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伯英，一个载入党史的名字。她的生命只有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她的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经常去北大聆听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等课程，成了李大钊的忠实学生。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9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党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在北方地区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1921年下半年，西城地区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西城支部成立。这个支部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女高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党员，年仅22岁的缪伯英担任支部书记。她边学习专业，边从事党的工作，肩负重任。1921年底，党组织安排她与何孟雄、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一道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当她得知陇海铁路工人准备罢工时，毅然卖掉自己的衣物为支援罢工的同志筹措活动经费，创造条件完成党的任务。

1921年秋，缪伯英与何孟雄结为夫妻，居住在北京景山东街中老胡同5号。这个新家庭的住所成为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站，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在这里住过。陈独秀取道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就住在这里。缪伯英多次为赴苏联的同志准备行装，谨慎地把秘密文件缝入衣服的夹缝内，保障其安全到达。缪伯英和何孟雄在这里一面完成学业，一面为党积极工作，被誉为“英”“雄”夫妻。

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等人，全力以赴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夫妇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她指导和发动群众运动，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游行示威。她作为妇女界代表参与领导了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后来北伐军与吴佩孚部激烈交战时，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1927年10月，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此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在恶劣环境中缪伯英依然不忘自己身上的重担，千方百计开展革命工作。

缪伯英分别于1925年6月和1928年3月生下两个孩子，取名为何重九和何小英。缪伯英的父亲还请族侄缪位荣帮助缪伯英带小孩、做家务。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谨慎。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长期处于艰难困苦的险境，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因伤寒入院。病危之际，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言毕，撒手人寰，年仅30岁。

不幸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也被国民党杀害。一双儿女失散于战乱中，下落不明。这对英雄夫妻，用青春和生命实践了“以身许党”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