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題片中，公安部原副部長孫力軍，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中國科協原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陳剛，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等14名省部級落馬乾部出鏡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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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至19日，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與中央廣播電視總檯聯合攝製的五集電視專題片《零容忍》播出，生動講述全面從嚴治黨、推進反腐敗鬥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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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力軍

2020年4月，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孫力軍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2021年9月，孫力軍被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通報用詞極爲嚴厲，指其“背棄‘兩個維護’，毫無‘四個意識’，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爲惡劣，權力觀、政績觀極度扭曲”。

專題片介紹，緊隨孫力軍之後，政法領域多名省部級幹部先後被查處：龔道安，曾任公安部技術偵察局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2021年2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鄧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重慶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2021年1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王立科，曾任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大連市公安局局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長，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21年9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劉新雲，曾任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山西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2021年8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顧檜介紹，孫力軍從根子上就從未真正樹立理想信念。他大學畢業之後，一開始跟着幾個溫州商人倒賣鋼材，當時的追求就是掙錢買房買車。後來，他父親找關係，將他安排到衛生部門工作，他又開始琢磨怎麼利用衛生醫藥資源掙錢。這樣，剛踏進公務員隊伍，孫力軍的權力觀、政績觀就已發生了極度扭曲。

2008年，孫力軍調到北京工作後，利用職權和影響力爲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幫助，不法商人則爲他送上鉅額賄賂。專案組最終查獲的孫力軍贓款贓物，包括鉅額現金、名貴手錶、金銀珠寶、年份茅臺、高檔手機、名貴普洱茶等各種財物。

2018年，孫力軍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長位置，他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輕的黨委委員、副部長，有他人不具備的政治潛力和優勢，野心更加膨脹，大搞腐敗，圖謀更高的領導崗位。

孫力軍爲自己制訂了一個“十五年規劃”，爭取要五年上一個臺階，並且在商人朋友之間吹噓。他一邊享受着吹捧，一邊下定決心鑽營，還經常向“小圈子”裏的成員進行封官許願。

孫力軍政治團伙案是黨的十八大後，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典型。目前，對孫力軍政治團伙案的調查還在進行中，中央已決定對司法部原部長傅政華等人立案審查調查。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案件審理室副主任孫東昇介紹，孫力軍案件是一個典型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案件，特別是這些人頂風違紀、知法犯法，結黨營私，搞團團夥夥，貪污賄賂數額巨大，影響非常惡劣，這是十九大以來我們查處的最嚴重的案件之一，體現了黨中央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爲零容忍的態度和決心。

孫力軍、王立科、龔道安、劉新雲……14虎出鏡“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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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

王立科，曾任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大連市公安局局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長，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2021年9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專題片介紹，上世紀90年代，王立科在家鄉遼寧省錦州市北鎮縣擔任公安局副局長，結識了在當地“撈偏門”的婁河。此後20多年裏，婁河從最初經營賭場，到發展成爲暴力爲禍當地的涉黑組織，再到發家後表面“洗白”轉入地下，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護，婁河累計送給王立科財物達8000多萬元。

王立科打一開始進入警察隊伍就動機不純，這和他的家風家教有很大關係。王立科的父親多年經商，當年是北鎮首富，在當地深具影響力，他一門心思要讓幾個兒子做官。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父親找關係將他送進警察隊伍，又繼續拉關係幫助他得到提拔。王立科從基層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長、縣公安局副局長、再到北寧市公安局局長、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背後都有父親活動的影子。

王立科到了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位子上，父親的人脈也基本到了頭。但在父親一路“教導”下，王立科早已出師。他一邊利用權力幫多名老闆辦事，收受鉅額賄賂，再用受賄所得繼續行賄拉關係。他先是靠攀附時任遼寧省公安廳廳長李文喜，被提拔爲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大連市公安局局長；之後在一次公務中，又認識了當時在公安部擔任辦公廳副主任的孫力軍。

