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孔祥濤出生於北京一個大家庭。作爲家中最小的孩子，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他難得擁有一個幸福安穩的童年，並深受大人疼愛。然而這一切，都將被隨之而來的炮火徹底摧毀，七七事變後，他不得不中斷學業，跟隨軍醫父親從大家庭中獨立出來，一路輾轉北京、天津、新鄭、長沙等地，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並即將看盡生死。

“所以在家裏邊，我小時候很受寵的一個，喫奶，喫到有我弟弟出生，我還在喫奶，我的弟弟比我小6歲呢。”——整理於孔祥濤採訪手記

1938年10月，日軍自佔領武漢後，又於同年年底佔領岳陽。湖南，頓時成爲抗戰相持階段的戰略要地。時任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的薛嶽，帶領中國軍隊奮起反抗。而在戰場的後方醫院，卻不知何時多了一個少年的身影。人人都誇讚他的勇敢、堅毅，卻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之於他的恐懼。

“戰爭起來之後呢，父親的任務主要就是運送傷員，一站一站的怎麼往後方運送。所以那時候，我就跟着他一塊兒。結果在這個途中遇到日本飛機，它是俯衝式的，俯衝下來的聲音非常尖銳，心裏非常害怕。父親喊‘趴下，趴下，再不趴下炸死你。’就這樣炸彈爆發了，滿臉呀，黃色炸藥，噴的這個霧氣，一舔都是苦的。那是第一次，差點沒炸死。”

“後怕呀，我旁邊還有一個老太太躲在樹後，我都沒敢看，老太太死的時候什麼樣，沒敢看。”

這一幕，深深刻在孔祥濤的記憶裏，他不曾主動提起，也從不曾忘記。多年以後，再次置身於當時的國難家恨中，他淚流滿面，採訪一度中止。

或許是當年面對死亡的極度恐懼，催生出孔祥濤對生無比強烈的渴望。少年的心底生長出了一顆種子，要學醫，要救人！而孔祥濤對於“醫生”最初的印象，全部來自父親，作爲一名醫生的孩子，他自幼便對“救世濟人”有着特別的情感，父親之於孔祥濤，是港灣，更是燈塔。

“要學醫，學習我父親治病救人。後方醫院在孔廟，他在屋裏處理傷員我們在外邊看，鋸胳膊、鋸腿我都見過。看他取子彈，那時候有衝鋒槍一樣的，子彈一取十幾個，骨碌骨碌地放在玻璃盤裏。我的父親就讓我跟着他們的初級護士隊學習。我很高興。”

此後，歷史彷彿按下了快進鍵，戰爭連續爆發，革命一片炙熱。隨之而來的三年解放戰爭，儘管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每一步都走的無比艱難，但誰都無法阻擋新中國前進的腳步。苦難終將過去，一個新生的國家站了起來。少年也出落的風華正茂，他和祖國同行，正式成長爲一名中國醫科大學的醫學生，並開始苛刻且不近情理地求知。兩千多個日夜後，孔祥濤順利畢業被分配至北京醫科大學一附院，少年終於如願以償地披上了白衣，而這一天，他也將畢生難忘。

白色城堡 激戰猶酣

一個新生的國家，同樣會面對着數個新生的問題。經濟簫條、疫病叢生等諸多因素威脅着國人的健康。50年代中期，人們的預期壽命不超過55歲。直到1958年，城市間嬰兒死亡率，仍高達千分之50.8，孔祥濤意識到，這裏雖不是戰場，但激戰猶酣。

“幾乎同時來了五個病人，都是要死要活的。但是這當中作爲一個急診的大夫你心裏有數。半個多小時吧，幾乎同時來我幾乎同時處理了，要不處理這個病人，每一個病人都不行。”

“我們那個時候呢，最危險的操作都做了，一個是心包穿刺，一個小腦延髓池穿刺，這個孩子比較多，你要不做的話腦子脹的根本就活不了，你必須給他做，扎這個稍微多一點，就可以把他扎死。”

這些發生在白色城堡中，不見硝煙的戰爭，踩着醫者的底線而來。但醫學那浩瀚無垠的海洋，深深吸引着孔祥濤，他一樣地守在病人牀邊，一樣地投入於臨牀基礎醫學教學工作。1965年，孔祥濤調至首鋼醫院任大內科主任。

成立於1949年的首鋼醫院，最初僅是一個企業醫院，主要服務於首鋼的工人和首鋼體系內的職工。基礎薄弱、急需人才，孔祥濤敏銳地意識到，在這裏一個人埋頭苦幹不行，必須抓教學、抓人才、抓臨牀。他的行醫之路，帶着時代的烙印。

“在首鋼我最多的時候管病房，10個病房、300多張牀位，但做內科來說不分專業沒有發展前途。所以這一生當中我就做了一件事，分科室分專業，團結所有的人一個也不能落。”

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顧晉院長接受採訪時談到“一個醫生，他的基礎非常重要。如果有一個好的老師，對你一生都是獲益的。所以孔老意識到這一點以後，他把北醫的傳統帶了過來，就是把這個純粹的服務性的醫院變成一個科研、教學、臨牀全面發展的這樣一個醫院。”

1997年，忙碌了一輩子的孔祥濤退休了。而此時的首鋼醫院已經蛻變爲擁有呼吸內科、消化內科、血液內科等等擁有36 個臨牀科室、12 個醫技科室的大型三級綜合醫院。

猶如擺渡人，孔祥濤身體力行，仍關注並指引着年輕的醫者。他遙望河的對岸，分明知道那裏終將開出一片醫學之花，陽光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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