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他是“條子部長”

　　只管中醫的衛生部長

　　也有人說，他不是做官是做事

1986年5月，崔月犁（左二）受美國前總統卡特邀請，出席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的世界衛生諮詢大會。圖爲崔月犁和卡特會面。圖/受訪者提供

衛生部長崔月犁

本刊記者/宋春丹

發於2021.12.6總第1023期《中國新聞週刊》

衛生部長崔月犁曾有一個“小目標”：在全國每個縣都建一箇中醫院。他已從財政部要來了一個億，但還遠遠不夠。他以自己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在傅作義主政的北平城中縱橫捭闔打開局面練就的靈活手腕，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先找到一些省裏的領導，說我這裏有一筆中醫專項款，如果貴省出一塊錢，我給你配套同樣數量的錢，這些省都表示很願意出這個錢；他又對一些市縣領導說，如果你們出一塊錢，省裏和衛生部各出一塊錢支持你們，市縣也覺得很划算。

就這樣，他用一個億撬動了三個億。到1986年，中國的縣級中醫院已從1978年的177所發展到1120所，也即全國一半以上的縣有了中醫院。

但他對中醫不遺餘力的扶持遇到的絕非一路喝彩。很多人認爲這是“中醫擠了中西醫結合的位子”，一頂“排斥中西醫結合”的帽子戴在他頭上後，從此就再也沒有摘下來。

他身邊的人都說，他很有政治眼光。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能見樹不見林。”至於何爲樹何爲林，則可謂見仁見智。

“條子部長”

1982年，衛生部部長面臨換屆。幾位副部長都是老革命、老資格，排名靠後的崔月犁顯得雲淡風輕，事不關己。但出乎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意料，4月24日，他被任命爲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

崔月犁在衛生部的專職祕書王玉山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那時衛生口還比較封閉，派系鬥爭依然存在，崔月犁在衛生部比在北京市委工作時壓力更大，因爲衛生部“通天人物”多，很多司局長都是老資格。崔月犁眼睛裏不揉沙子，常有人告他的狀，甚至說他“精神不正常”。

崔月犁。

“文革”中，北京市委首當其衝，被全體打倒。其中，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崔月犁遭到了尤其殘酷的迫害。解放前，他在北平城工部做地下工作，正是他把剛從輔仁大學畢業、正準備赴美留學的王光美介紹到了軍調部，王光美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爲了誣陷王光美是“美國特務”，就需要從他這裏找到突破口。康生批示：“劉仁、徐子榮、馮基平、崔月犁四個反革命分子，出賣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要把他們銬起來，實行嚴厲的突擊審訊，讓他們繳械投降。”四人都被關進秦城監獄，鐐銬加身，受盡折磨，劉仁和徐子榮死在獄中，崔月犁和馮基平一度精神分裂。有一陣，崔月犁覺得天空中有很多聲音，晝夜在跟他講話，他還看到周恩來總理派坦克來救他出獄，但監獄牆太厚衝不進來。他靠着毅力在秦城監獄中度過了前五年，在精神病的煎熬中熬過了後三年，終於迎來了出獄、平反和康復。

王玉山記得，中央書記處下發的文件中專門有一條：請崔月犁同志做體檢，如無問題，則擔任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崔月犁去北京友誼醫院做了檢查，一切正常。

王玉山說，崔月犁能夠被任命爲衛生部長的主要原因是他改革精神很足，是一個創業型幹部。那時國家窮，底子薄，對醫療衛生事業投入很少，衛生口又很保守，要達成共識很難，必須找一個工作有魄力的改革派當家。崔月犁在北京市委工作多年，擔任過彭真的政治祕書，善於把握大政方針，也瞭解基層情況，改革意願強烈。

1979年錢信忠擔任衛生部部長後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但局面並未能迅速打開，醫療機構仍在計劃經濟的慣性下運行。崔月犁接任部長後，衛生部正式開始改革試點。

新的部黨組決定，當年上半年不開會或少開會，各種學會也要少開。正副部長“輪流坐莊”，每人在部裏主持全面工作一個月，其他人都下去調查研究。崔月犁負責城市醫療調查組，副部長王偉帶領調查組去山東，副部長郭子恆去青海，副部長譚雲鶴在衛生部“坐鎮”。衛生部機關各業務司局都要抽出三分之一的力量，由司局長帶隊，分赴城鄉醫療一線。

爲了推動全國醫改，崔月犁在北京選了協和醫院（當時叫首都醫院）、廣安門中醫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作爲試點，分別代表西醫、中醫和中西醫結合三種不同類型。他告訴前來採訪改革新風的《人民日報》記者：“每星期一、三、五，我在首都醫院辦公；每星期二、四、六，我在廣安門中醫研究院辦公，特殊情況例外。”他還常戴着口罩扮成病人坐在候診室裏，調查醫院的管理和服務態度。

