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年輕殯葬人,想將“死亡”帶到陽光下

來源:中國經營報

文戚夢穎

小陳第一次搬運遺體,就遇上“特殊情況”。

那是一位獨居的老太太,在家中去世後十餘天才被發現。喪失機能的身體此時已十分“脆弱”,任何稍稍移動的部位,都可能會與身體剝離開來。

這個幼時聽到風吹窗戶都會被嚇哭的“膽小鬼”,卻在那一刻輕輕扶起老人的頭,在師傅帶領下完成入職以來第一次遺體搬運,平靜且從容。

10月29日,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入殮師》將重映。

1999年出生的方悅在高中時看過這部電影,由此萌生出從事殯葬的想法。後來,她如願考入殯葬專業,成爲遺體化妝整容師。方悅也在踐行老師曾對他們說的話:作爲這個行業最新、最優質的力量,一定要堅守本心,不同流合污。“年輕的我們一直在努力打破刻板印象。”

當年輕人走入殯葬業

小陳是河南新鄉人,今年32歲,在河北廊坊工作,是一名殯葬企業的培訓師。

2012年大專畢業時,他因家事錯過秋招。小陳所學專業是英語教育,但在之前實習時,小陳覺得自己或許達不到自身對教師這個職業的預期目標。在家待業一段後,小陳開始在河南多地輾轉工作。

那段時間裏,小陳做過網管、在政府部門打過零工、賣過小喫、還做過新媒體視頻,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久。就在求職間隙,濮陽一家殯葬公司在新鄉的招聘信息吸引了他。

高中時,小陳常在QQ空間記錄下當時的自己對生死之事的思考。而在後來的待業期間,小陳總愛騎着自行車來回轉悠,看到路上被撞死的小動物,小陳會將它們在附近安葬。

“‘葬者,藏也。’把逝者藏起來,這是最基礎的尊重。”小陳不忌諱死亡,而他性格樸實的父母也表現出相當的開明。“都是靠誠實勞動賺錢,沒什麼不好。”

小陳覺得做這行是冥冥之中的緣分。於是就紮下了根,一直做到現在,從殯儀館到墓園,從最基層的小員工到現在的培訓師。

2018年,顧洋從互聯網行業轉行,入職一家殯葬公司,擔任生命服務規劃師,負責遺囑、預囑、安寧療護、身後事規劃等業務的諮詢服務。

因工作的機緣,這位1990年出生的江蘇女孩,開始對死亡教育產生興趣。這是一門新興且雜糅的學問,橫跨心理學、醫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而在國內,死亡教育的研究和推廣都處於探索階段。

之後,在公司的支持下,顧洋將自己70%的時間都用來學習、研究以及推廣死亡教育。她將自己的工作定義爲“死亡吹哨人”。

與小陳、顧洋不同,方悅是殯葬行業中鳳毛麟角的科班生。時至今日,國內只有8所大中專院校開辦殯葬相關專業,每年輸送的殯葬人才不過五六百人。

方悅在高中時就確定自己的職業選擇。電影《入殮師》和殯葬專業學長的介紹,讓她對這個行業產生巨大的興趣與好奇。

下定決心後,方悅對父母進行“信息轟炸”,反覆陳述自己想要學習殯葬的意願。最終,父母拗不過她,而她也成功被殯儀服務專業錄取。

學校的課程有偏理論的殯葬文化學、服務學、政策法規等等,以及防腐整容、火化機技術、業務洽談這樣的實操課。

畢業後,方悅在殯儀館做遺體的化妝整容。算上實習期,這份工作她已經幹了一年半。

剛從冷庫中運出的遺體,會因溫度差抽動,例如眼皮突然敞開,嘴巴突然張開,手指頭動一下子。起初方悅會被嚇一跳,但這個膽子大的女生,很快就習慣了這些“詐屍”一般的場景。

