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徐道振那些茫然不解的疾可能是百姓最膽寒的魔

初入傳染病院便被命運扼住咽喉

北京第一所傳染病專科醫院，也是中國最早的國立傳染病學科醫院之一，它緊鄰莊嚴肅穆、古樹環抱的皇家園林——地壇公園，與天壇相對無言。

1955年，24歲的徐道振，心中懷揣着一個龐大的醫學夢想，提着行李從紹興老家遠道而來，而眼前的景象讓他心頭一陣喫驚。

“北京城怎麼這麼荒涼呀，到醫院一看，更覺得荒涼，一排病房只有一個廁所，男女通用。我從南方來的時候紹興縣醫院比這裏好多了，真的沒想到北京是這麼一個破爛的地方。”——徐道振採訪整理。

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蕭條、疫病肆虐、北京市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直到1955年，傳染性疾病，依然是威脅北京市民生命安全的首位死因。徐道振初到醫院，還未解病人之苦，自己就被命運扼住了咽喉。他忍不住地發冷、持續高熱、全身上下開始出現紅疹，此時他仍未意識到，危險將至。

“一到醫院我就感染了猩紅熱。最初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因爲我們南方沒有猩紅熱。當時的症狀就是嗓子痛、發燒、皮膚起紅疹。可能中毒死亡，也可能自己康復。”

猩紅熱是一種呼吸道傳染病，主要通過咳嗽、打噴嚏、密切接觸傳播，在19世紀60年代，因猩紅熱致死人數高達972萬人。在整個十九世紀，猩紅熱病曾席捲整個歐洲大陸，摧毀了當時歐洲25%的人口。在那個年代，醫者們抵禦傳染病威脅的“武器”，只有普通的紗布口罩。

猩紅熱、白喉、霍亂、肺結核、麻風病、傷寒、血吸蟲病，這些你可能茫然不解的疾，卻是那個時期，百姓們最膽寒的魔。

行動也是迅速的，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北京市委、市政府痛下決心，在建設首都、發展經濟的同時掀起大規模愛國衛生運動，徹底清除故宮垃圾、修建龍鬚溝、並疏浚陶然亭和龍潭湖兩大人工湖改善疫源地，“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狀況終於被改善了。與時代腳步同行的，還有剛剛痊癒重返的徐道振。

“到了病房一看，整個醫院就有200多個猩紅熱患者，都是重的。其中一個十歲的男孩，憋得全身都是紫紺，血壓沒有，已經休克了，需要緊急搶救。可是當時的醫療條件太差，沒有血清、血漿。我想我感染猩紅熱痊癒了，身體裏一定有抗體，於是，我就把自己的血輸給了患者。結果這個孩子活了！看着他歡蹦亂跳的出院，我那時真高興，感覺當醫生真幸福啊！”

那時，和徐道振一同被分到北京的五位南方同學，全都離開了。只有徐道振，成了名副其實的“住院醫”，一個堆放雜物的庫房就是他的宿舍和書房，只要病房有需要、病人有需要，他就隨時隨叫隨到。

“那麼多重病人要搶救，我爲什麼要走呢？我要留下。那時我已經申請入黨了，我已經把我的一生都交給了黨，所以當重病人來的時候，怎麼能逃掉呢？爲病人服務，就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就是爲黨工作，所以應該留下來的。”

徐道振選擇留下，留在傳染病醫院，留在需要他的患者牀旁。

走到最貧瘠的地方走近最廣大的羣衆

十年間，中國先後成立了寄生蟲病、地方病、血吸蟲病、麻風病、結核等專病防治所、傳染病院，從而初步形成了以五大疾病預防控制爲主的疾病預防控制服務體系。隨着國家預防性政策出臺，以徐道振爲代表的醫者，進入了全面攻堅階段。

收穫也是顯著的，20世紀60年代我國基本消滅天花，同時期脊髓灰質炎、麻疹、乙腦、白喉、猩紅熱等傳染病的發病率明顯下降；1956年傳染病死亡率退居第二位；1964年退居第五位；十年時間，徐道振收穫了對抗傳染病的經驗和勇氣，但他的理想還並未全部實現。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同他的保健醫生談話時，針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後面貌，指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爲廣大農民服務，解決長期以來農村一無醫二無藥的困境，保證人民羣衆的健康。

1969年徐道振和全院醫生及家屬，被分配前往甘肅本地最爲貧困的地區。

“我們的衛生院四周都是沙漠。下雨了當地人就挖個坑，所有雨水都蓄在那兒，這叫澇壩。牛、馬、驢喝水也在那，洗澡也在那。我們一去全拉稀，所以，那裏得痢疾的人非常多。我們日日夜夜都在搶救中毒性痢疾患者，嚴重的沒有血壓、呼吸困難、全身都黑了。我們和當地醫務人員一起上，一邊人工呼吸，一邊馬上把大靜脈切開，血壓上來以後，病人慢慢溫和了，這樣就希望來了，那時搶救了好多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