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楊琳 | 北京報道

“既然我國是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經濟體，不管國際經濟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穩定發展。”對於中國經濟的前景，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很有信心。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反覆、供應鏈緊張、大宗商品上漲等因素影響了全球經濟。2022年，中國經濟將如何繼續前行、穩中求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又是如何理解新發展格局的？爲什麼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制定政策，難以追趕發達國家？而美國近期透露的加息意向，會不會影響中國的金融風險？

近日，在新書《中國經濟的前景》（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際，林毅夫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專訪，分享了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在他看來，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仍有巨大潛力。在外銷增長預期下滑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採取必要的宏觀政策措施、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新基礎設施建設，消除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相信2022年，我國經濟將保持穩定和增長。”

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穩定、發展

新結構經濟學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並倡導的研究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理論。當前主流經濟學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制度、文化作爲前提，而新結構經濟學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林毅夫認爲，這套理論的暗含前提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一致，能更好地幫助外界認識、分析其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更好地幫助它們解決問題。

《中國經濟週刊》：從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視角，該如何理解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

林毅夫：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呢？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最重要的是必須發展好經濟，讓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中國的經濟體量不斷變大，從而使經濟體量在世界的佔比提高、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增加。這樣，國際循環的比重就會下降，國內循環的比重越來越高。

這是因爲現代製造業規模經濟很大，國內經濟的體量越大，國內消化的能力就會越強，國內循環的比重就會越大；同時，服務業中許多屬於不可貿易，服務業佔比越高，國內循環的比重也會越大。國內經濟體量的擴大和服務業佔比的提高都有賴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我國被稱爲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時期，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當年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爲2099美元，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比重爲5.3%，我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41.8%，出口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5.4%，國內循環的比重爲64.6%。到2019年，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98美元，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從2006年的5.3%上升至2019年的16.4%，我國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從41.8%上升到53.6%，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降爲17.4%，國內循環的比重上升到82.6%。將來，隨着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比重會逐步逼近至20%、25%，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也會逐漸向70%、80%逼近，國內循環的比重也就會從2019年的82.6%，逐漸趨近90%，甚至更高，國內循環的主體地位也就會更爲加強。

那麼，如何才能更好地發展我國的經濟體，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經濟要發展好，各個地區應該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這樣生產出來的產品才能在國內國際市場有競爭力，有競爭力的產品不僅要賣到國內市場，也要賣到國際大市場，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產品和資源則需要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來提供，所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前提，也是提高收入水平，進一步加強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的必要條件。

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是與時俱進的論斷，也是正本清源。過去中國的經濟發展被描述爲出口導向，如果出口減少了，難免會影響發展的信心。既然我國是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經濟體，不管國際經濟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國的經濟就會穩定發展。

　《中國經濟週刊》：您爲什麼強調中國經濟學要進行自主理論創新？又該如何進行經濟學理論創新？

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爲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可謂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蹟，但其間國際上也充斥着“中國崩潰論”。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經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來看，反思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思潮並進行理論創新很有必要。這既可以幫助我們洞悉國際上主流經濟學理論適用的侷限性，也有利於我們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並講清楚中國經濟“增長奇蹟”背後的道理、學理和哲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爲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背後肯定有其道理。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把闡述發達國家成功道理的理論學會，拿回來應用，就能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從戰後學習西方先進產業的舊結構主義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習西方先進市場制度的新自由主義，皆是如此。林毅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爲按市場匯率計算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第一大國，可謂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蹟，但其間國際上也充斥着“中國崩潰論”。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經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來看，反思主流的經濟學理論思潮並進行理論創新很有必要。這既可以幫助我們洞悉國際上主流經濟學理論適用的侷限性，也有利於我們抓住時代機遇，推動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並講清楚中國經濟“增長奇蹟”背後的道理、學理和哲理。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70多年，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績效到底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到目前爲止只有2個從低收入躋身到高收入經濟體行列。1960年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這其中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階段，其中8個或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由此可見，經過70多年的努力，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至少有180個仍未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過多年的研究，我發現一個事實，即至今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制定政策，實現追趕上發達國家的願望；少數幾個發展或轉型比較成功的經濟體，推行的主要政策從當時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那麼爲什麼這些思路清晰、邏輯嚴密、很有說服力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在解決問題時顯得蒼白無力？爲什麼一些發展中國家按照這些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時屢屢失敗？

