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朔 | 文  ‍‍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是中國邁向未來的一個極爲重要的戰略方向。

如何具體理解這一方向？會議有全面、系統、辯證的表述，讀原文，讀全文，就會心中有數。

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碎片化議論，和會議精神並不一致。比如認爲政策變了，要“劫富濟貧”“搞平均主義”“逼捐”了，財產權不安全了，未來不確定了。也有的把貧富分化歸咎於“資本家”，呼籲加大力度“節制資本”，立即徵收遺產稅這樣的直接稅，等等。

不久前我寫過《中國資本，向何處去》《中國企業家公益3.0：從捐，到助，到創》等文章，都涉及共同富裕，本無需再做絮叨。但看到不少似是而非的說法，還是忍不住再寫一文。

企業家在三次分配中的表現究竟如何？

這次會議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鼓勵高收入人羣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這是完全正確的。

三次分配是“非強制性分配”，主要指慈善捐贈。我看到網上的很多觀點，似乎都有一個假設，即“中國富人爲富不仁”“沒有怎麼回報社會”。有人說，美國富豪如蓋茨、巴菲特把錢都捐了，中國富豪很少有捐贈意識。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先看美國。根據美國施惠基金會《2020美國慈善捐贈報告》，2019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約4496.4億美元，佔美國GDP的2.1%，其中個人捐贈佔大頭（3097億美元），佔比爲68.87%。

另據《慈善紀事》發佈的美國“慈善五十人”，2020年美國捐贈總額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共捐贈了247億美元。

再看中國。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年中國共接收境內外款物捐贈1701.44億元，其中，內地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佔GDP的0.15%。最大的捐贈來源爲企業，佔比爲61.71%。

|2019年中國慈善捐贈體表

另據《福布斯2021中國慈善榜》，上榜的100位中國企業家（企業）現金捐贈總額爲245.1億元，同比上漲37%。捐贈過億元的企業爲51家，捐贈總額爲221.7億元。此外還可參照的是《2021胡潤慈善榜》，在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中國捐贈額超過1億元的富人有39人（含現金和股權捐贈，以及有法律效力的承諾捐贈），合計捐贈301億元。

基於上述數據以及研究交流，我有以下結論：

1、中國的GDP是美國的70%多，慈善捐贈總額是美國的5%左右，人均慈善捐贈額是美國的1%左右。相比而言三次分配水平總體較低。這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是美國捐贈中，個人的宗教捐款比例很高，2019年美國對宗教的捐贈爲1281.7億美元，佔捐贈總量的28.5%。中國人到寺廟上香捐贈，則基本未納入統計。二是美國捐贈中包含了非錢物形式的勞務捐贈，中國也基本不包含，只是將勞務統計爲志願者服務時間。把這種因素考慮進去，中美慈善差距將縮小很多。

2、中國企業家和美國企業家的捐贈水平的差距，遠沒有人均捐贈水平的差距大。2020年美國排名前50位的慈善家捐贈了247億美元，中國前50的慈善家捐贈了兩三百億元人民幣，基本是匯率水平的差距。從三次分配這個角度，得不出中國企業家不努力回饋社會的結論。

3、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2018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8年中國民營企業全年捐贈約450.32億元，在捐贈主體中佔比最高；國有企業全年捐贈310.90億元。據全國工商聯數據，截至2020年6月底，參與“萬企幫萬村”精準扶貧行動臺賬管理的中國民營企業有10.95萬家，通過產業、就業等多種形式對貧困戶進行幫扶，共帶動和惠及1564.5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上述結論，我覺得很正常。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讓很多企業家建功立業，獲得了以前無法想象的財富，他們自會感恩，國家也一直倡導富而思源，所以回饋社會是很自然的。

說“富人爲富不仁、不回饋社會”，少部分可能如此，總體上絕非如此，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如此。說類似這樣的話，只會激化矛盾，引發猜疑，久而久之，甚至弄得真僞難辨。

