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甘文锋】

首例香港国安法案件判刑终于出来了：

在一年前7月1日下午驾驶插有“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字样旗帜的摩托车撞向三名警员致警员严重受伤的唐英杰，于今年7月30日因“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当我们在为香港国安法落到实处而鼓掌时，我们也要警惕到一点——极端活动，正成为香港一小部分人宣泄不满、怨愤的方式之一。

“孤狼式恐袭”

在唐英杰犯事后的次年同一天，香港亦发生了一起“孤（独）狼式恐怖袭击”——在铜锣湾，一男子在经过一位警察的身后时，突然拿刀刺向警察左边腋下，导致该警察重伤，而凶徒随后自杀身亡。

警员遇袭镜头（图/港媒）

这起案件发生后不久，礼宾府又被人投掷燃烧弹，幸好没有人受伤，而警方亦很快破案，拘捕疑凶。

7月6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了九名激进人士，并在尖沙咀捣破一间制造爆炸品的实验室，怀疑他们合谋制造土制炸药，计划在全港多处发动恐怖袭击。更令人关注的是，被捕的人士当中，其中六人是中学生。金主等人以金钱诱使中学生发动恐袭，并承诺在完成袭击后安排他们离港。而所谓的金主，竟是来自浸会大学的职员。

上述系列事件令香港社会震惊，然而风波仍未停歇。

7月7日，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竟以30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动议，对刺警后自杀身亡的凶徒表示“深切哀悼”，并“感激”其“为港牺牲”——作为香港最具知名度的大学学生会，如此颠倒是非，歌颂恐袭，之后办公室遭国安警员搜查也是情理之中。

除此之外，亦有一些学者尝试为这次恐袭降温，指有关事件最多算是一起袭击，并非恐袭。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西方学界一般将“恐袭”定义为对平民的无差别政治性暴力袭击，而这次事件针对的并非平民，因此不能算成恐袭。

用西方学界的概念来定义香港本土的恐袭行为，这一思维有点荒谬可笑。是否是“恐袭”，我们还是看看法律怎么定义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其中“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活动的”属于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之一。

根据七一袭警凶徒的遗书，他是因为不满警方及香港国安法，所以计划随机行刺警员然后自杀——不论是手段、效果还是目的，都符合中国反恐法律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定义。

如果是普通法，香港法庭参考较多的英国法律又如何？

英国的《2000年反恐法案》（Terrorism Act 2000）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包含三点：首先是采取了包括严重伤害他人身体在内的行动；第二是该行动是为了影响政府或在公众中制造恐慌；第三则是行动的目的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相关。从以上三点来看，这次袭警行动绝对是恐怖主义。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我国法律，还是香港法庭较常参考的英国法例，这次袭警事件，都肯定是一起恐怖袭击。

现在是寻求和解的好时候？

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后，社会有不同反应。当然恐慌是第一时间的情感，但很快社会就开始问很多问题：为什么中学生愿意收钱搞炸弹袭击，而金主竟是大学的中层职员？学生会是否由社运基地变成反社会的基地？恐袭会不会越来越暴力？今天香港的保安系统有没有需要再升级？

虽然有很多值得讨论的方向，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些，而是：今天的香港社会需要寻求和解吗？

今天香港社会的撕裂，如果只靠时间去修复，相信很困难，似乎政府不插手，香港的撕裂只会继续下去。

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政府在现阶段是否应该提出政策，尝试寻求和解，以舒缓社会现时的撕裂？

这要看你如何理解现时的社会撕裂。如果你认为这次撕裂只是因为2019年修例风波引致黑暴，然后社会分裂成为支持黑暴及支持警方两派，这种源自政策分歧的撕裂及暴力，政府的确应该要出手。

香港警察手撕“港独”旗帜

但实际上修例风波只是导火索，社会最核心的对立就是“亲中”和“反中”，因为在回归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去殖工作没有做好。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较早前的一篇文章曾提到，现时的一系列政策，完善各类制度，可以视为一项去殖工程。因此我们现时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

寻求所谓的社会和解，是否会导致整项仍在进行中的去殖工程停滞，令香港错失当下去殖的良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亲中和反中的矛盾一直存在于香港的社会中，并在回归后因为各类事件，慢慢成为主要矛盾，2019年的修例风波某种程度上算是社会不同群体将本来放在心中的亲中反中态度完全释放出来。