孫力軍、王立科、龔道安、劉新雲……14虎出鏡“大片”！

在王立科眼中，孫力軍崗位重要、上升空間很大，於是借各種機會拉近關係。2011年，他在孫力軍到遼寧出差期間，首次送上一張存有100萬元的銀行卡，孫力軍毫不推辭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納了王立科。此後，王立科多次專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孫力軍，送上銀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孫力軍說：“他每年大概四五次來北京，每次都給我30萬美金，放在一個小的海鮮盒裏面。他每次來就說，我給你送點“小海鮮”，我就知道怎麼回事兒了。”

王立科歷年送給孫力軍的“小海鮮”，到案發時累計摺合人民幣9000多萬元，而孫力軍也沒有讓他失望。

“他去了江蘇當副省長、公安廳長，後來又當了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這一路我都提供了幫助。我把他當作自己人。”孫力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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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龔道安

龔道安，曾任公安部技術偵察局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2021年2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專題片介紹，2010年，在全國地市公安局長培訓班上，湖北省咸寧市公安局局長龔道安進入了孫力軍的視野。他感到龔道安業務能力出衆，於是主動拉攏示好，通過積極推薦運作，使得龔道安被提任爲公安部技偵局副局長，之後又陸續提任技偵局局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上海市副市長。

“孫力軍直接跟我說，願不願意到公安部來、到技偵局來？我也感覺得到，孫力軍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龔道安說。

孫力軍在業務上需要利用龔道安，因此他對待龔道安的方式，和對待王立科截然相反。從王立科身上，孫力軍是大肆收錢；而對龔道安，則反過來大把花錢收買人心。他從受賄所得中拿出大筆資金，爲龔道安解決孩子住房、安排親屬工作等各方面問題，還給龔道安下屬團隊發“獎金”，促使龔道安不遺餘力地爲他效命。

龔道安不僅自己爲孫力軍效命，還幫孫力軍經營充實“小圈子”，向孫力軍推薦時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長鄧恢林。孫力軍幫助鄧恢林先後提任中央政法委辦公室主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重慶市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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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原副省長、省公安廳原廳長劉新雲

劉新雲，曾任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山西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2021年8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專題片介紹，2014年，孫力軍物色到了劉新雲。劉新雲原來是濟南市公安局局長，一次公安部在山東有會議，劉新雲負責安保，晚上主動到孫力軍住所自我介紹，拉近關係。

孫力軍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員，看到劉新雲積極貼靠，馬上心領神會。他向劉新雲透露了當時正在查辦的一起案件情況，既是炫耀自己能參與要案，也藉此顯示把劉新雲列爲了“自己人”。

“第一次見面就和我這麼說，我當時就感到，這麼重要的機密直接和我說，人家瞧得起咱。”劉新雲說。

經孫力軍運作，2014年12月，劉新雲調任公安部網安局局長。他一到北京，孫力軍就安排飯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員給他接風。

劉新雲私下向孫力軍違規提供大量重要網絡輿情；龔道安也同樣向孫力軍違規提供大量信息、彙報案件辦理情況。他們違規提供給孫力軍的材料，絕大部分孫力軍無權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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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鬍懷邦

胡懷邦於2013年至2018年擔任國家開發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2019年7月，胡懷邦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審查調查。

“深刻反省，確實認識到自己所犯罪錯的嚴重性、危害性。作爲黨員幹部，收受財物而且數額特別巨大，給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響，因爲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腐敗。”胡懷邦懺悔道。

國家開發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地位特殊，是直屬國務院領導的開發性金融機構，主業主責是服務國家戰略。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啓動深化國開行改革工作，就是明確要求國開行進一步聚焦服務國家戰略，進一步壓減商業性項目。胡懷邦作爲國開行一把手，卻公然違背黨中央要求，搶在改革方案印發之前，幫助一傢俬營企業的商業性項目獲取鉅額貸款授信。

胡懷邦說：“開行改革方案，我是全程參與的。我知道這個改革方向，還是在改革方案下發之前，把他的貸款給批了，後來造成了不良貸款，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確實我應該承擔責任。”

