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北大光華院長劉俏：碳中和投資至2050年或可高達255萬億元，需要更積極的宏觀政策

“現在大家討論未來的增長壓力，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已經降下來，未來的增長動能是什麼？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新動能來自再工業化，以及與之相關的新基建、大國工業、改革開放及碳中和等。”11月27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在“《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上表示，截至2050年全球實現碳中和這個時間節點，中國所需的投資金額或高達255萬億人民幣，未來需要更加龐大的投融資體系。

劉俏表示，文明形態可從兩個維度來判斷，一是能源結構，二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目前，能源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從化石能源轉向非化石能源，人跟人的通訊方式隨着5G、6G和數字孿生等技術的推進，也會發生根本改變。“在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向一直新的文明形態轉換的大背景下，我們的投融資體系在未來該如何搭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投融資範式，未來在討論宏觀政策體系時，需要將上述問題納入不一樣的框架中。”

劉俏認爲，宏觀政策的出發點應該有利於新動能的出現，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和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利於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於釋放1.5億個大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的活力。

此外，未來宏觀政策體系錨定的宏觀變量應是什麼？在劉俏看來，企業做投資，錨定的是未來的成長機會，而不是錨定當期的現金流。國家的發展也應錨定未來國家的整體價值，這或許能爲我們思考宏觀政策的出發點帶來啓發。

劉俏建議，應採取更積極的宏觀政策，將釋放出來的融資空間配置到新動能的關鍵領域、節點行業，如碳中和、中小企業的扶持、新基建、人力資本投資，例如，政府可以發放現金補貼，增加生育福利。“我們爲未來中國經濟的生產網絡中的節點行業、新動能的湧現做投資，這種投資一旦以市場化的方式配置，將有利於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有利於整體價值的提高，從中長期來看，這種增長的意義將會最終呈現出來。”

以下爲發言實錄：

劉俏：大家下午好，特別感謝《財經》給這個機會，我把最近做的一些研究，也結合今年年會的主題，關於政策如何應對未來的挑戰，做一些宏觀政策方面的討論。今年的主題講的比較多的是怎麼重新建立共識，我會講一個稍微不太一樣的觀點，我想這個觀點納入到政策體系的討論裏面來對未來形成一個共識有它的價值。我簡單講一個小故事，我這段時間比較喜歡用生產網絡的變遷來看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四十年時間隨着對節點行業的大量投資，中國的生產網絡變得越來越複雜、密集，換句話講以市場活動作爲基礎的經濟交易本身把很多行業連在一起了，形成一個龐大的密度很高的生產網絡。我們改革開放四十年最大的成就在於有1.5億個經濟微觀單元的出現，它們把各行業以網絡狀連在一起；同時在中國經濟生活中在網絡裏面形成很多節點行業，節點行業本身的投資、技術變革、產業政策都會形成一些倍數效應，因爲它沿着網絡在整個經濟生活裏面在傳遞，實現倍增的效果。這可能是中國經濟在有爲政府和有效市場之間形成一個相對完美結合的原因。簡單總結，大量的微觀經濟單元的出現，以及這背後的產業政策、國家五年規劃、投融資體系對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的大量投資等。

現在大家討論未來的增長壓力，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完成了工業化的進程。我們在工業文明推進過程中做了大量的投資，我們保持很高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但因爲工業化進程已經結束，現在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已經降下來了。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討論未來的增長動能是什麼。現在講的比較多的傳統動能是跟工業文明這個階段相對應的，它們在逐漸淡出。新的動能來自於右邊這個圖裏揭示的這些領域，工業互聯網，我把它叫做再工業化；和再工業化相聯繫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即新基建；還有大國的工業；加上更徹底的改革開放；最後是碳中和。對碳中和所需投資有很多估測，我自己按照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全球投融資估測做了個估測，中國到2050年在全球實現碳中和的這個時間點上，這段期間我們投資需要的金額高達255萬億人民幣。這種情況下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們未來需要什麼樣的投融資？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年做得非常好的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我們有一個非常有活力的、高效的、當然也有很多問題的投融資體系，大力投資中國經濟中的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帶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現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正處於從工業文明向新的文明形態過渡的時期，生產網絡正在發生變化，新的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正在出現，我們需要更大量的投資，投資到節點行業中去。

工業文明是用兩個東西來衡量的，一個是能源結構，另外一個是人跟人之間的通訊互動方式。能源結構在發生變化，從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轉換；同時，人跟人的通訊方式隨着5G、6G和未來的數字孿生這樣一些技術的推進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像大家講的元宇宙等。因爲這兩個特徵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是不是意味着我們正進入一個新的文明形態，一個跟工業文明非常不一樣的文明形態？這種背景下我們的投融資體系在未來該如何搭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投資融資的範式，我想這個問題在討論未來宏觀政策體系的時候需要把它納入進來。 