爲逝者化妝和給自己化妝沒什麼不同,方悅使用的也是生活中常用的化妝品。只不過,逝者的皮膚容易破損,而那些因意外去世者的遺體,還需要在她的手中“拼湊”成生前的模樣。

“家屬不需要想着做一些額外的事,所有逝者在我們眼中都是一樣的,我們都會認真對待。”方悅一直記着老師的教導,服務衆生,慈悲爲懷。

生死之間的擺渡人

在小陳剛入職時,他沒有想到,一個五線小城的殯葬公司,卻有着在當時來說非常先進的服務理念。

追悼會流程大多是相似的“一三一模式”,即一個開場白、三鞠躬、繞遺體一週,10分鐘就能走完過場。而小陳所在的那家公司,曾經告別儀式卻能持續一個多小時甚至兩個小時。

這套從中國臺灣引進的流程,先是分成面對家人的家奠與面對社會的公奠,家奠又包含敬香、獻花、祭拜、讀追思文等,公奠則會有敬獻花圈、播放追思影片、獻燈獻唱等環節。

不出意外,這套模式在濮陽遭遇水土不服,大多數家屬不理解也不適應如此時長且繁複的追悼會。後來,公司精簡了流程,一場時間可以壓縮至30分鐘左右。

小陳開始對殯葬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惡補相關知識:從大學學過的心理學課程拓展到悲傷輔導理論;從《禮記》等古代禮書到考古學中的墓葬史;從中國大陸的殯葬狀況到中國臺灣地區、甚至歐美國家的相關資料。

小陳說,殯葬的範圍遠非常人所見到的從親人過世到安葬的過場,那些人們很容易忽視的地方,例如如何在親人離去之時進行告別,如何在親人離去之後重新組織自己的生活,如此種種,纔是殯葬這座冰山的水下部分。

小陳帶着遺憾的語氣說:“我見過很多人,在親人安葬之後才反應過來,後悔自己沒有把握住最後的機會,向爸爸媽媽道一聲謝,說句‘我愛你’,或者抱一下。”

當代生活將一切加速,一個人從能交流的個體變成一抔骨灰大多隻要三天,10分鐘的追悼會也難以幫助親人釋放感情,走出哀傷。好的殯葬服務,不僅是送逝者走好最後一程,更應該做到撫慰生者,給予他們繼續生活的勇氣。

今年春天,一位去世的警察即將落葬,妻子在墓地入口慟哭不止,但她想要進入墓園再送送丈夫的請求被家人再三拒絕。禁止女性進入墓園的習俗,依然留存在一些地區和家族裏。

難以自持的哭聲似乎是打擾到了安排好的流程。“一條龍很粗暴地要把她架走,我當時就急了,我說你們走吧,這個人我看着。”小陳說。

小陳盡己所能安慰着這位妻子,穩定了她的情緒。之後她找到小陳,向他表示感謝。小陳也藉機送給她一本心理手冊,書中設計了52周的任務,引導失去親人的讀者在一年時間裏從悲傷中釋懷。

兩年前,一位朋友找到顧洋求助。這位求助人的朋友,是一位父親,因投資失敗跳河自殺,孩子父母兩家因金錢原因交惡。家人以直接且激烈的語言指責這位父親的死亡,讓孩子受到巨大的衝擊,活潑可愛的孩子自此變得鬱鬱寡歡。

那時的顧洋還不清楚應該怎樣幫助這個孩子,但顧洋將這件事記在心裏。

這幾年,顧洋的工作大多不在辦公室,而是在社區、學校、醫院、養老院裏,以及各種線上活動裏。通過講繪本、玩桌遊,或是講座、分享會、讀書會,顧洋會告訴孩子什麼是死亡,家長如何向孩子以不欺瞞的方式解釋親人的離去,老人如何去規劃自己的生前身後事。

不久前,顧洋組織了一場成人組的死亡教育活動。當活動即將結束時,一位女士走向顧洋,說自己即將在下個月生產。

這時顧洋才發現隱藏在藍色蓬蓬裙下的孕肚。顧洋和同事擔心:“跟孕婦聊這些是不是有些刺激?”