胡懷邦這樣做，正是因爲收受了這傢俬營企業的鉅額賄賂，這家企業就是曾經盛極一時、如今已宣告破產的“華信系”。“華信系”掌門人葉簡明和胡懷邦從結識到發生權錢交易，另一個人在其中充當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那就是2017年落馬的甘肅省委原書記王三運。葉簡明和王三運早就有利益往來，後來經王三運介紹認識胡懷邦，並請王三運出面幫助自己提出請託事項。

華信能源有限公司在2015年向國開行申請48億美元的鉅額貸款授信，葉簡明再次請王三運出面，請託胡懷邦推動國開行批准這筆貸款授信。

經審查調查，王三運和胡懷邦各自從葉簡明那裏收受了數千萬元鉅額賄賂，胡懷邦用“一把手”的權力強力推動，使得國開行批准了這筆從一開始就潛藏重大風險、也明顯不符合國開行定位的鉅額貸款。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幹部劉華松介紹，胡懷邦理想信念喪失，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都嚴重扭曲，他明知華信的業務並不屬於國開行的貸款範圍，但是他還要把它包裝成、解讀成一種政策性業務，其實這背後就是胡懷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資源與地方領導作結交、相勾連，甚至通過向一些所謂“神通廣大”的老闆進行利益輸送，妄圖給自己的個人仕途升遷鋪路，以謀取更大的好處。

胡懷邦說：“金融業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層面都比較高，人傢俬人飛機什麼都有，所以自己就覺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淵了。我懺悔書裏邊也寫了一句話：當你在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你。”

隨着葉簡明於2018年涉嫌違法被調查，“華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經營中隱藏的諸多違法違規手段、靠高負債支撐的脆弱根基，都隨着它的崩塌清晰地顯現出來。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經合併破產，資產正在司法拍賣中。國開行至今有鉅額貸款難以收回，給國家金融資產造成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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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王富玉

王富玉任省部級領導幹部長達20餘年，先後在海南、貴州擔任省委常委、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等重要職務，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佈他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審查調查。

“抓了我是對的，對那些自以爲是的人敲響了警鐘，警示後來的幹部不再有這類問題了。”王富玉說。

經審查調查，王富玉利用職務便利和影響力在工程承攬、土地開發、企業經營等方面爲他人牟利，非法收受鉅額財物。專案組發現了多套涉案房產，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違紀違法所得購買，還有的是老闆買下長期供他使用。王富玉在貴陽長期使用的一套豪華別墅，由關係密切的老闆出資進行了高檔裝修，電影廳、健身房一應俱全，陳設細節無不講究。

有意思的是，別墅客廳裏滿牆掛的文字，都在標榜自己心繫百姓、淡泊名利。中間掛的是康熙年間一位知縣的名言：“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喫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兩側掛的是一名老闆送給王富玉的一副對聯：“做人好心潔如玉，爲民精神富若仙”，煞費苦心地將“富玉”二字藏在對聯中，對王富玉奉承吹捧。牆上文字和豪華別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兩面人”做派的生動寫照。

在海南工作時，王富玉就開始收受大筆賄賂，而且從一開始就產生了在境外留後路的想法，1995年就違規爲本人和妻子女兒辦理了移民手續，直到2009年他擔心影響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我到了瓊山做書記、市長的時候，思想上就對自己放鬆了，就讓人家老闆拿錢買房子了。”王富玉說，“在瓊山拿人家錢，買了房子，又進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沒有敬畏了，拿紀律、拿法律不當回事兒，這就是我出問題的根本原因。”

2012年起，王富玉先後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主席，他感到這是退休前最後一站了，收錢斂財的行爲更加瘋狂。黨的十八大之後，黨中央強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級高官不斷落馬，連王富玉的弟弟都勸他考慮收手，他卻仍然膽大妄爲。