在他的支持下，1983年2月9日，協和醫院與其上級主管單位中國醫學科學院簽訂承包合同。中國醫科院將管理權全方位下放，協和醫院試行院長負責制，採用“國家補貼、定額包乾、業務增收提成”的辦法。每年度醫院以業務收入和國家補貼作爲承包定額的基數，若超額增收，則按四六分成，40%作爲醫務人員獎金，60%用於醫院建設。1983年協和醫院的業務收入是500萬元，國家補貼爲387萬元，兩項總計爲887萬元，以此作爲醫院承包定額。合同還第一次給了醫院人事管理權：院級和科室領導實行聘任制，其他人員實行合同制。

崔月犁在承包儀式上講話說，爲了打破大鍋飯，就要從不端鐵飯碗、不坐鐵椅子改起，改革中允許走彎路，錯了就改，不責難。

他帶着協和醫院副院長蘇萌去與財政部部長王丙乾溝通，想把醫護人員的夜班費從七毛錢提高到一塊錢。王丙乾說不行，協和醫院改了全國都得改，財政部拿不出這麼多錢。崔月犁說：“我這個衛生部長當得也太寒酸了，連一塊錢的權力都沒有。”王丙乾說：“這樣吧，你們不要對外宣傳，自己把夜班費提到一塊錢。”崔月犁說：“偷偷摸摸這叫什麼改革？那不行！我當這部長有什麼用？”王丙乾終於同意了。崔月犁告訴協和醫院領導：“改！改出成績是你們大家的，有錯誤大不了我再去秦城監獄待7年！”

在這一階段，他被評價爲歷屆衛生部領導中最“硬”的部長之一。1982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

王玉山記得，崔月犁極其重視工作效率，有事絕不過夜。那時高級幹部習慣於凡事形成文件，分頭批閱，但崔月犁對這種“公文旅行”不以爲然。他說：“不要一來就搞什麼批文，能打電話、寫條子解決的事就別發文了。領導要說話算話，打電話說的話也得算數。”他習慣於直接批條子，被一些人稱作“條子部長”。1982年整黨時，他因此在衛生部黨組會上受到了批評。但他依然故我，他有一句口頭禪是：“我天天聽蝲蝲蛄叫，還不種莊稼了？”

除了批條子，崔月犁還喜歡寫信這種工作方式，一天少則幾封，多則幾十封，忙碌不已。爲了爭取衛生事業費，他經常給財政部長王丙乾等寫信。王玉山經常早上一上班，崔月犁就會把寫好的信遞過來，讓他通過機要渠道發送過去。

“少數派”領導

在衛生部期間，崔月犁最受爭議的在兩個方面，一是關於計劃生育，一是關於中西醫結合。

崔月犁分管計劃生育工作主要是在擔任衛生部副部長期間。1981年3月，由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兼主任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崔月犁兼任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分管其中最難的部分：農村計劃生育。

他一開始把計生工作視爲改善農村衛生工作的重要部分，準備招兵買馬大幹一場，但很快就發現情況不對，認爲用行政命令強制推行“一胎化”會帶來嚴重問題。

他主持計生委政策組會議，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計劃生育若干政策的規定（草案）》，形成了會議紀要。會議紀要認爲，擬定全國統一的規定是很必要的，但要本着宜粗不宜細的精神，防止“一刀切”，而現在有些地方是“法無定法，土法上馬”。一胎率要達到95%，這樣的指標能否完成？要求過急就會重犯高指標的錯誤。應當採取“抓兩頭、帶中間”的辦法，一頭抓黨團員只生一胎，一頭是杜絕三胎，對大多數中間羣衆以教育爲主。“另外，12億是怎樣計算出來的？爲什麼到2000年不能突破12億？”

在計生委領導中，崔月犁很快成了少數派，甚至受到“反對計劃生育”的指責。1981年後半年，他的日子很不好過，一開會就吵架，面臨的問題讓他束手無策。不得已，他給中組部部長宋任窮寫信，說自己沒辦法做這項工作，再做下去精神病快犯了。經領導同意，他只幹了五個月就離開計生委，回到了衛生部。

1984年7月30日，他的兒子、在計生委政策法規司工作的張曉彤與中國人口情報研究室研究人員馬瀛通聯名呈交了一份名爲《人口控制與人口政策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報告根據測算，對1980年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全國總人口在20世紀末不超過12億”的目標提出質疑，指出了這個指標測算的錯誤和實施中的弊病，建議在“晚、稀、少”的基礎上視具體情況允許生第二胎，並提出人口控制目標宜修訂爲“12億左右”，而不是“12億以內”。

