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閱讀史源歷史專欄第2033期。1948年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進行期間，我方公佈了挑起內戰、並且在戰爭中逞兇，禍害民衆的43名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包含一衆文臣武將。這些人都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如老蔣、李宗仁、陳誠、白崇禧等人都赫然在列，並且在名單後的評論中明確寫到：“國人皆曰可殺”六個字，措辭是極爲嚴厲的。但是在解放戰爭結束乃至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裏，名單上的43人並沒有一位真正被我方處決，爲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既然是頭等戰犯，那麼就會在敵軍陣營中具備較高地位、受到嚴密保護。一個軍長、兵團司令指揮幾萬甚至十幾萬部隊，不是那麼容易被擊斃或者俘虜的。他們的安全，在1948年12月名單公佈之後，仍然有國民黨軍殘餘軍事力量200多萬部隊進行保障，並不是很容易受到實質威脅。事實上，在43位頭等戰犯名單當中，只有一個人最終被我軍俘虜（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中將）。那沒有被我方俘獲的42人（不含起義有功的傅作義、程潛等人），自然就無法進行鎮壓和相關處理，包括處決等方式，這是一個客觀情況。

其次，從43名戰犯名單公佈的時間（1948年12月），可以看出我方的這項舉措，根本目的並不是要處決所有戰犯，而是在戰爭的特殊階段，爭取加快戰爭進程、解放全國的一種手段。這個名單一出，便是向全國軍民高調展示出，我軍已經在解放戰爭中處於戰略優勢、軍事優勢，國軍敗亡只是時間問題了。因爲只有在這種前提之下，處於明顯優勢的一方纔會公佈將要制裁的敵軍高級將領名單，同時也讓民衆更加清楚地看清內戰真相，積極擁護我黨我軍，大大加快解放進程。

第三，沒有任何明確說法指出，戰犯名單上的人一定要被處決。“皆曰可殺”，直觀意思只是說他們犯過的罪行嚴重，但並不是一種最終的判決結果，這也是我方措辭嚴謹、邏輯縝密的一種體現。因爲在解放戰爭之前還爆發了抗日戰爭，再早之前還有北伐戰爭，這些戰爭是正義的，很多資深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參與到其中，還是有一定的客觀貢獻，不能夠將他們在解放戰爭中的罪責一概而論，未經審判直接處決。

第四點原因，則是客觀歷史進程的變化因素。衆所周知在解放戰爭末期，我軍完全壓制住了國民黨軍殘餘勢力，本有望在1950年前後完全解放全國領土，包括臺灣島在內。但由於國際形勢的快速變化，導致三野渡海作戰有了很大的難度，臺灣問題被擱置起來。有六十多萬國民黨軍殘部以及佔相對優勢的海空軍力量仍然在臺灣島內盤踞。這種情況下，鎮壓反革命和統戰工作需要同步進行，而不能單純地依靠鎮壓和處決的方式來達成。

從宏觀角度上來說，像提前特赦杜聿明這樣的案例，可以成爲我方優待俘虜、胸襟博大的證明，更有利於爭取國際輿論和統戰工作的主動權。這是我方全面看待歷史、爭取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的有力手段。因此大批國軍戰俘都是在集中改造一段時間後重返社會，並給予一定的工作和生活安置，使他們在祖國統一過程中發揮出更多積極的作用，這又是我方的一個充滿智慧的舉措。政策是因時而變的，上了頭等戰犯名單，也未必一定要處決。事實上在全國解放前就死去的戰犯，只有老蔣的“智囊”戴季陶，但他並沒有被我軍俘獲，而是主動自盡的。

因此，儘管在解放戰爭末期，我方公開發布了國軍的頭等戰犯名單，但是卻沒有任何一位名單上的戰犯最終遭到我方的處決。他們的人生結局多種多樣：有在臺灣終老的，也有在海外離世的，甚至也有重返大陸並不再受到追究的，如衛立煌、翁文灝、李宗仁等人；而像傅作義、程潛兩位國軍上將，本來就沒有離開大陸，而是選擇了起義的道路，後來更是在政府當中取得了較高的職位，爲新中國建設做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