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罵被禁38年，比中國人還懂中國，我真爲他委屈！
如果不是因爲最近這部紀錄片，也許很少有人會知道，曾有一位世界級大導演，先後多次來到中國，爲中國拍了17部電影，記錄了中國50年的歷史變遷。
然而至今，那些作品在網上都找不到完整版：《伊文思看中國》
1938年1月，中國漢口。
一支全由外國人組成的電影拍攝小組，悄然抵達。
他們主動聯繫了當時的國民政府，表達意願：我們要拍一部，幫助中國人抗戰的紀錄片。
政府人員半信半疑：醜化中國人的電影，我們見得多了，拍紀錄片？不會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吧？
最終他們得出結論：這可能是一隊，在歐美找不到工作，來中國混飯喫的叫花子。
直到這夥人，請好萊塢當紅巨星爲他們作證…
國民政府才發現，原來這是個爆款團隊：
導演，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人稱“紀錄片之父”，當時已是國際知名導演。
不久前，他和美國作家海明威，深入西班牙戰場，拍攝了共和軍反抗獨裁政權的戰鬥《西班牙土地》，爲他贏得了國際聲譽。
這次來中國拍攝的幾乎是原班人馬：攝影師費諾，荷蘭人，圖片攝影卡帕，匈牙利人。
終於，在跟國民政府交涉多日之後，伊文思的團隊得以順利開拍。
他們揹着200多公斤的設備滿中國轉，隨時可能挨槍子…就這樣，堅持了整整8個月。
他們拍“血戰臺兒莊”之後，被日軍洗劫的村莊，到處都是人類和動物的屍體、垮塌的房屋，滾滾濃煙…
即便如此，戰役一結束，馬上有老百姓回到村裏。
一個大膽的農民，回來只爲一件事：去廢墟里尋找妻子的屍體。
他們還拍戰鬥的中國軍人。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被稱作“東亞病夫”，中國軍人給人的印象總是軟弱不堪，一打就跑，伊文思鏡頭裏的軍人卻訓練有素，充滿民族大義。
他們拍西安、上海、南京、漢口、廣州…
拍飛機轟炸、頹垣斷壁，民不聊生。
他拍蔣介石、周恩來、宋慶齡…
也拍苦難之中頑強的中國民衆：
兩名男子在廢墟中不斷地挖掘，他們想救出幾個倖存者，但最後挖出的只是一具具屍體。
一名男子抱着老母親，跟着人潮往前奔湧。
小男孩揹着比自己更小的妹妹，跟着大人無頭緒地亂竄。
這個婦女，腳有殘疾，卻沒人照顧，爲了活命，只能跪在地上爬行。
前線士兵在浴血奮戰，後方百姓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日。
學生們紛紛走上街頭，振臂高呼...
有人開展籌款運動，以購買糧食和彈藥，支援前方的戰士，捐錢的百姓擠破了門檻。
這其中有：精壯的成年男子，握着鈔票直接來的；未懂事的孩童，抱着存錢罐來的；身穿軍裝的中國軍人，拿着爲數不多的軍餉來的…
伊文思用一幀幀真實的畫面，告訴我們：那些真實的淚水，不加修飾的苦難，不畏死亡的戰鬥，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祖輩身上。
伊文思說：我觸到了中國，中國也觸到了我，我拍了戰爭，拍了一個在戰爭中瓦解，又在戰火中重生的國家，我看到了勇敢！
大街上，人們自發組織唱響《義勇軍進行曲》
4集國產紀錄片《伊文思看中國》，今年9月在央視播出，爲我們揭開了一段鮮爲人知的電影故事。
1898年，伊文思出生在荷蘭一個富裕的家庭。
尤里斯·伊文思
但他拒絕繼承家族生意，決心要當一名藝術家，13歲就拍攝了人生第一部電影。
1928年，他憑藉作品《橋》和《雨》，被荷蘭電影界稱爲民族電影的驕傲。
《橋》《雨》
後來在蘇聯，他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來到中國，拍攝了《四萬萬人民》。
這是第一部正面表現中國抗日的紀錄片，充滿了對中國人民的同情。
次年，電影在美國和法國上映，引起轟動，廣受媒體讚譽。
在此之前，日軍在國際社會上粉飾侵略行爲，說是爲中國帶來和平，中國人還用鮮花歡迎日軍。
伊文思的影片，彷彿是給日本一記響亮的耳光。西方世界被真實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苦難所震驚，被勇敢的中國軍民打動…
一年後，美國切斷了對日本的鋼材出口和石油出口。
《四萬萬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來中國，伊文思結識了與他同齡的周恩來。
得知延安沒有拍攝設備，他把一臺35毫米埃姆攝影機和兩千英尺膠片送給剛剛成立的“延安電影團”。
這臺攝影機在延安拍攝了很多重要鏡頭，成爲中國共產黨電影事業的起點。
在之後的50年，伊文思又多次來到中國，爲中國拍攝了多部電影。
他一生拍了很多國家，但只有中國，他反覆地拍。用他本人的話講，叫“跟一個國家談了戀愛”。
1958年，伊文思60歲，來中國拍攝了紀錄片《早春》。
那是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