最近，很多互聯網平臺都面臨這樣那樣的整頓。一段時間的野蠻生長後，這是必要的，必須的，但我們還是要客觀對待，並有基本的信心。以“三次分配”來說，2019年，全國20家互聯網募捐平臺彙集的慈善捐贈超過54億元，同比增長68%；2020年9月7日至9日，由騰訊公益等發起的“99公益日”活動，三天時間吸引了共計5780萬人次、數千家公益機構、超1萬家愛心企業參與，籌得善款30.44億元。

互聯網平臺有很大的推廣力量。正是在其努力下，大量年輕人通過“互聯網+慈善”的便捷方式，投身公益，養成“一塊做好事”的習慣。對互聯網平臺在“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並繼續促其發展和昇華。

至於說美國富豪把錢都捐了，特別要注意：捐了不是被分了，而是成立專門的基金會，由專業人士打理，善用資金去解決社會問題，同時也通過投資，讓資產升值，獲得更多資金用於公益。如果把“三次分配”理解成拿走、分掉，那完全是誤解。

企業家最重要的本分是什麼？

在肯定中國企業家注重對社會的回饋的同時，也必須看到，面對“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宏大主題，還有不少不足。

我覺得，相比獲得財富後回饋社會的表現，許多中國企業家在創造和獲得財富過程中的表現，有着更多的問題，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差很大。

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中央領導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爲第一動力、協調成爲內生特點、綠色成爲普遍形態、開放成爲必由之路、共享成爲根本目的的發展”。

所以中國企業家要在高質量發展中，做共同富裕的促進者。做一家對利益相關者負責、可持續發展的好企業，這本身就是對共同富裕的最大貢獻。

在日常調研中，我不時會從供應商、經銷商、員工、金融機構、媒體、政府、消費者等維度瞭解中國那些有名的企業。他們會告訴我，哪些企業名實相符，哪些企業名不副實。

前一段和朋友談到一些大企業“其興也勃其衰也忽”，不久前還在《財富》500強裏，很快就跌得不知所蹤，如華信、安邦。朋友說：“有的企業爲了在政府、社會和銀行面前樹形象，用貸款去捐款，但是自己周邊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都保障不了，這有意義嗎？可持續嗎？”

今天的企業家，其本分不應是做大、出名，而應是踏實、誠實，堅持生產性創新，踐行高質量發展。做大、出名，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切不可顛倒。

我們需要更多的好企業。把“好”放在“大”的前邊。

好企業，是在合同規定的付款日之前，一定把錢打到合作伙伴的賬號。

好企業，是努力爲員工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讓員工的身心更加健康、得到全面發展。

好企業，是兢兢業業、精益求精、以創新爲消費者創造價值。

好企業，是對內員工熱愛，對外消費者喜愛。

好企業，是對環境和社區負責，是良心納稅人。

好企業，是不投機、不誇耀、講誠信、言行一致、表裏如一。

但不少企業理解的“好”，是以大爲好，有名就好，而不管是怎麼大的、怎麼出名的。

高質量發展就是好的發展。要踐行高質量發展，企業的關注點就不能僅是結果導向的財務指標，也需要包括非財務指標。

非盈利組織SASB（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認爲，企業應該將可持續發展信息融入財務報告，並提出了5個維度26個指標，以反映那些“最有實質性關聯的可持續議題”，提請企業關注自身的表現。這5個維度是：環境、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商業模式與創新、領導與治理。

如何更好地參與公益慈善和社會創新？

通過高質量發展、可持續發展，自己富裕了，對周圍的利益相關者的富裕也有貢獻了，這時要進一步考慮，如何更好地參與公益慈善和社會創新，爲整個國家的共同富裕做貢獻。

這方面的具體路徑包括：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投資、影響力投資、ESG、公益慈善創新，等等。在此不贅述。

按我個人的觀點，企業對社會盡責的最高境界，是從當下未被很好滿足的社會需求出發，把社會價值、社會責任植入企業的價值觀、長期戰略和日常運作。這樣，做企業的過程，就是對社會盡責的過程。

