被認爲是“政治不正確”，代之而起的是“東亞人”或“亞洲人”（往往也是指東亞人和東南亞人）這種中性的、而又含有明顯外部特徵分類的詞彙，目前歐美政府的族裔分類法都是採用這種稱謂。

反而由於黃色在我國文化中是正面意義的，又加上1980年代港臺歌曲、電影對這個概念的強化，使得我們忽視了西方人創造的“黃種人”概念所隱含的負面意義。近年來不少學者開始對“黃種人”的概念進行正本清源，最爲著名的是臺灣大學美籍教授Michael Keevak的著作《成爲黃種人》（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該書詳細揭示了西方社會對中國人東亞人觀念史變遷，以及“黃種人”這個概念起源和內涵界定過程。即便是同樣文化背景和族羣特徵的韓國人、日本人也從近代以來一貫抗拒“黃種人”的稱謂，筆者認爲，對於這個概念，我們也是慎用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