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1年8月15日佈雷頓森林體系隨着尼克松政府關閉黃金兌換窗口走向解體至今，已有50年。但人們對影響深遠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興趣一直未減：佈雷頓森林體系爲什麼會解體，其帶來的教訓和啓示是什麼？爲什麼解體後的美元國際地位並沒有因此削弱，如何看待和理解美元地位的變化？佈雷頓森林體系留下了哪些遺產，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國際貨幣體系應如何改進？這些問題一直充滿爭議，但把握這些問題有利於更好地理解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與改革，值得繼續深入討論。

作者 | 李曉  吉林大學“匡亞明學者”卓越教授（A崗），廣州商學院校長

來源 |《中國外匯》2021年第21期 

要點

以純粹的信用貨幣爲基礎的美元體系具有明顯的單邊主義與自利特徵，給世界帶來的風險與成本與日俱增。對此，有必要把恢復“債權人邏輯”和依靠集體行動的邏輯作爲金融治理與改革的思路。

>>> 1944年7月，佈雷頓森林會議美國代表團成員。（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關閉黃金兌換窗口、佈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崩潰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的時間。在此過程中，擺脫了“黃金魔咒”的美元開始更加自如地控制世界貨幣金融市場，以及全球資本流動的規模與方向，國際貨幣體系轉變爲以純粹的信用（債務）貨幣爲基礎的美元體系。

美元體系的運行機制

所謂美元體系，是指在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及1973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後，由美元發揮關鍵貨幣功能，即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計價結算中居主導地位，在全球官方儲備和金融資產中居領先地位，在全球信用週轉體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國際貨幣體系。現階段的美元體系主要依靠三個機制來運行。

第一，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當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後，美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確保自身的儲備貨幣地位。爲此，美國在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後迅速找到了石油這種工業血液，並於1974—1975年間聯合沙特等國達成了石油交易用美元計價的“不可動搖協議”，形成了石油交易的美元計價機制。這意味着其他國家若要進口石油必須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須儲備美元，從而使美元在與黃金脫鉤之後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

第二，商品美元還流機制。與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主要通過經常項目逆差間接輸出美元，以及通過資本項目持續逆差直接向世界輸出美元這兩條渠道維繫美元在全球的擴張不同，在美元體系下資本流入而非資本流出對其運行具有突出重要的作用：美國向世界各國尤其是出口導向型國家提供開放的最終商品市場，其鉅額經常項目逆差的彌補主要依靠這些國家美元儲備的“還流”——以購買美國國債或公司債等形式迴流到美國資本市場。也就是說，向美國出口商品與服務的國家在賺取美元以後，不得不將其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借給美國；否則，由於美元是世界計價、結算貨幣和主要的資本市場交易貨幣，若美元供給增加便意味着美元貶值。其結果是，一方面順差國自身擁有的美元儲備縮水；另一方面順差國貨幣升值，對其擴大出口不利。所以，美元體系下的順差國不得不維持着美元匯率的穩定，儘量不讓美元貶值。而與此同時，美國則將來自順差國的美元儲備再次投資於這些國家（約70%用東道國貨幣計價），在賺取各種資本收益的同時更可以賺取美元貶值的紅利。這是美國利用美元體系獲取財富轉移效應，並讓全球爲其分攤霸權成本的重要途徑。

第三，美國對外債務的本幣計價機制。目前，美國80%以上的對外債務是用美元計價，這意味着美國對自身的對外負債可以通過印刷美元解決。鑑於幾乎所有貨幣危機都是某種貨幣錯配的結果，因而只有當美國對外發債的大部分不用美元標價，而是用歐元、英鎊、日元或者人民幣標價的時候，才真的可能出現危機。否則，難言“美元衰落”或“美國衰落”。

進一步看，當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由“信用貨幣體系”取代了黃金本位之後，便成爲了“債務本位”，其核心邏輯是：錢就是債務，債務就是錢，有錢就有債務，無債務就沒有錢。其結果是，債務增長快於貨幣創造（槓桿），貨幣創造快於商品財富的增長。這是一種依靠負債推動的經濟增長，欠債越多，越有利於經濟增長。這無疑是所謂新貨幣理論（MMT）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重要背景。

美元體系的性質

第一，美元體系本質上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秩序的人爲擴張，因而它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發展及其結構變化的深刻影響。美國經濟的高度金融化與美元體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第二，美元體系是非合作的、單邊主義的。美元體系的權力經常表現爲這樣一種狀態：該體系在爲其成員提供諸如美元流動性、交易和結算便利等“公共產品”的同時，也使得全球經濟對其產生嚴重的不對稱依賴，迫使系統內國家不得不被動地支撐或維繫這一體系；而且，由於擺脫了黃金約束，它可以“合法地”放棄其應盡的國際責任與義務，相關政策與行爲更加具有自利性。