彼得·德魯克從兩方面闡述過這一道理。

首先，“商業企業的職能就是通過把社會問題轉化爲商業發展的機會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同時也爲本機構服務”。

其次，“商業企業始終應該力求把對社會產生的不良影響轉化爲對本企業的機會”，如陶氏化學將排放的有毒氣體和有毒物質轉化成可銷售的產品，變廢爲寶；杜邦把控制工業產品有毒物質的業務發展成一家獨立企業，不僅消除自身產品的毒副作用，也爲別的企業服務，檢驗其產品的毒性，爲其開發各種無毒化合物。

“健康、更好的居住條件、營養的提升、對老年人的關愛、更安全的財富、更新鮮的空氣，都是當下未被滿足的巨大需求。但數十年來，企業卻忽略了這些最大的需求。”邁克爾·波特說過。

長江商學院教授朱睿說，商業向善不是簡單的捐款，而是企業家能挖掘、發現商業活動中的公益價值，用商業的邏輯，更有效率地解決社會問題，讓企業在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創造社會價值。

一個負面的例子是貨拉拉平臺涉及的女孩跳車身亡事件。朱睿說，中國企業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刻，就是需要明白，“企業的價值已經不是僅僅由其商業模式成功與否就能夠決定的，而與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這些已經成爲了企業成敗的生死線”。

一個正面的例子是長江商學院學員創立的一家互聯網家居裝修平臺，它爲買了新房想裝修的消費者推薦裝修公司。該平臺要求被選中的裝修公司在進駐小區時，同時帶幾個分類垃圾桶，將裝修垃圾隨時分類回收，還鼓勵小區的其他居民把家裏的可回收垃圾放到裝修公司的垃圾箱，並給予一些小額返還作爲獎勵。這種方式既有助於保持小區乾淨，還可實現垃圾重複利用，減少污染，並促進小區居民之間的融合。

我之前在騰訊採訪時聽到這樣一個例子。在深圳養護院，騰訊微瓴團隊做人臉識別模塊的8個博士，爲了獲得數據以測試機器的靈敏性，自己在實驗室和養護院現場摔了幾百次，最終做成了一個系統，通過攝像頭可以檢測到老人們摔跤跌倒，並立刻報警。但因爲涉及老人隱私，系統的攝像頭只布在室外，不在室內安裝。不久後，博士們又想出了一個新辦法——在屋內使用熱感應技術，既解決了隱私問題，也能實現屋內的摔跤跌倒報警。這既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實踐，也是科技向善的探索。

先富、共富從來都不是割裂的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句話的分量和“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一樣重。

先富、共富是統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點上，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兩者從來都不是割裂的，而是一個都不能少。

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1986年3月他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1986年8月他在天津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可見，80年代強調先富時，也沒有不講共富。

“先富”這一句話，澄清了過去對社會主義的不少模糊認識，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開闢了改革開放的新道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成就賴此以成。

今天提出的“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這一句，既說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也提出了具體的促進路徑，而且和之前的“先富”也是銜接的。

我反覆讀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的報道，覺得最重要的兩層意思是：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羣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說明了什麼是共同富裕）

第二，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要盡力而爲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鉅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說明了怎麼促進共同富裕）

至於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範不合理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都是長期一貫的提法，只是有些措辭更加堅定。

會議還特別提了一句，“要保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合法致富，促進各類資本規範健康發展”，這顯然是針對當前資本市場下跌引起的猜測的回應。不保護產權，誰還有長期打算？這是一個需要長期堅持的基本點、關鍵點。

“共富說”事關長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屬自然。只要全面領會，把握住歷史的脈絡和新發展的特徵，企業家就會坦坦蕩蕩，在新時代開新局，有新作爲。

“以他者爲念甚於爲己而謀、抑己之私而行仁於外，人類天性之完善以此構成。” 亞當·斯密這句話，放在今天，依然令人回味無窮。也和大家一起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