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1專訪|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消費、供給、貿易聯動推高國際糧價，中國需遞進式實現糧食安全

21世紀經濟報記者舒曉婷 北京報道 全球通脹持續升溫，糧食價格保持在10年高位。今年以來，糧價持續上漲背後的驅動因素主要爲：多國遭遇的極端天氣增加市場對相關農作物的減產預期；新冠疫情衝擊下供應鏈斷鍊形成資源性產品價格的相互傳導；農業主產國實施出口限制等貿易政策加劇供需結構性錯配問題。

近日，聯合國糧農組織發佈的報告顯示，11月國際糧價連續第四個月上漲，食品價格指數平均爲134.4點，是2011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環比增長1.2%，同比增長27.3%。乳製品價格指數領漲，環比上漲3.4%。穀物價格指數環比上漲3.1%，同比上漲23.2%。小麥價格達到2011年5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全球糧價持續上漲之際，手中有糧，心中才能不慌。12月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糧食總產量13657億斤，同比增2%，再創新高，連續7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在當前農產品貿易面臨的形勢愈加複雜化的背景下，中國怎樣穩住自己的“腳跟”和守住自己的“底盤”？圍繞上述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

消費、供給、貿易聯動導致糧價上漲

《21世紀》：國際糧價上漲的驅動因素主要有哪些？

張紅宇：整體上看，今年全球經濟呈現出恢復性增長態勢，但是，疫情防控形勢並不樂觀，疫情帶來的不穩定、不確定還是基本常態。在此背景下，全球供需出現明顯結構性錯配，糧價的上漲其實是資源性產品價格相互傳導和放大的問題。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運輸鏈受阻，石油等能源價格上漲帶動化肥生產成本上升，化肥價格上漲必然帶動農業生產成本的上漲，成本上升推高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全球各國概不例外。從這個角度來講，消費影響供給，供給影響貿易，消費、供給、貿易三者聯動導致糧價上漲。

《21世紀》：長期來看，全球糧食供需結構有何特點？

張紅宇：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全球每年農產品的總供給是能夠滿足總需求的。但是，各國、各區域之間存在資源稟賦、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差異，由於貿易的不平衡，一些國家出現糧食供大於求的情況下，另一些國家由於缺乏購買能力和本國生產能力不足導致缺糧。與此同時，在糧食供給方面尚未建立起富國援助窮國的相關機制。

就東亞國家而言，例如中國、日本和韓國，由於人多地少，資源性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高，加之需求仍在持續增長之中，供給增速趕不上消費增速。因此，近年來這些國家資源性農產品的國內市場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價格。

《21世紀》：從農產品貿易結構來衡量，中國面臨什麼問題？

張紅宇：坦率地講，中國與日本、韓國高度相似，在農產品全球貿易特別是大豆、棉花、糖料等資源性農產品貿易中競爭力不足。

一是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越來越大。2003年，中國農產品貿易順差25億美元；2004年至2020年，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從46億美元上升至948億美元；2021年1-10月，中國農產品貿易逆差1140億美元。

二是資源性農產品特別是大豆的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2020年，中國糧食總產量近6.7億噸，進口總量近1.43億噸；肉類總產量7749萬噸，進口991萬噸；大豆總產量1960萬噸，進口首次超過1億噸。今年上半年資源性農產品進口勢頭更猛。

耕地“非糧化”問題如何破解？

《21世紀》：糧價上漲對中國有何影響？

張紅宇：當前，中國國內市場糧價保持溫和上漲態勢。國際和國內糧價上漲在認識層面和實踐層面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其中，從認識層面來講，怎麼樣穩住自己的底盤？中國自己的資源性農產品特別是糧食安全是重中之重，要把糧食特別是口糧安全放到“三農”工作的首位，要落實黨政同責的制度安排，要通過具體的行爲來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

客觀來說，中國在農產品安全包括在糧食安全方面面臨挑戰性問題是長期態勢。因此，要有底線思維，要保持清醒認識，要有憂患意識。但另外一方面，中國也要有足夠的底氣，“手裏有糧心裏不慌”，中國在口糧安全方面還是有保障的，也必須有保障。更應該關注的是口糧以外的其他農產品供給情況，包括價格的變化，或者說對供給鏈的影響。

《21世紀》：能否展開談一下中國在糧食安全方面的情況？

張紅宇：看糧食、看農產品整個進出口貿易需要有宏觀視野，應該有足夠的戰略高度。事實上，怎樣在口糧安全的基礎之上確保糧食安全，在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確保食物安全？這其實是一個遞進式的安全問題。

口糧、糧食和食物是涵蓋面逐漸擴大的三個概念。就中國而言，口糧主要包括小麥、水稻，糧食還包括玉米、豆類、薯類，食物還包括肉類、蔬菜、水果等。要實現口糧、糧食和食物的遞進式安全，則涉及到生產鏈、供應鏈（國內+國際）和利益鏈的問題。

從生產鏈來看，目前中國的耕地面積爲19.18億畝，如何平衡糧食、油料、蔬菜和水果的種植面積？這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從供應鏈來看，在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如何平衡不同用地、不同產業、不同作物的國土空間佈局？如果生產滿足不了需求，怎麼辦？可以依託進口來填補口糧以外的其它農產品缺口。這就涉及到供給鏈的安全問題。中國的農產品進口主要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等國家，需要進行更加長遠、安全的貿易佈局。

從利益鏈來看，爲什麼中國農地資源如此稀缺，但有的地方會反覆出現季節性撂荒和全年性撂荒現象，而且耕地越稀缺的地方撂荒越嚴重？根源還是在於種糧效益低。成本增加的幅度遠超過糧價上漲幅度，農民怎麼會有積極性呢？

一個尤爲明顯的現象是，考慮到回報率的問題，農民更願意種植水果、蔬菜而不是糧食。因此，從實踐層面來看，需要擔心的更多是“非糧化”問題而不是“非農化”問題，也就是說，“我不擔心農民不搞農業，我擔心的是農民搞糧食產業的積極性不高”。

《21世紀》：那如何提高農民搞糧食產業的積極性，確保口糧、糧食和食物的遞進式安全？

張紅宇：這就延伸出新的問題，生產農產品的農民收入怎麼樣？具體需要考慮三方面：一是搞農業的人的收入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二是中西部地區、糧食主產區的農民收入和東部地區的農民的收入差距。三是搞糧食的農民和其他農產品生產的農民的收入差距。

從整體來看，則需按照保總量、保優質、保多元化的步驟依次推進。

在認識層面，要樹立“以我爲主”的農業產業安全觀。解決糧食安全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僅僅是社會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中國人自己手裏。

在實踐層面，要確保產能。立足國內，利用國內資源、國內供給解決國內需求，小麥、水稻作爲口糧必須中國自己保，在此基礎上適當進口其它需要的資源性農產品。而考慮到中國的農產品生產成本，中國百姓應該對農產品價格逐步上升有一定“容忍度”。

在政策支持層面，從稅收、金融、保險等方面着力，全方位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

在科技支撐層面，依託生物技術提高單產水平非常重要，這其實是下一步中國需要傾注全力解決的重大問題。同時，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千方百計提高建設標準，挖掘增產潛能。通過地力的提升和單產水平的提高，進一步提高糧食和其它資源性農產品的生產產能。

（作者：舒曉婷 編輯：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