這份報告通過時任國務院主要領導的祕書、張曉彤的中學同學李湘魯上呈國務院領導。

後來馬瀛通告訴張曉彤，有人說他上了張曉彤的當，被當槍使了，說張曉彤是按照崔月犁的意見寫的，崔月犁背後還有萬里。但其實，張曉彤並不瞭解崔月犁在計生委時那些紛爭，崔月犁也對這份報告毫不知情。

圍繞着崔月犁的另一個爭議在於中醫工作。

崔月犁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後開始分管中醫工作。“文革”前全國縣以上中醫院共有371所，到1978年只剩下170多所，現存的中醫院也基本以西醫爲主導。面對中醫的困境，衛生部是否應該繼續執行多年來“西醫在朝、中醫在野”的政策？很多人勸崔月犁，對中醫不要介入太深，但他沒有聽。

1982年4月，他策劃和主持了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工作會議，即中醫發展史上頗有標誌性意義的“衡陽會議”。他在會上作了《我們要在中醫事業上有所作爲》的講話。

他說，現在的中醫院“外面掛的牌子是梅蘭芳，裏邊唱的是朱逢博”。中醫工作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採取什麼態度是很重要的。醫療界存在着認爲中醫不科學、對中醫或者採取清高和不介入，或者鄙視、歧視、不屑一顧，或者口頭上讚許而實際行動上排斥的態度。這些思想用不着專門去批評它，可以在實際工作中用事實來澄清。

就在衡陽會議的最後一天，傳來了內部消息：崔月犁將被任命爲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參會者紛紛說，看來“重西輕中”的局面真的要結束了。但也有人寫了“緊急建議”，並以學術組織理事會的名義向多位中央領導報送。中央書記處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衛生部黨組在衡陽會議後上報的《關於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崔月犁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支持衛生部“開創新局面”。

衡陽會議後，他着手調整中醫院“西醫當家”的領導班子，改變“中西醫結合”的辦院方向，遭到很多人的抵制，但他堅持自己的做法。

他認爲，西醫好比磚牆，中醫好比土牆，在中醫醫院裏搞西醫，土牆很快就會倒了；在西醫醫院裏搞些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則不會傷害到西醫。他問，如果不先補上中醫這塊短板，西醫跟誰結合？那隻能是“一根針、一把草加上兩片阿司匹林的中西醫湊合”。

1978年崔月犁當衛生部副部長分管中醫工作時，衛生部報送了《關於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解決中醫隊伍後繼乏人的報告》，鄧小平批示：“這個問題應該重視，要爲中醫發展創造良好的發展與提高的物質條件。”這份文件經中央批轉，被稱爲56號文件。他以此爲尚方寶劍，要求國家財政每年爲建設中醫院增加專項撥款2億元。王丙乾說給6000萬，他說太少，最後國務院主要領導拍板，同意給一個億。

1984年12月，王仙梅從中國醫科院調到衛生部部長值班室做文祕，經常爲部黨組會議和部長辦公會議作記錄，並負責整理會議紀要。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那時討論最激烈的就是中醫問題，對於如何發展中醫藥事業有不少爭議。

當時衛生系統有人私下議論，說崔月犁過去是中醫出身（他參加革命前曾在鎮上的中醫醫院做了三年學徒），所以才格外重視中醫。王仙梅則認爲，崔月犁從沒有學過中醫，也沒做過中醫，之所以要振興和扶持中醫，一是因爲他常說中醫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遺產，不能丟了；二是他常下基層調研，瞭解到中醫在縣及縣以下的鄉村普遍受到老百姓的歡迎；三是當時鄉村缺醫少藥，而中醫藥價格低廉，老百姓更能接受，這是中國的國情。

王玉山說，很長時間裏，社會上都說崔月犁是隻管中醫的衛生部部長，但事實上他對中醫來說是雪中送炭，對西醫來說是錦上添花。他不是做官，而是一位做事的領導。

崔月犁在部長任上的最後一任祕書白呼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崔月犁很多時間都在外出調研，有時一走就是一兩個月，這些考察爲他把握大政方針提供了依據。發現問題後，他有時會直接給國務院領導或衛生部領導寫信或打電話，甚至會讓白呼羣直接從外地打電話通知有關部門拿出解決辦法。

外交部青睞的部長

崔月犁在衛生部飽受爭議，但在外交部卻大受歡迎。

80年代初，外交部經常從各部部長裏“抓差”，輪流完成重要外事任務。崔月犁是最受外交部青睞的部長之一，被“抓差”的次數較多。

北平城工部出身的崔月犁天性喜歡交朋友，善於和不同類型的人打交道。當年和他一起共過事的人總是用“超常的聯絡能力和親和力”來形容他。陳毅任外交部長期間幾次試圖調他去當駐外大使，他自己很願意，但北京市委不放。