隨後,這位約28歲的準媽媽和顧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在參與活動前,她經歷了家人與朋友的接連離世。與她年紀相仿的朋友,在家中犯了低血糖,無人聯絡察覺,就此離世。

第一次直面同齡人的死亡,她受到巨大的衝擊,而她自己就是一名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卻也無法治癒自己。因此,她希望能夠了解更多關於死亡的事情,也想在活動中通過分享獲得一些心理上的支持。

現在顧洋會自豪地告訴別人,她最小的聽衆只有9個月。

自我治癒

顧洋在教育別人,其實也在療愈自己。

在拿到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傳播學碩士的學位後,顧洋回國進入到一家互聯網企業,在運營崗做實習生,想要幹出一番事業。

但自信滿滿的顧洋卻遭遇人生“滑鐵盧”。每隔兩個星期,領導就會找顧洋“談話”,在衆多同事前把她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數落一頓,甚至說出“你怎麼還不辭職”的趕客令。

這位從海外名校畢業的女孩深深陷入自我懷疑中。這趟大廠逐夢之旅,半年就狼狽收場。

在失業且失去自信的悲傷中,顧洋開始盲投簡歷。甚至於那家殯葬公司給她打去招聘電話時,她都不記得自己曾向其投過簡歷。對當時的顧洋來說,這家殯葬公司是自己迷茫時的救命稻草。

現在,顧洋再回想起那段時間,笑言算不上什麼。但這段經歷也讓她更加理解死亡教育的意義。“之前我是很懦弱、膽小、自卑的,加入這個行業後,我開始正視生命這件事情,開始非常認真地探察生命,去理解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於是我變得非常強大,生出了面對困難的勇氣。”

方悅則比同齡人更早開始理解無常的意義。如今,方悅的指導思想是“活在當下”。“之前會有一些長遠的打算,現在我的計劃可能就做到明後天,有什麼想看的、想玩的,立馬去做。”方悅也不再熬夜。她所在的殯儀館,幾乎每天都能接到因熬夜或酗酒導致猝死的逝者遺體,其中有很多都是年輕人。

儘管對方悅來說,逝者死因並非她要知悉的工作範圍,但與家屬接觸時,悲傷的父母總會一遍遍訴說。“有個長期熬夜打遊戲的18歲男生,前晚打遊戲第二天就在牀上猝死了。父母一直在唸叨,前一天還好好的,精神狀態什麼都好好的。”方悅說。

而小陳的自律則更加嚴格。他注重健身,戒菸禁酒,甚少喝含糖量高的飲料。除此之外,小陳暫時也沒打算考駕照。他說這大概是做殯葬以來的“心理陰影”:“因意外去世的人中,最多的就是車禍。”

小陳工作的園區裏曾有位50多歲的大叔,總是笑眯眯的,維修、做飯什麼活兒都會幹,大家都很喜歡他。

2020年12月12日,廚師臨時有事,領導拜託這位大叔爲大家做飯,大叔就晚走了一會兒。就在離開園區時,大叔不幸遭遇車禍。大叔被送到醫院搶救時,是小陳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醫生宣佈放棄搶救。

大叔走後,同事們一直避免談論這件事,但也難從悲傷情緒中自拔。小陳決定在培訓課程的年終總結上,爲同事、也是爲自己進行一場哀傷輔導,幫自己和大家走出此前的氛圍。

觀念拉鋸戰

那些在工作中的收穫與感悟,驅使這些年輕人奔走在重塑殯葬業面貌的路上,但這條路並不好走。

剛入行時,顧洋十分希望殯葬的行業服務能夠標準化。在當時的顧洋心中,SOP(標準操作程序)是對從業人員的保證,只要按照步驟進行,就會盡可能避免工作的失誤與疏忽。

中國有着上千年的殯葬文化,不同地域間的傳統習俗也大相徑庭,那些代代流傳下來的觀念與儀式,也已深深刻在國人的文化基因中。

工作一段時間後,顧洋的想法產生動搖。殯葬行業的標準化,意味着我國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將隨之消失。

小陳也有着同樣的看法。小陳認爲,一個理想現代的殯葬模式必然是多樣化的。而就民俗本身而言,能繼續流傳或是就此消失,大半要取決於市場。

“舞獅中有一類叫孝獅,全白,特別漂亮,真的特別漂亮,但是你很少會見得到,因爲在北方見不到,如今南方都很少。”這些美麗的東西正在失去生存的土壤,也讓小陳覺得可惜。

顧洋也發現,其實傳統中蘊含着“先進”理念。“古代殯葬包括大殮、小殮、守孝、守靈、哭魂等等,其實都是通過儀式表達對逝者的哀思,包括像過去要求守孝三年,生者的哀傷在這個過程中就消解掉了,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哀傷輔導的一部分。”