王富玉還通過兒子王斌收受鉅額賄賂，也是打着王斌與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從事園林綠化的私營企業就以這種方式向王斌輸送利益6000多萬，王富玉則幫助他承攬了一系列大型項目。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訴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爲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規劃審批、職務調整等事項上謀取利益，直接或通過他人非法收受財物摺合人民幣4.34億元。2019至2020年離職後還利用影響力收受財物摺合人民幣1735萬餘元。王富玉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法庭將擇期宣判。

“我不知道要錢幹什麼，我喫喝不愁啊。你要錢幹什麼，埋你啊！我現在知道我瘋狂的貪慾登峯造極，但我不知道要錢爲了什麼。”王富玉懺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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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協原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陳剛

陳剛曾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長。他的突出問題是，利用規劃審批這一重要權力進行權錢交易。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紀委陸續收到一些關於陳剛和老闆交往密切、作風奢靡方面的問題反映，對陳剛進行了函詢，陳剛全部予以否認。

2017年2月，陳剛被調到原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工作，2018年又調整到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陳剛意識到，組織可能進一步對他進行調查處理。

2018年整整一年，陳剛抱着自暴自棄的心態，過着自我毀滅式的生活。他不但不收斂不收手，反而變本加厲，瘋狂收受近7000萬元鉅額賄賂，佔他的總受賄額一半以上。同時，他內心又極度惶恐空虛，每天靠縱情聲色享樂麻醉自己，多次想到主動投案。2019年1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因另一起案件，找陳剛覈實情況時，他的一些異常言談引起了專案組注意。

陳剛當時正處於矛盾糾結之中，既有交代的衝動，又舉棋不定。專案組捕捉到了他的心態，立即對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這場取證談話，變成了一場突如其來的遭遇戰、攻堅戰。

長達幾個小時的深入談話，促使陳剛當場下了主動投案的決心。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隨後正式對陳剛立案審查調查。陳剛很快交代了自己所有違紀違法事實，涉及受賄金額達1.2億元之多。但專案組察覺到，他當時的心態更多是希望通過主動交代爭取從輕處理，對自身錯誤的反思卻不夠深入。

專案組和陳剛一起，對他過往的人生展開系統的梳理反思。陳剛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城市規劃專業，正趕上極佳的歷史機遇。那時候，北京還只有三環路，地鐵只有一、二號線，城市建設高速發展，急需高學歷專業人才。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陳剛參加工作僅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規劃建設領域的主要領導崗位上，他當時也曾滿懷激情，爲能參與北京的建設心潮澎湃。

陳剛31歲成爲北京市規劃委副主任，36歲成爲北京市規劃委主任，40歲成爲北京市副市長，人生前半程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但回頭看去，他才意識到自滿懈怠也由此生長。

忽視了理想信念的錘鍊，自然很難建立起拒腐防變的堅實防線。而陳剛手握規劃審批權，又正值房地產業高速發展時期，在房地產商重點“圍獵”下，陳剛逐漸失去了定力。老闆從安排他喫請娛樂，發展到提供車輛、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產、鉅款；陳剛則利用職務便利，爲老闆在項目用地性質變更、規劃設計方案審批、規劃調整、項目審批驗收等方面提供幫助。

2002年到2014年期間，陳剛爲了滿足自己的“設計夢”，讓老闆出資數千萬元，分兩期在北京懷柔爲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園林。由於這處園林違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在陳剛被查處後已經被拆除。該園林總佔地面積109畝，建築面積3000多平方米，裝飾奢華，內有中式四合院、西式臨水全玻璃別墅、日式庭院等，建有半懸空的游泳池、人造白沙灘、影音室、按摩房等場所。建成之後，陳剛經常帶家人親友和商人老闆來這裏休閒娛樂，沉醉於自己打造的“品質生活”空間。

還有一件事陳剛也尤其悔恨，那是在2008年，和他關係密切的一名房地產老闆，在北京黃金地段開發一處房產，陳剛看中了小區的環境位置，就要求老闆爲他蓋了一座量身定製的別墅。他親自修改圖紙，將地上面積改爲200多平米，以符合政策標準。實際上，他讓老闆建了兩層地下室，地上地下總面積達800多平米。北京市有關部門來實地檢查住房面積時，他安排老闆精心遮擋通往地下室的樓梯電梯，僞裝住房只有地上一層。

