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9月4日報道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8月28日發表題爲《中國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希爾。全文摘編如下：

美不承認自身負有責任

最近出版的《長期博弈：中國替換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一書引用了德國的例子。該書作者杜如松（拉什·多希）是一名學者，現任職於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團隊。杜如松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中國和美國在21世紀的對抗與德國和英國在19世紀的對抗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對這種對比的分析毫無例外地援引了英國外交官艾爾·克羅（1864年-1925年）在1907年撰寫的一份著名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審視了英國與法國和德國的關係，但主要側重於對德國外交政策的評估。

《克羅備忘錄》被普遍認爲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爲克羅得出結論認爲，柏林的“目標是建立德國霸權，最初是在歐洲，最終是在全世界”。這將“從根本上與英國的關鍵利益發生衝突”。這一觀點促使克羅判斷，“從長遠來看，一場武裝衝突不可避免，除非英國犧牲這些利益”，或者建立足以有效威懾德國圖謀的軍事能力。

克羅的觀點類似於一些人今天在華盛頓提出的觀點。這些人認爲，中國在東亞謀求地區霸權，最終謀求全球獨家霸權；中國的所謂“野心”從根本上與美國的關鍵利益發生衝突。支持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美國人也抱着與克羅相同的觀點。他們堅持認爲，任何與北京妥協的態度，或旨在安撫北京的態度，可能都行不通，或是徒勞的。

但是，亨利·基辛格所說的今天有關中國的“克羅思想學派”繼承了克羅觀點的深刻缺陷。《克羅備忘錄》中最大的盲點存在於這樣一個重要論斷，即不管德國是謀求地區霸權和全球霸權，還是謀求實現它的繁榮和安全的最大化以及傳播它的文化，這都沒有任何區別，因爲後者“可能在任何階段”與前者“合併”。克羅未能認識到或承認的是，後者之所以會與前者合併，恰恰是英國奉行抵制或反對德國合理追求的政策的結果。克羅承認，“忽視像德國這樣一個生機勃勃且不斷成長的國家有天然的權利在合法努力的領域裏要求健康擴張的主張，這既不公正，也不符合政治”。但是，除了一支規模合理的海軍（其規模並沒有接近英國海軍的規模）之外，他沒有具體說出很多符合德國合法利益的東西。大多數支持對華強硬立場的人也往往沒有具體說出北京合法的全球利益。

關鍵的一點是，德國謀求哪一個目標的確是有區別的，因爲面對英國明顯旨在阻撓德國野心的政策，柏林幾乎肯定變得更加不滿，並反過來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同樣，中國今天謀求哪一個目標也會有區別，因爲否認一個比全球霸權更有限、更溫和的目標的可能性——以及採取抵制中國影響力和實力的任何擴展的對抗性美國政策——都會使北京更有可能感到有必要轉向更加強勢的目標。

克羅不僅忽略了英國成爲德國戰略考量中一個變數的可能性，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倫敦對兩國關係緊張負有責任。同樣，華盛頓今天也幾乎沒有承認，美方對雙邊緊張關係負有責任，或者中方的行爲是對美方政策的某種反應。

“克羅思想學派”排斥合作

基辛格在10年前《論中國》一書中對“克羅思想學派”作了糾正。他認爲，“克羅思想學派”會“把中國的成功‘崛起’視爲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地位不相容”，把“任何形式的合作”視爲“讓中國有機會發展能力，最終釀成危機”。在基辛格看來，克羅“排除了”英德之間的“合作甚至互信”，因此實質上宣佈“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間”。這在今天體現爲普遍懷疑與中國接觸是否有用、設想任何安撫努力都徒勞無功，以及拜登政府明確強調與北京競爭，而非合作。

但如同克羅對德國的評估一樣，拒絕對中國採取遷就態度是基於對北京戰略意圖的似是而非的假設、對互惠外交潛在好處的草率否定，以及對自我實現的預言的疏忽。爲了克服這些障礙，基辛格敦促“進行需要（華盛頓和北京）高層領導人持續關注的切實的共同努力，以形成真正的戰略互信與合作的意識”，並“使美國和中國成爲一項共同事業的一部分”。他還建議，雙方領導人“需要捫心自問在《克羅備忘錄》時代顯然未曾正式提出過的問題：衝突會把我們帶向何方？如果掌控着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體系的領導人知道世界到了盡頭會是什麼樣子，他們有誰會不退縮”。在美中關係當前的惡性競爭中，絲毫看不出這種深謀遠慮或遠見卓識。

但即使在克羅時代，其分析中的缺陷和內在的危險也是可以認識到的。正如其他歷史學家所指出的，在克羅撰寫這份備忘錄一個月後，剛剛退休的英國高級外交官托馬斯·桑德森（1841年-1923年）提出了不同觀點。桑德森發現克羅的錯誤在於忽視了德國視角的關鍵要素。他寫道：“大英帝國（在其他國家看來）一定是在某個龐然大物的襯托下存在，這個龐然大物在全球肆意擴展，朝各個方向張牙舞爪。”這樣的措辭或許適用於今天的美國。

需要確認雙方共同利益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天北京的視角，以及華盛頓對中國的利益和全球影響力採取“純粹的阻撓態度”所帶來的風險。中國不希望與美國發生爭吵，但它的確尋求實現自己的財富、權力、影響力和利益安全最大化。華盛頓的一個關鍵任務不是假設這些“從根本上與美國的關鍵利益發生衝突”，而是確定美國的利益與中國的利益在哪些方面可以相容。

桑德森承認，德國是“一個緊張而鍥而不捨的討價還價者，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對手”。但他認爲，“無論這種討論可能多麼令人厭煩，作爲一條普遍規則，相比招致危機和意外反覆發生的風險，讓它立即聽取忠告、坦率地表明你能在什麼限度內接受它的觀點”的做法會不那麼麻煩。

把桑德森的建議用於今天的美中關係，可以爲避免一場克羅的建議所沒有避免的新冷戰提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