然而正如硬幣的兩面,對新一代殯葬人來說,與“傳統”的博弈貫穿工作始終。

墓園在安葬骨灰時,會有專人親手將骨灰盒放入墓穴中。公司不止一次遇到家屬要求將女性落葬師換成男性,幾次下來,公司不再指派女性員工負責此流程。作爲培訓師,小陳曾表露過希望女性員工也能主持落葬,但沒有收效。

小陳父親身體不好,被疾病折騰得苦不堪言,於是萌生了去世後將遺體捐獻供醫學研究的想法。小陳知道後,十分支持父親的想法,小陳自己也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

小陳十分贊同捐贈這樣的遺體處理方式。但他深知,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捐贈家人尤其是長輩的遺體,或許不僅是在情感上難以接受,也更容易背上“不孝”的名聲。

小陳覺得,雖然“孝”這個字看起來完全應該是一個屬於家庭內部的詞彙,但實際上,在國內,從“舉孝廉”開始,“孝”就已經是一個社會命題了。自古以來,是否盡孝成爲中國人社會評價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不久前,顧洋的朋友曾向她傾訴,家裏人爲爺爺的治療方案在醫院吵了起來。爺爺94歲,胃癌晚期,父親希望用靶向藥盡力救治,兩個姑姑則覺得讓老爺子接受安寧療護自然老去是更好的辦法。最終,三位子女不歡而散,再也不去醫院,顧洋的朋友作爲孫女擔起了照顧老人的責任。

在講座中,顧洋會通過“二十四孝”的例子,引導老年人思考,某些傳統孝道規範是否適應當下,新時代的孝又該是什麼。“比如父母要提前規劃自己的遺產,確認臨終時期的醫療安排,子女則要遵從父母的意願,尊重父母的想法。”

顧洋講孝道,多少出於無奈。那些針對老年人的講座名頭,顧洋改了很多次,從“死亡教育”“生前規劃”,到“善終”“孝道”,“死亡”兩字仍是多數人的忌諱。

起初開辦線下講座時,顧洋的講座上總是會重複發生這樣的一幕,沒等顧洋說幾句,老人家就收拾自己的東西拎着包走了。

殯葬人誓言

人們對死亡的忌諱,甚至成爲從業者的心靈束縛。

有一次,顧洋蔘加英語角的活動,在介紹職業後,她感覺身旁的女生不動聲色地挪遠了一些。而即使樂意在社交平臺上分享自己的工作,顧洋也只會對家裏的親戚說自己從事的是“養老服務”。

顧洋覺得,殯葬從業者習慣躲在人羣背後,甚至不願參加朋友的婚禮,拒絕擔任伴郎伴娘。顧洋的公司裏有不少對夫妻。“我們這行很多就內部消化了,不好找對象。”

方悅還記得,在上一門通選課時,爲顯得商務正式,很多小組都選擇黑白作爲PPT的配色,但那門課的老師卻問:“做這個行業的學生是不是心裏都有點什麼問題,爲什麼都喜歡用黑色的背景。我們當時聽了特別不舒服。”

美國醫生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一書中寫道:我們不是爲了“好死”,而是爲了“好好地活到終點”。而接受個人的必死性、清楚瞭解醫學的侷限性和可能性,這是個過程,而不是一種頓悟。

顧洋也希望讓更多人接觸生死教育,正視死亡,也幫助同行增強職業身份的認同感。“當很認真準備死亡時,生才能更加從容。”疫情發生後,顧洋發現,參加講座的人大都坐得住、聽得進了。

作爲培訓師,小陳爲新員工的課程中加了幾門理論課,以期幫他們建立起生死觀。兩三年過去,小陳能從同事的言語中感到,他們更加認知到自己的工作是在助人,並在工作中獲得了作爲殯葬人的職業自豪感。

如同醫學行業擁有《希波克拉底誓言》與《南丁格爾誓言》,小陳也期望着殯葬人擁有屬於自己的行業信仰。於是,他寫下這樣的誓言:

我是一名殯葬人,我是矗立在生死之間的衛兵。

我珍惜生命,一如珍惜那些曾經存在的生命;

我敬畏死亡,一如敬畏自己的死亡;

我擁抱悲傷,一如擁抱其他家屬的悲傷;

我學習溫柔,一併傳遞給其他人溫柔。

我是一名殯葬人。

我存在,一如死亡存在;

我存在,一如希望存在。

(應採訪者要求,方悅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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