2021年2月，法院公開審理陳剛一案。法院認爲，陳剛非法收受他人財物1.2億餘元，構成受賄罪。鑑於他主動投案，如實供述罪行，構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現等具有法定減輕處罰情節，最終判決陳剛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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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劉國強

劉國強曾任本溪鋼鐵集團總經理、本溪市政府市長、遼寧省政府副省長，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審查調查。當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辦理另一個案件過程中發現劉國強受賄線索，經初核後對劉國強採取留置措施。當時劉國強表態會向組織坦白全部問題，但實際上是避重就輕。

劉國強的問題其實相當嚴重，從2006年至2020年期間，他利用職務便利，爲他人在企業經營和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的財物摺合人民幣達3.5億多元，受賄金額如此巨大，劉國強卻在思想上掩耳盜鈴，找藉口自我麻痹。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趙鋒介紹，劉國強的兒子與父親隔空對話，問他爸爸說，收了這麼多錢，你是享受了還是能帶走，我們好好過日子不好嗎？對他觸動很大。

劉國強從最初抱有對抗情緒，到有所保留地一點點交代問題，到最終坦白了所有問題，並真誠地寫出了對黨和人民的懺悔書。

2021年8月，法院進行一審，檢察機關起訴指控劉國強收受非法財物3.5億餘元，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法院將擇期宣判。劉國強當庭表示認罪悔罪，服從任何判決。

“非常後悔，也很愧疚。法律給我什麼懲罰，我認爲都不過，都是應該的，我不上訴，完全服從法庭判決。”劉國強懺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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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原書記劉川生

劉川生，2005年到2016年任職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2018年9月退休。2021年7月5日，她向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主動投案，成爲黨的十八大以來首名被留置的中管高校“一把手”。

“爲什麼要主動投案，我覺得實質上我心裏一直壓了一塊石頭，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點把心裏的石頭放下。”劉川生說。

2011年，劉川生的兒子留學歸來，想在學前教育領域創業，但是既沒有資金、場地，也沒有經驗、基礎。劉川生就利用職權，違規讓兒子在外使用北師大招牌開拓業務。當時，和北師大合作辦學需經專門的合作辦公室辦理，有規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師大繳納一定費用。但劉川生卻繞過了程序，安排下屬違規幫兒子開辦了第一所幼兒園。

到2015年，劉川生感到快退休了，決定趁着還有權力，爲兒子徹底鋪好路。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李明介紹，劉川生要求下屬，將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幼兒園這麼一個品牌，相當於一次性授權給她兒子的公司使用。

劉川生說：“簽了一個協議，就是戰略協議，他可以去掛牌，可以掛北師大幼兒園的牌，他就變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錯特錯了。”

這個所謂的“戰略協議”，完全是違規私下籤訂的，並未經北師大認可。隨後，劉川生兒子在全國多個地方開辦了“北師大附屬幼兒園”。

2017年，中央巡視組對北京師範大學黨委進行巡視時，就收到了相關反映，巡視組明確指出合作辦學等領域廉潔風險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劉川生讓兒子的機構摘掉了北師大品牌，認爲就算“過關”了。2021年，十九屆中央第七輪巡視再次巡視北師大，也再次指出合作辦學等重點領域和關鍵崗位存在廉潔風險。劉川生看到消息後，思來想去，終於決定主動投案。

劉川生投案後，她兒子對其所屬的教育機構嚴格整改，主動上繳違紀違法所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以事實爲依據、以紀律法律爲準繩，綜合考慮違紀違法情節、危害程度、認錯態度等，經報請黨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給予劉川生開除黨籍處分，按六級職員調整其退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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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黨組成員、副主席白向羣

白向羣曾任烏海市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黨組成員、副主席，2018年4月被審查調查，2019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羣行賄的37名老闆中涉煤的多達20人。