在此過程中，美國在金融領域的兩個重大轉變決定了其貨幣政策更具強烈的單邊主義色彩與自利特徵。一是美元體系下金融邏輯的變化——從“債權人邏輯”轉化爲“債務人邏輯”。即在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借貸關係中，不再遵守維護債權人利益、欠債還錢且要求債務人必須做出相應調整的規則，而是開始實施維護債務人利益、欠債不還且要求債權人必須做出調整的規則。而美元體系的核心利益就在於，維護一個允許美國可以堅守“債務人邏輯”、大量舉債而不受其他任何國家約束的世界貨幣秩序。因此，美元的升值或貶值已不再是貨幣地位或國家實力變化的評價指標，而是美國調整全球資本流動規模與方向的重要手段；與之相應，國際收支失衡或全球經濟失衡本身，是美元體系得以順利運行的重要前提條件。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是一個僞命題。二是美聯儲在擺脫了“黃金魔咒”後，再度擺脫了“央行魔咒”，使得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從佈雷頓森林體系下黃金約束的自律性，轉變爲美國自身利益決定的自利性。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通過拋掉“黃金魔咒”，美國政府擺脫了國際收支的限制，獲得了通過貨幣發行控制世界的權力，不再必須去“掙到錢”，還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借到錢”來實現經濟擴張。此後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美聯儲又拋棄了“央行魔咒”（央行必須確保自身獨立性，將其職能專注於金融穩定領域，不能擴張到財政等其他領域），使得美國政府可以從“借到錢”，進一步演變爲“印出錢”。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以來，美聯儲的身份與作用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最後貸款人”轉變爲“最後的做市商”。自去年開始，美聯儲貨幣政策制定採取了“平均通脹目標制”，就業狀況成爲貨幣政策調整的核心指標。總體而言，美國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貨幣政策的國家，其越來越具單邊主義性質的貨幣政策，是導致世界經濟、政治衝突的重要根源。

第三，美元體系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源）控制系統。該系統的含義在於：一方面，系統內國家無法單獨改變規則，而且這種狀況短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儘管系統內國家面臨着美元匯率波動、貨幣政策與經濟週期的矛盾等日益增大的成本，且經常面臨各種貨幣金融風險，但推翻該體系的成本更大，存在着一種集體性的“系統崩潰恐懼”。這種恐懼將所有系統內國家綁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實質上成爲被美元體系綁架的“人質”。美國判定，系統崩潰的壓力或恐怖感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傷害遠遠高於美元波動與政策變化給系統內國家帶來的成本和風險，其“綁架”功能使得系統內國家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支撐該體系的運轉。這是美國可以通過顯在或潛在的違約行爲打擊、損害債權人利益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可以任性發動貿易保護主義的深刻背景。

如果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美元體系的全球性權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一是擁有全球金融規則的制定權及其協調、實施機構；二是美元全球使用的網絡外部性，計價、結算的習慣與傳統；三是美國的金融市場具有全球最強大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並具備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四是擁有全球性的信用評級機構和居壟斷地位的會計師事務所；五是擁有超強的金融制裁權力；六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其全球性傳播。歸納起來，就是擁有全面、系統和強大的硬權力與軟權力。

當前國際貨幣格局的主要特徵仍是美元一家獨大

從上述分析可知，美聯儲貨幣政策由黃金約束下的自律性轉變爲自身利益約束下的自利性，再加上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中一家獨大的投票權及其結構性權力，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無疑困境重重。

當前國際貨幣格局的主要特徵仍是美元一家獨大。正如歷史上所有貨幣體系都是一個嚴密的層級系統一樣，半個世紀以來，美元體系下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變化之一，就是隨着金融危機頻發導致央行貨幣互換頻繁，促使全球儲備貨幣日趨多元化；但相比較而言，計價、結算貨幣，尤其是外匯交易仍是以美元爲主。從整體貨幣格局看，美元是關鍵貨幣或頂級貨幣，歐元、英鎊、日元是主要貨幣，這四種貨幣的市場份額大體爲90%，其餘貨幣不僅所佔的市場份額小，而且與上述四種貨幣相比不在一個量級，頂多算得上是“初級貨幣”。而且，這些“初級貨幣”基本上都是美元流動性的最大需求者，它們的貨幣由於不能自由兌換，不得不面臨國際清償能力的硬性約束，一旦面臨金融、經濟不景氣或者危機，都將被迫增加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資產），而且他們極其擔憂外匯儲備的流失；即便一些國家通過央行間本幣貨幣互換等措施構建了局部的安全網，但本質上也是以某個國家的鉅額美元儲備爲信用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半個世紀裏，對美元體系最具威脅的一次挑戰來自歐元。然而歐元在誕生後經歷了近10年的快速發展，在2010年便到了自己的“天花板”。歐元超越美元或與美元平起平坐的話題再也無從談起，目前大家關注的只是如何遏制其衰落。無論是德國馬克、後來的歐元還是日元，它們的國際貨幣地位都是在達到一個相當的高度後陷入停滯甚至是後退，究其根源有很多共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內金融市場過於封閉或發展滯後。