他拍內蒙古海拉爾的風雪中套馬，沙漠中駝隊在運輸，孩子們打雪仗…
他拍乍暖還寒的太湖上，鴨子在嬉戲，飄浮着的船隻，湖邊春暖花開…
拍無錫鄉村的春節前夕，孩子們玩兔子燈、吹糖人、放炮仗，大娘燒團圓飯…
從北國到江南，他勾畫了一幅新生共和國欣欣向榮的早春景象。
1972年，他和妻子瑪斯琳來到中國，拍攝紀錄片《愚公移山》。
歷時五年，跨越北京、上海、江蘇、山東、黑龍江等地，拍工人、農民、軍人、教師、學生、演員、手工藝人…
最後整理出5個長片，六七個短片，共12個小時，真實還原了當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儘管是應中國邀請，伊文思的拍攝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來。
比如，有人建議他去拍人民公社，他沒同意，他覺得那還不是成熟的經驗，
比如，有人建議他，專門給拍某位領導拍一部影片，他拒絕了：我只拍中國人民。
比如，翻譯讓他提前給採訪問題，他也不同意。
他不要提前排練好的東西，而要捕捉採訪對象當下最真實的反應，“現場是什麼樣，就拍什麼樣”。
對此，周恩來總理相當大度，他說：這不是中國的電影，是伊文思的電影，要按照伊文思的風格來拍。
伊文思拍攝追求真實，一絲不苟。
爲了拍攝得更順利，中方爲伊文思配了攝影師，但幾乎都被他挑剔過。
當時中國攝影師習慣了把機器架在三腳架上拍，伊文思卻要求攝影師必須扛着機器，參與到活動裏。
他說：機器不是在旁觀，而是深入到裏面去。
還有一次，攝影師看到畫面裏，門上掛着的草鞋上有泥，覺得不雅觀，就去把它擦乾淨。
結果，一向溫文爾雅的伊文思生氣了，怒道：你是導演我是導演？
因爲在他眼中，擦去泥土，就是不真實。
每到一個地方拍，他總是先和當地人聊天，跟他們做朋友，拍工廠，就先進車間勞動，體驗生活…
正因爲這樣的精耕細作，才讓我們看到如此生動的歷史畫面。
而更有趣的是，多年之後，《伊文思看中國》追隨伊文思的足跡，找到了當年鏡頭裏的人，那時活潑靈動的孩子、年輕人，如今已是白髮蒼蒼…
正在洗頭的小孩，滿頭的肥皂沫…
多年過去了，笑容依然沒變…
表演“雙推磨”的小姐妹，如今還保持着友誼。
其中一位，因爲參加了伊文思的電影，命運就改變了，從一個農村姑娘變成了一名錫劇藝術家。
上海藥店的售貨員包阿姨，驕傲地對着鏡頭說：我每個月工資40塊，我愛人是59塊，家裏我管錢。我是一個解放了的婦女！
包阿姨和愛人共同撫養孩子，一起燒飯帶孩子，孩子睡了，她織衣服，老公就拿着搓衣板和木盆，去洗衣服…
多年之後，這對夫妻恩愛如初，攜手白頭。
女兒對着鏡頭說：伊文思拍出了我媽媽最美的一面，幾十年以後看到，還是很震撼！
伊文思拍出了70年代中國人的羣像，給爲新中國努力奮鬥的普通勞動者，特別是新一代中國女性，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畫面。
而他對拍攝對象，永遠保持謙虛。
他說：
羣體勞動場面，閃耀着理想主義的光芒。
在中國，我被勞動人民打動…
這些人，就是愚公。
1975年，伊文思和妻子離開中國，在飛機底下，他們和送行的人一一擁抱，彷彿生離死別…
所有的人都哭了…
《愚公移山》在巴黎上映後，全球觀影達到一億兩千萬人次，讓西方認識了真實的中國。
但隨之而來的，是西方世界的批評，他們指責伊文思美化中國，無條件支持中國…
這也不是伊文思第一次受到爭議了。
早在上世紀40 年代，他爲印尼反抗荷蘭殖民拍了紀錄片《印度尼西亞在呼喚》，因此被祖國荷蘭拒之門外。
荷蘭人不知道他，電影學院都不準提伊文思和他的電影。
而拍《愚公移山》，他被質疑粉飾中國，導致在法國十年沒有找到工作。
但歷史終會給一個忠於自我的導演，以公正的評價…
後來，英國、法國、意大利都相繼給伊文思授予非常高的榮譽。
1984年，荷蘭政府向他道歉，第一次承認他的貢獻，此時，距離他被禁，已經過去了38年。
伊文思一輩子都沒掙到錢，沒能力買房。
他在歐洲，一個月能掙到大約1500美元，但在中國，一個月就200-300美元，虧着錢在拍。
拍《愚公移山》的時候，他的衣服都破了，周總理要給他做兩套衣服。伊文思堅持說縫縫就好。
好不容易拿到了獎金，他也都分給了一起工作的兄弟。
他說，追求財富，是對自由的束縛。錢多了，會讓人留戀那種生活，喪失對理想的追求。
1988年，90高齡的伊文思，完成了人生最後一部作品，依然是關於中國：《風的故事》
在這部影片中，他拍后羿嫦娥，拍李白，拍長城，拍兵馬俑，拍樂山大佛，甚至化身孫大聖…
那是一位西方藝術大師，對東方文化的瘋狂熱愛和極致想象。
電影完成大半年之後，他就去世了。
紀錄片《風的故事》劇照
伊文思一生，爲中國拍攝了17部電影，架起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樑。
他始終懷着善意，去捕捉中國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質樸善良、勤勞真誠…
或許，正如一位網友所說：你心裏裝着什麼，就能看到什麼樣子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