我簡單談一下我對現在整個宏觀政策體系不一樣的一些思考。我們制定宏觀政策的時候錨定的宏觀變量是GDP。但我們已經認識到在文明變革更替的時代，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況下，GDP很難反映一個國家綜合的實力、整體的價值、未來的成長機會。這種情況下以GDP作爲一個經濟政策錨定的宏觀變量是否準確？這是否意味着我們對槓桿率、對貨幣的供應量、投資率、以及其它宏觀變量的判斷不準確？當經濟政策不是錨定GDP，而是一個更大的國家整體價值這樣的一個概念時，我們對槓桿率和投資率水平的判斷是否還是一樣？我想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

換個角度講，如果我們講未來幾十年時間需要更加龐大的投融資體系，我們需要恢復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四十年期間像當初我們修高鐵、高速公路、做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非常行之有效的投融資體系。爲此，我們需要思考未來的時候我們的宏觀政策體系應該錨定的宏觀變量應該是什麼，這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我自己並沒有答案。但至少有一點，宏觀政策的出發點應該轉向幾個“有利”，比如有利於新動能的出現，有利於生態文明建設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有利於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有利於1.5億個大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的保持活力。這一切應該放在我們這個新的宏觀政策體系的架構裏來思考。

我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我們未來需要投資，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自然跟防範金融風險之間帶來一個矛盾。現在學界在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一個共識是明斯基的觀點。他認爲信貸擴張增速過快，形成信貸泡沫，而信貸泡沫最終破滅是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的原因。最近哈佛大學Shleifer團隊做了大量的研究，從實證證據角度也肯定了明斯基的觀點。

我跟我的博士生最近做了一個研究，算是一個思想實驗。現在所有的預測金融危機或判斷經濟政策是否過於激進的指標其分母都是GDP，但如果一個國家的GDP本身並沒有準確的反映該國國家層面的信用能力或者該國的整體實力、整體價值的話，這些指標可能過高預估了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基於這個思路我們嘗試找到一個跟GDP不一樣的宏觀政策所應錨定的對象，把它叫整體價值，當然現在沒有很好的整體價值的衡量指標，我們用大量的替代變量比如用夜間燈光來倒推財富水平，用斯坦福兩位教授（Jones和Klenow）做的福利水平的衡量來做社會財富的衡量，用購買力平價來算GDP等。用這些指標衡量一國的整體價值，我們在這個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叫做“政策空間”的指標。我們的邏輯很簡單，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大的政策空間，即它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很大的彈性的話，它在應對危機的時候有很多手段、很多政策工具，這些國家出現金融風險的概率並不大，這些國家可以承受相對水平更高的槓桿率，在經濟困難的時候，它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可以更加積極一些，因爲有空間嘛。

因爲時間關係，具體論證細節我就不在這裏演示。我把結果跟大家簡單彙報一下。我們發現了跨國的研究裏面，在過去四十年時間，政策空間大的國家即使信貸上升的速度快，股票價格上升速度快，它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並不高；尤其是當這些國家把快速增長的信貸更多的配置到實體經濟，使得中小微企業、大量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受益時，政策空間對金融風險出爆發有極爲顯著的抑制作用。基於這樣的發現，我在這裏提一個未來做宏觀政策的構想。在目前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是否可以借鑑公司金融裏的Q理論來思考國家層面的投融資？我自己做公司金融，我們在公司金融裏面有一個很有名的關於投資的Q理論：企業做投資時錨定的未來的成長機會，而不是錨定當期的現金流；換成一個國家，其投資時錨定的也不該是當期的GDP，而是未來這個國家的整體價值。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新、舊文明更替之際，換這樣一個角度思考，我們的宏觀政策，我們的投融資是否顯得保守？

基於這樣一個思路，我最後就目前的經濟情況提幾個政策建議。考慮到未來，我們知道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網絡會發生內生性的巨大變化，新的節點行業會湧現，我們有非常多的亟待投資的節點領域，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採取更爲積極的宏觀政策。通過更爲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中有進的貨幣政策，把釋放出的資金更有針對性的配置到未來構成中國經濟新動能的關鍵領域、節點行業，我這裏列了一些，包括碳中和，也包括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等市場主體的扶持，包括共同富裕，包括新基建，像5G、6G、地空天通信網絡的搭建，更重要的一點包括未來人力資本的投資，像生育方面的福利，政府直接給現金給補貼，通過這樣的方式，爲未來中國生產網絡裏的節點行業、新動能湧現做投資，這種投資一旦以市場化的方式配置的時候，它所帶來的空間、所帶來的價值附加有利於國家提高核心競爭力，有利於它整體價值的提高，這種增長的意義在中長期會最終呈現出來。再具體些，是否可以增加國債發行，替代一部分到期的地方政府債務，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能夠發揮的作用；是否可以給中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進一步減免稅費，保全市場主體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內生增長活力的重要前提；是否可以把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帶來的資金大量投入基礎研究，比較我國目前基礎研究在整個研發中所佔比例剛剛超過6%，而美國等這個比例是17.2%；是否可以國家直接補貼生育等等。

從工業文明向一個新的文明轉換，我們需要新的投融資體系。宏觀政策制定的出發點應該着眼於投資一個國家未來的核心競爭力。我們需要更加積極的宏觀政策。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