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周舒保持一顆好奇心

改名換姓

1945年初秋，19歲的王明千在姐姐的帶領下，參加革命奔赴解放區。爲了地下工作需要，避免家庭受到牽連，王明千改名——周舒。

“我在北平開始上大學時是1944年。日本帝國主義已侵入我們的國家，抗日戰爭的烈火越燒越猛，國家被奴役，被欺辱，國家的生死存亡揪着每一個人中國人的心。那時我的姐姐是共產黨員，接受了北平城工部黨組織派遣，以家庭爲掩護開展抗日活動。日本憲兵隊爲抓姐姐，對我父親的拳打腳踢。我當時問自己，讀書是爲什麼呢？是爲了救國！於是我離開師大奔向瞭解放區。1945年11月我到了白求恩醫科大學，開始瞭解放區的大學生涯。1947年7月3日加入中國共產黨。”——周舒採訪整理

周舒對困難有股天生的蔑視，這或許來自母親的影響。儘管出生在中國農村，但周舒母親的想法非比尋常。作爲村裏唯一的女學生，當年與周舒父親成婚時，母親的要求便是不能因爲結婚放棄學業。

“我的母親，只活了38歲。她的家鄉在山東省招遠縣雀頭孫家村，家並不富裕，算得上是中農。外祖父不主張男尊女卑，他有三個兒子，都沒有送出去上學，卻把唯一的女兒送到縣城裏的教會學校住宿求學。我的母親就成了當時農村上中學的唯一女性。”

有了孩子之後，周舒母親更是朝督暮責“家裏再困難，也供孩子上大學。”這樣的思想，在上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顯得那樣獨特，但周舒卻聽進去了，也這樣做了。

留蘇歲月

1953年，呼嘯的列車穿過西伯利亞，27歲的周舒經過七天七夜的長途跋涉，即將到達她心中的醫學聖地——列寧格勒。此次學習機會，珍貴異常，學什麼，關乎新中國未來醫學的佈局與發展。女青年周舒，做出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要選中國沒有的學科，病理生理，回來就要建這個科。剛剛接到北京俄專留蘇預備部通知時，我的孩子剛剛100天，還在哺乳期。爲了學習深造，我忍痛給孩子斷了奶，斷奶期間在醫生的指導下，我服用了一種激素，打亂了月經週期，導致大出血。1953年11月我拖着尚未完全恢復的身體，踏上了去往蘇聯的征途，成爲國家派往蘇聯的第二批留學生。到蘇聯第一次坐地鐵，當時的地鐵跟博物館一樣，我就想，中國什麼時候能成這樣呢？”

不只地鐵，先進的還有病理生理的實驗研究。當時的蘇聯，已經可以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來探查人體內一些病理生理的改變，從而通過這種改變來診斷和治療疾病。周舒拖着病弱的身體，開始進行動物實驗研究。在一次查體過程中，蘇聯醫生髮現周舒貧血嚴重，血色素只有4克，要求她馬上住院進行治療。導師甚至懷疑，她貧血或因實驗用放射性同位素所致。爲了治好周舒的惡性貧血，蘇聯醫生爲她進行了“輸血治療”，就是將蘇聯人的血液輸給周舒。之後貧血果然得到了改善。時間推移45天，意外竟再次到來。最初爲周舒輸入的血液，攜帶着甲型肝炎病毒，周舒馬上被轉入了傳染病醫院。

“住院期間，同學顧復生，千方百計躲過傳染病院門衛，每天給我送好喫的。在學習任務非常緊張的情況下，一直照顧我，後來我們成爲了一生的朋友，就是現在說的閨蜜。”

急性重症甲型肝炎，在那個年代死亡率可達50%以上。這一發生在遠離祖國的生死大考，被周舒輕描淡寫地帶過了，她甚至對我們調侃道“一場肝炎，還治好了我的貧血”。

1957年，周舒終於爲祖國帶回了先進的病理生理學認識。國內，也有新的嘗試正在進行。那時，毛澤東同志剛剛提出“把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併發出號召，要求各省舉辦西醫脫產學習中醫班，認真組織西醫學習中醫，並期待着“其中或許能出幾個高水平的中醫西醫結合人才”。

