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的重点转移到华北地区,策略也由武力解决转变为扶持“自治”,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冀东22县被划为“非武装区”。这些地区名义上由各县县长和中国警察负责,实际上的任命都需要日方同意。尤其是在国军第29军及第51军被调走后,非武装区已经彻底沦为日军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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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签字现场

此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为建立傀儡政权做准备。最终,他的目光放在了殷汝耕身上。

殷汝耕,1883年生于浙江,曾两次留学日本。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国,进入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与河北盐务监督员殷同、北平市长袁良、天津市长程克并称四大日本通。他娶了一个日本军官的妹妹为妻,还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叫井上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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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汝耕

当时,非武装区分设滦榆、蓟密两个行政区,至1935年7月,在日方的策划下,殷汝耕已经身兼两个行政区的督察专员,集大权于一身。

1935年11月23日夜间,土肥原贤二亲自召集殷汝耕和各保安队队长在天津开会,讨论“自治”问题。殷汝耕返回通县后,随即发表“自治宣言”,声称:“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11月25日,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治所设在通县,殷汝耕任政务长官,但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各级日本顾问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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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伪政权建立后,原有的保安队被改编为保安总队、警察和民团,总人数约为10万人,其中唯一有点战斗力的就是5个保安总队。

保安总队分为教导总队和1-4总队,每个总队共3500人。总队下设区队,区队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除常规的步兵外,还配备有炮兵、骑兵、通讯兵等部队。各总队长及其防区大概如下:

教导总队:队长殷汝耕,驻通县。

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分驻宝坻、香河、昌平、顺义、怀柔。

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分驻三河、蓟县、遵化。

第3总队:队长李允生,分驻滦县、抚宁、乐亭、迁安。

第4总队:队长韩则信,分驻塘沽、宁河、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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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保安队

这些部队成分混杂,纪律散乱。令人意外的是,伪政府还在军队内部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奖罚和退休机制,幻想着自己的长治久安。不过日军的残暴行径也使这支部队的民族自尊心不断觉醒,他们最大的成绩,就是打击日军的通州事件。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命令冀东保安总队配合其行动,但已有起义投诚之心的保安队在张庆余的领导下按兵不动,等待时机。

1937年7月27日,日军轰炸机误炸冀东保安队干部训练所,造成数名保安队员死亡。事情发生后,驻通县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亲自向殷汝耕致歉,并表示会妥善处理售后。但保安队员们激愤的心情已经无法抑制,张庆余在与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商议后,决定于7月29日发起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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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余

7月29日凌晨4时,起义部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攻击通县。当时,留守通县的日军有1个步兵小队、1个汽车中队以及若干宪兵、后勤、特务机关。保安队经6小时激战,以牺牲200人的代价打死500多日本官兵、顾问、浪人,其中包括前几天刚去给保安队道过谦的细木繁中佐、伪冀东政府教育厅顾问竹腾茂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起义部队还活捉了殷汝耕,原计划押赴北京处理,可惜途中被日军接应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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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事件中被破坏的日本设施

通州事件后,一些起义部队加入国民党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领导起义的张庆余还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而剩下的冀东保安队则被日军完全控制,直到1938年,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冀东伪政府被并入其中,冀东伪军也被并入了所谓的“华北治安军”。

抗战胜利后,汉奸殷汝耕于1947年12月1日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张庆余则在担任过第91军副军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等职务后,退役居于天津,直到1963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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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汝耕被押赴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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