现时想方设法搞所谓的和解，其实就是发出一个信息：先不要管亲中还是反中吧，我们放下这个矛盾，集中精力去处理其他社会问题。

这不可取。

或者这里也需先说明一点：反对在这刻提出和解方案，不等于要激化现时的社会撕裂，甚至是要提倡暴力，绝不是这个意思。

现时的香港社会，除了由中央打出的包括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在内的组合拳，社会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正蕴酿各种类型的变革。

例如在香港电台的人事变动中，多位被批评立场偏颇的主持及记者被解职；电视节目中加入内地的电视剧，而一些有争议的节目都被下架，不能再在网上看到；在教育界中，不同学校开始讨论如何加强国安教育；不同的爱国政党政团，也在反思如何提升党内政治人才的管治能力。

《觉醒年代》在港播放，有助于香港市民了解建党历程

这些变化对爱国阵营而言是一件值得鼓舞但需要急速适应的事情，而且要推动不同领域一起变化，需要一定程度的不安感，才有机会打破原有制度的僵化。

反观回归后二十多年，中央一直只有在紧要时期才出手，香港社会缺乏足够的不安感及刺激去改革，无论是政府官员、专业团体还是行业领袖等，都没有居安思危，因此香港的一些老旧问题都缺乏突破口，例如土地及房屋问题、某些行业及专业的霸权问题等等。

现时因应社会的变革，这些老旧问题才出现曙光。

举例来说，因为改革的风潮，官员才开始多谈如何改善房屋问题，财政司司长甚至强调2049年前要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这种决心在回归后的前期，何曾从官员口中出现过？

另一方面，一些专业的改革亦被提上日程。例如因为医生供应长期不足，香港居民一直要忍受公立医院长期等候的情况，这等候时间甚至经常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现时政府为了改善这些问题，决定放宽内地及外国医生到港的程序。

这些问题已出现很长时间，但先前政府一直没有决心去解决。如果现时政府开始寻找和解之路，社会各个领域都必然要求休养生息，甚至停止改革，香港现时的改革进度就有可能随之戛然而止。

换言之，现时是香港改革的关键时期，经历过狂风暴雨的香港不能因一点风吹草动就停止改革的步伐。

去殖应继续进行

从去殖的角度出发，现时社会正在进行一项庞大的去殖工程。去殖理论大师法农（Fanon）曾分析，殖民是一个给社会植入新系统的过程，特别是将白人超然的地位根植于这个系统。法农总结出暴力是殖民者的唯一语言，去殖要回应这种语言，就只能是利用暴力。

和历史上其他以战争去殖的过程相比，香港去殖的过程算是非常和平。或许将来香港在完成去殖作出总结时，也可以对关于去殖的理论作出贡献。

今天香港的去殖，可说是将旧有英国所植入的系统慢慢换成中国的系统。这些系统由意识形态，至各个管治系统及管治方式。

举例来说，之前的政府官员只看指引，不看工作成效，而今天所有政府官员都不能避事，要去解决老大难的问题。

又例如，一直以来专业人士都有各自的公会去管理发牌，现时政府改革，建议改由另一公营机构财务汇报局负责会计师发牌，相信这只是试点，稍后各个专业都会慢慢被改革，打破专业因自我监管而导致的过度自我保护藩篱。

香港财务汇报局官网页面

这些系统如果只靠香港的高度自治，可说是难以根除，这亦是为什么中央要出手的原因。

香港在这段时间的“系统置换”，对西方国家而言，当然是不高兴的，因此不断用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作为攻击点；但另一方面，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可说是重中之中，而在香港这个地方，只有加快去殖，尽快剔除社会旧有系统中的积弊陋习，尽快融合中国系统中的积极元素，才能确切保障国家安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必定经历阵痛，但前程毫无疑问是光明的。

估计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还会在香港社会中存在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一方面有赖负责国安的队伍维持治安，另一方面改革亦需加快进行。相信到了一个去殖的临界点，系统置换得差不多了，反中的人亦通过不同方法离开社会的重要岗位后，社会的气氛就会有所改善。

到时社会已不一定需要和解，可能到时也不会再有人提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