同一時期，我國消化病學奠基人張孝騫、胸心外科學家黃家駟等一流專家均開始了西學中的道路。周舒也敏銳地捕捉到了自己的方向。

“我在蘇聯學的是病理生理學，病理生理在蘇聯被叫做醫學中的哲學，它就講的就是疾病發生髮展的一般規律，這些和中醫很一致。”

針刺麻醉

1958年，周舒申請前往北京中醫藥學院的西學中班系統學習中醫課程。同時，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腹症、小夾板治療骨折等一系列中西醫結合的嘗試也紛紛登上歷史舞臺。正是這場前所未有的探索，催發了一個新事物的誕生，它就是——針刺麻醉。當時，全世界都很難想象，外科手術醫生會在患者完全清醒的情況下進行手術，全程麻醉僅靠幾根針，患者的臉上卻無半點痛苦，手術中還可以自如地交流。他們何曾知曉，建設中的新中國，面對着藥品稀缺和外科麻醉體系尚未健全的雙重困境，一大批成長於現代醫學體系下的青年醫者，藉助古老的東方智慧尋得了破解之道。他們將兩種醫學相結合，創造出中國獨有的麻醉方式。而能將兩種醫學融會貫通的周舒，也迅速進入到研究針刺麻醉的隊伍。

之後，中國獨有的麻醉技術迅速成長。十年間，包括胸外科、神經外科、心外科、婦產科在內的多個學科，均成功使用針刺麻醉進行了手術。1971年7月18日，新華社首次向全世界公佈“針刺麻醉技術的成功，突破了外科手術必須使用麻醉藥物的舊框框，對醫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截至1974年，我國共計完成針刺麻醉手術106萬例。無論在臨牀還是原理研究，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一哄而上的大兵團作戰、盲目追求數量、貪多求快，無助於真正揭示針刺麻醉的規律和本質。問題日益尖銳，衛生部提出，針刺麻醉想要繼續發展，必須拿出完整理論。這也是周舒等研究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鍼灸是針麻的基礎，針麻是鍼灸的飛躍。針刺麻醉手術，你得根據每一步手術步驟，患者什麼樣的疼，疼痛需要有客觀指標。怎麼判定它，爲什麼疼，可能產生一些致痛物質，然後根據這個做臨牀觀察。當時毛主席提出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放在基層，你不要光在大城市裏等病人上門。所以就選擇胃潰瘍的高發區做針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手術。”

1975年，一場保衛人民的“針刺麻醉會戰”在四川簡陽率先展開。這次會戰彙集了醫科院、協和醫院、武漢醫院、北京中醫醫院、簡陽人民醫院的外科醫生、中醫鍼灸醫生及科研人員。而會戰的其中一個指揮官，正是周舒。

“當時醫科院基礎所的生理研究室，多年從事神經介質領域的工作。經過試驗研究，科研人員證實了手術病人血液中兒茶酚胺、多巴胺、5羥色胺、膽鹼酯酶與針刺麻醉效果密切相關。比如針刺麻醉效果不好時，血液中有強烈陣痛作用的激肽類物質就會明顯增高，5羥色胺會從血小板中釋放出來。針刺麻醉效果好時，激肽類物質就會減少，5羥色胺也處於穩定狀態，不向外釋放。”

1980年，針刺原理研究從形態、生理、生化、心理等多學科充分證明了，從外周到大腦皮層，多途徑、多水平，神經與體液等綜合性因素作用是針刺麻醉的形成機理。一種方法簡單，有科學理論、臨牀依據，無需使用昂貴的麻醉儀器，即使在偏遠的貧困地區，醫生也可運用自如的針刺麻醉方式，開始在全國廣泛運用。

1985年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把《針刺研究》發表的文章，正式納入《醫學索引(IndexMedicus)》，使我國針刺麻醉和鍼灸學的研究成果更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