分析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或制度等結構爲學習借鑑的目標，並以總結髮達國家經驗，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和制度等結構爲暗含前提的理論爲指導，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在結構差異的內生性，於是，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到發展中國家來難免出現“南橘北枳”的困境。

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運行至關重要，教科書裏討論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發達國家適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大銀行、股票市場、風險資本、公司債等。這種制度安排適合發達國家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先進的情況，企業的生產活動和技術創新需要大量資本投入、風險非常大的金融需求。

可是，在發展中國家70%~80%的生產活動集中在小型的農戶和微型、小型、中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生產用的技術一般是相對成熟的技術，生產的產品也是相對成熟的產品，需要的資本規模較小，風險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問題方面，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經濟學的教科書僅依賴風險資本、股票市場、大銀行、公司債等，就會發現實體經濟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沒有辦法服務於實體經濟。但是，發展中國家在進行經濟轉型時一般被建議按現代金融學的理論去照搬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安排。

總之，現在的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爲理論的暗含前提，並把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爲最優的、發展的目標。經濟學理論應當在我國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要求從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自己的成敗經驗和問題來總結出新的理論，在理論中反映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結構的內生差異性，並瞭解這種內生的差異性對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的影響。

《中國經濟週刊》：您前面提到，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至少有180個仍未能做到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那麼，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應對措施有哪些？對世界具有何種意義？

林毅夫：2006年世界銀行發佈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經濟增長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伴隨着諸多外部性和協調的市場失靈問題，因此，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以發揮企業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積極性，也要有有爲的政府來克服市場失靈，提供或協調基礎設施和制度的不斷完善。只要我們利用好市場和政府兩隻手的作用，充分發揮我國的發展潛力，那麼，應該能夠保持較快、較高質量的發展，在2025年左右跨過12535美元的門檻，成爲一個高收入國家。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爲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中國經濟週刊》：《中國經濟的前景》一書中收錄了您在2020年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對話，您認爲斯蒂格利茨教授關於“美國真相”的觀點有哪些啓示？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美國真相：民衆、政府和市場勢力的失衡與再平衡》（以下簡稱《美國真相》）中把美國現在的經濟、社會、政策問題分析得鞭辟入裏，深入剖析了美國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源。美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被極少數的權貴階層綁架，表面上美國是一人一票，實際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書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體制被權貴階層的利益綁架，貧富差距擴大、產業空心化、中產階級不斷縮小等問題越來越嚴重，進而由內部矛盾衝突激化導致民粹主義抬頭。斯蒂格利茨教授開出的診斷和藥方非常到位，但遺憾的是，在美國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

我非常贊成斯蒂格利茨教授對美國問題的看法，從新結構經濟學來看，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是不斷創造新知識並運用到生產中，促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這個過程之中，需要通過市場競爭來激勵創新，並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同時還需要政府主動克服市場失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或提供各種適宜的制度安排，包括爲走在技術前沿的產業提供基礎科研支持。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讓所有人在發展過程中受益。政府和社會就不僅要對“鰥寡孤獨廢疾者”等弱勢羣體有所幫助，還要防止金融寡頭、科技寡頭對財富的壟斷。這就不僅需要有效的市場，還需要有爲的政府，“兩隻手”都要用。

美國自1776年建國後一直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重點是怎麼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對此，美國有兩派觀點，一派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倡政府要積極有爲，另一派是托馬斯·傑斐遜爲代表的“傑斐遜主義”，強調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有句俗語說“謊話講一千次，自己都會相信”。美國建國以後，“傑斐遜主義”主導話語權，“漢密爾頓主義”主導決策權，但是，由於美國不斷宣稱“傑斐遜主義”，後來自己也相信了，“里根主義”和上一任的總統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謊話。於是，美國在里根總統之後也推行了新自由主義，導致了《美國真相》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惡化、寡頭壟斷、政府被權貴利益集團綁架等問題。