歐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無法持續提升的核心問題在於，由於歐洲內部大市場的功能，其國際收支基本處於平衡狀態，外部世界獲取歐元的主要途徑只能更多地依靠金融渠道，如借款或發行歐元債券，但是由於歐洲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偏低，流動性也遠不及美國債券市場，從而限制了人們積累或增加歐元資產的積極性。這種狀況反過來又阻礙了歐元資產國際化交易水平的提升，甚至最後連歐洲金融機構都不得不將大部分資產配置在美元資產上，以致於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損失慘重。因此，由於金融市場不發達，歐洲無法提供可與美國金融市場匹敵的通用金融工具，即便美元的吸引力或地位被其長期鉅額的對外赤字所侵蝕，歐元仍然無法取代美元的地位。

美元體系給世界帶來的風險與成本

在美元體系日愈具有自利性的過程中，其給世界帶來的風險與成本日益增加，美元匯率的週期性波動甚至成爲觸發許多國家和地區貨幣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在1980—1985年的美元升值週期內，墨西哥危機成爲拉美債務危機的導火索。在1995—2001年的美元升值週期裏，爆發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和2000年阿根廷和土耳其的金融危機。2014年開始的上升週期，則觸發了新興經濟體一系列金融動盪。2020年3月，爲了應對疫情暴發帶來的巨大沖擊，美聯儲採取了無限量貨幣寬鬆政策，釋放出天量的流動性，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貨幣超發。如今，面臨着日益上升的通貨膨脹壓力，美聯儲正在醞釀退出寬鬆政策。雖然其具體操作節點與進程尚未明確，但註定將給世界，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貨幣與金融穩定帶來新一波巨大沖擊。

總體而言，美元匯率週期性波動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美元的貶值或升值完全可以根據不同時期國內經濟週期變化而自如行動。作爲貿易品的主要生產國，美國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具有本幣貶值的偏好；同時，美國作爲世界上最重要的最終商品市場提供者，又存在着本幣升值偏好。更爲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出口商品以高科技產品和資本品爲主，不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問題，不易受到本幣升值的影響或衝擊。

第二，維繫強勢美元地位對於美國金融資本而言是其重大利益所在。自上世紀70—80年代以來，伴隨着經濟結構的顯著變化，美國已經從一個以製造業爲主的工業化國家轉變爲以金融業和服務業爲主導的“金融國家”。正是由於金融業和服務業在美國經濟結構中所處的核心地位，並在國際競爭中擁有絕對優勢，這些產業部門才更具有強烈的本幣升值偏好。

第三，如上所述，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元體系的運行機制不但迫使其他“貿易國家”維繫美元地位的穩定，更可以依據自身的經濟狀況及其需求，通過利率或匯率調整引發的估值效應，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及其規模，進而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中國推進全球金融治理之策

在當前美元體系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或全球金融治理如何進行？中國又該採取怎樣的策略推進全球金融治理向着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這對於正在崛起且被美國視爲“頭號對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筆者認爲，對於中國而言，有兩個問題十分重要。一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標應該是恢復“債權人邏輯”，二是推進全球金融治理的手段一定要靠集體行動的邏輯，換言之，無論從理論還是歷史經驗來看，在等級制度森嚴的貨幣體系當中，“挑戰貨幣”僅憑自身力量是難以撼動“在位貨幣”地位的。

在全球和區域範圍內，中國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有兩個關鍵點，它們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分工合作。

第一個關鍵點是與歐盟、日本開展金融合作。這兩個重要的經濟體與中國一樣，都是美國的重要債權人，中國應該借鑑1985年日本在簽署“廣場協議”過程中的經驗，通過協調和構建利益共同體的方式，以集體行動的邏輯共同而非單獨應對美國的巨大壓力，迫使美國做出對等性承諾。實事求是地講，中國經濟學界對“廣場協議”的認知存在不少曲解，只看到它對日本經濟的衝擊，而忽略了在此過程中大國間政治經濟博弈的複雜過程及其理論與現實意義。所以，中國與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開展金融合作的重心，在於構建一個針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債權人同盟”，通過共同行使“債權人邏輯”遏制其自利、單邊主義的“債務人邏輯”。在這方面，債權國無疑具有共同利益。而能否形成具體行動，尤其是在美元體系導致各種貨幣金融危機、需要其他大國協調、配合甚至救助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將是大概率事件），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國際貨幣體系甚至世界秩序的未來。

第二個關鍵點是在東亞地區積極推進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東亞地區不僅曾飽受美元體系帶來的金融危機之苦，更是貿易、投資和產業鏈的區域化發展最爲深入且具有活力的地區，也是人民幣各種貨幣職能尤其是計價、結算功能獲得提升的重點地區。從這個意義上看，雖然自2010年前後起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進程開始陷入低谷，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清邁倡議被明顯擱置，但目前面臨着疫情的巨大沖擊、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以及該地區產業鏈發展的現實需求，積極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再出發，不僅有助於該地區的貨幣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更對約束美元體系的“債務人邏輯”、恢復全球範圍內的“債權人邏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貨幣合作問題的本質是政治協調。大國間開展貨幣合作的集體行動的重要前提，是達成必要的價值觀共識，這是合作可以走向深入、持久的基礎。對此，我們需要擺脫傳統的思維方式，在內政、外交等各個領域進行必要的、更爲深入的調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