在外交場合，他從不說錯話，守諾守時，對髮型和着裝都十分講究。代表衛生部出訪時他也會主動徵求外交部的意見，看需不需要他順便幫助做些促進交流的工作。每次外事活動前，他都會認真閱讀分析外交部送閱的每份文件。需要熟記的內容，他看或聽一遍就記住了。他曾開玩笑說，自己的外交知識是在秦城的漫漫歲月中苦背《世界知識年鑑》積累起來的。

熟悉崔月犁的衛生部老人說，崔月犁是衛生部部長中很有政治遠見和魄力的一位。他緊跟中央政策，但不打折扣地執行高級領導的指示也讓一些人對他頗有微詞。比如農村合作醫療一度被認爲是“刮共產風”，他派政策法規司去調研後召開廳局長會議直接佈置工作，一些人認爲他是先有觀點後去調研的。

他們說，崔月犁的性格過於直率，說一不二。他對專家學者非常客氣，對基層人員非常和藹，但是對身邊工作人員和司局長們十分嚴厲，甚至會當着外賓的面直接批評，這有時讓人難以接受。他非常重視發展中醫事業，第一是他發自內心地支持中醫，第二是與當時高級領導人的意見保持一致。

1986年擔任衛生部外事司司長的宋允孚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崔月犁格外關心國家的大政方針，有政治頭腦，擅長從宏觀角度看問題。他支持外事局（外事司當時的名稱）大膽改革創新，解放思想，突破禁區，嘗試了一些過去不能做的事。

例如，笹川良一原是日本甲級戰犯，獲釋後熱心開展日中友好活動，1984年首次訪華。1986年，經崔月犁拍板，外事局與日方談判，最終達成協議，設立爲期十年的“笹川醫學獎學金”，日方無償提供20億日元，資助中國1000多名醫生到日本研修。後項目延長10年，中國共有2300多名青年醫生接受這項獎學金赴日進修，出了很多人才。宋允孚說，這個項目初期談判時是有風險的，崔月犁承擔着很大的政治責任。

宋允孚曾隨同崔月犁訪問突尼斯，其中一項行程是參觀突尼斯前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曾被關押的監獄，這位總統曾三次被法國殖民當局逮捕入獄。計劃參觀的當天，崔月犁祕書告訴宋允孚：“這次參觀不能去了，崔部長想起秦城監獄的日子，突然發燒，起不來了。”宋允孚說，從沒聽崔月犁對過去的冤屈有過抱怨，但事實上他的精神一定曾遭受巨大的打擊。

1986年3月，崔月犁作爲國家主席特使，出席了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就職儀式。剛結束葡萄牙之行，他就收到外交部的緊急通知，要他轉道直飛瑞典，代表中國出席瑞典首相帕爾梅的葬禮。前不久，這位每天步行上下班的首相剛在看完電影回家的路上遇刺身亡。

那次有一百多個國家派出了代表團，各國代表依次致哀。排在崔月犁前面的是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和法國總統密特朗，他們的隨行人員都只有一名祕書和一名翻譯，排在隊中的西班牙總統甚至是一個人，而排在後面的蘇聯代表團有七十多人，讓他深有感觸。

夫人說，崔月犁就是“好管閒事”。這個習慣，直到他1987年離休後依然未變。

他給胡錦濤寫信，提到衛生部提拔兩名新副部長的事：“最近看到中組部文件，衛生部又增加了兩個部長，但沒有一個部長下，這樣就有了七個部長，中央部門應當給下邊作出精簡的模範，衛生部門日常急事並不多，不知爲什麼增加這麼多部長！”

爲支持中醫，他更是沒少寫信。1995年，他給江澤民寫信：“澤民同志：您好！最近中央抓京劇振興，今後京劇可能振興起來。希望中央抓一下中醫振興問題。”1997年11月，他給胡錦濤寫信說：“在發展中醫藥事業中，應由中醫按中央的方針做主，不應附屬在西醫的控制之下。”

1997年秋，女兒張曉平從美國回來探親。散步時，崔月犁談到死。他說，人這一輩子不能決定生，也很難決定死。最不幸的是躺在病牀上，被衆多管子維持生命；最理想的死是沒有痛苦的，“咔吧”一下就沒了，也不用浪費那麼多資源。女兒認爲，他這話是有所指的。

不久後，張曉平就返回美國了，崔月犁一直目送她出了院門口。她怎麼也想不到，這成了與父親的最後一面。

1998年1月22日早上，崔月犁洗漱完畢，等着祕書和司機來接他去參加北京市政協會議。他突然覺得心臟不舒服，就讓司機馬上接他去醫院。在路上，他的生命靜靜走到了盡頭。

那時，張曉平已定好1月28日回家探親的機票。她說，父親的最後一天濃縮了他一生做事的風格，乾淨，利落，瀟灑，他如願以償，“咔吧”一下就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