相對於美國而言，中國比較幸運，在轉型的時候雖然也借鑑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但在改革中一直強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從而避免了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得以在轉型過程中維持宏觀穩定，經濟快速發展。

當然，我們也還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爲政府更好結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確定發展的目的是要讓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美好，整體經濟、社會發展都以人民的利益爲出發點。我相信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避免美國金融、科技寡頭壟斷綁架政治體制的問題，從而避免像美國這樣，作爲頭號強國，被自身的內部問題困擾，放棄了應有的全球領導權和領導風範，無法爲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甚至成爲全球問題的製造者。

2022年中國經濟展望

《中國經濟週刊》：如果用一個詞形容2021年的中國經濟，您會怎麼形容

林毅夫：穩中有進。2021年，我國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邁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在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觀政策應對力度，紮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經濟穩步恢復，復工復產逐月好轉，三大攻堅戰紮實推進，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持續加快，新工業革命穩步推進，改革開放繼續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中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這充分表明中國經濟是具有韌性的，也是穩中有進的。

《中國經濟週刊》：全球疫情反覆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經濟，這種影響會持續多久、如何發展？我國應該怎麼做？

林毅夫：目前發達國家疫苗接種已經接近全民，發展中國家則只有少數人得到接種，因此，在2022年可能會出現發達國家開始復甦，而發展中國家則可能還在一波又一波疫情防控的緊張情勢之中。對於我國而言，發達國家因爲生產恢復，依賴對我國的出口你以爲維持民生的需求可能減少，發展中國家則忙於疫情防控，經濟發展受阻，對我國的產品需求也可能疲軟。在外需減弱的情況下，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將主要依靠國內市場和需求。

《中國經濟週刊》：2021年我國GDP增速達8.1%，世界銀行預計，2022年增速將放緩至5.1%。此外也有多位經濟學家預判，2022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將低於2021年。您對此怎麼看？2022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什麼？

林毅夫：2021年的經濟增長是在2020年2.3%低增長基數上的反彈，2022年是在2021年較高增長基數上的增長，因此，略低於2021年的增長率是正常現象。

2022年國際上可能出現增長的分化，發達國家完成了全民接種疫苗，在2022年下半年有可能生產生活開始恢復正常，但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疫苗接種的人口比例很低，新冠肺炎疫情仍將不時暴發。2022年，在外銷增長預期下滑的情況下，我國政府應該採取必要的逆週期宏觀政策措施、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新基礎設施建設，消除未來經濟增長的瓶頸，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質量。相信2022年，我國經濟將保持穩定和增長。

202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我國還有巨大的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空間，也就是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有充足的資源來挖掘增長的潛力，以及有較充分的就業，來保證收入和消費的增長。

《中國經濟週刊》：2021年12月27日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視頻會議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的近期公開表態中，都提到2022年要發揮好政府投資引導作用，您怎麼看“政府投資”對經濟恢復的作用？

林毅夫：外需不足、經濟下行的時候是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最好時機，尤其是那些能消除軟硬基礎設施瓶頸、提高未來經濟增長的投資。政府投資增加，對資本品的需求便會增加，就業就會增加，民衆對未來的預期也會變好，經濟增長會加快，從而實現一種良性循環。這就是我提出的 “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想法。

（注：“超越凱恩斯主義”是林毅夫將中國政府從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後開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歸納總結後提出的概念，強調政府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時，主要是選擇能夠提高生產率的投資項目，用在解決經濟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

《中國經濟週刊》：美聯儲已經透露2022年加息意向，如果美國緊縮貨幣，會不會給中國帶來金融風險

林毅夫：如果2022年美聯儲進行加息的話，這就意味着美元資本會流回本國，將導致其他國家面臨一些問題，尤其是金融已經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在管理他們的資本賬戶時會面臨一些挑戰，甚至引發金融危機。所幸，我國一直對資本賬戶保持着必要的管理，因此美元加息對我國可能的衝擊會得到防控。

責編 | 郭霽瑤

版式 | 孟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