白向羣懺悔道：“內蒙古這樣的資源富集地區，企業家給你行賄也好，送東西也好，誘惑確實很多。”白向羣說，“最大的誘惑就是說了算，你爲老闆批這個，批那個，你抵禦不了這種誘惑，最終的結果就上秦城。”

“我想掏心窩子說兩句話，過去在外邊，睡不着覺，特別是反腐高壓下，要想睡好覺，有一個安心穩妥的明天和後天，趕緊該投案的投案，沒幹的千萬別再幹，幹了的想法跟組織說吧。”白向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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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書記雲光中

雲光中曾任鄂爾多斯市市長、市委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2019年6月被審查調查；2020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他受賄所得的近億元財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業的就達到3700餘萬元。

“近些年鄂爾多斯好多幹部落馬，我作爲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自己又落馬，這個教訓特別深刻。”雲光中說。

恆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爾多斯市的一傢俬營企業，2010年該企業向鄂爾多斯市申請換一塊儲量更大、煤質更好的井田。爲了獲得時任鄂爾多斯市市長雲光中的支持，公司老闆託關係結識了雲光中的兒子和妻子，上門後，雲光中妻子給了他一個暗示。

涉案商人郝深海說：“去他們家，他夫人提出來說，這個房子院子裏頭有一個大的高壓鐵塔，說這個對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麼的，就給我提示，就是有困難，不想在這兒住了。她這麼說完以後，我就知道意思，回來就籌措了現金，直接送到他家裏。”

郝深海再次上門時，用一口皮箱一次拖過去200萬元現金。此後，他又多次向雲光中妻子、兒子送錢送禮，總額近300萬元。與此對應，恆泰公司順利置換到一塊優質井田。

“被圍獵的不單是領導本身，領導的整個親戚、朋友這個羣體，他都要圍獵你。結果是我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把握住。”雲光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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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國華電集團公司黨組副書記、總經理雲公民

雲公民曾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審查調查；2021年經法院一審公開審理，將擇期宣判。法庭認定的受賄金額4個多億中，絕大多數都與內蒙古相關。

雲光中的兒子云磊和雲公民的兒子云凱晨，曾經合夥做煤炭“生意”，實質上就是坐收父親用權力換取的鉅額賄賂。

雲公民的兒子云凱晨在內蒙古涉足房地產、道路工程建設，雲公民一方面給地方官員打招呼幫助兒子拿地，一方面指示華電集團下屬煤業公司在兒子公司團購住房，讓兒子迅速積累鉅額財富。

“其實我沒做過生意，我也根本不會，鄂爾多斯的很多官員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們進行土地開發什麼的，就給我們開綠燈，做了很多違規的事兒。”雲公民之子云凱晨說。

雲公民還直接利用央企領導的職權爲家族牟利。比如烏蘭察布市運煤公路項目，雲凱晨名義上與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設，實際只是通過父親的權力，從華電集團下屬的信託公司獲取3個億的貸款，就分得了項目一半的利潤。

“我利用職權縱容他們，我兒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顯就是我的人脈關係。”雲公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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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

周江勇，黨的十八大之後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溫州市、杭州市多地擔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任上，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周江勇和他的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爲弟弟經商提供幫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卻並不安於立德樹人本職，內心羨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職辦起了一家化工企業，起步地點就選在了周江勇當時擔任一把手的寧波市象山縣，原因不言自明。

“弟弟要經商辦企業，給他介紹一家企業去合作。就是因爲我牽過那個線，然後就慢慢地……這是禍根啊。”周江勇說。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這家民營企業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開辦了寧波翔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謂“合作”其實只是幌子，很快翔潤石化公司變成周健勇獨立承包，但依然長期免費使用這家民營企業的土地、廠房和設備。通過免除租賃使用費的方式，多年來，這家民營企業向周江勇兄弟輸送利益達七百多萬元。與此對應，周江勇則利用職權，爲該公司在獲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經商辦企業，其實既沒有資金基礎，也沒有技術優勢，更沒有經營才能，但他卻有恃無恐，一心認爲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強。他繼而又和同鄉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義開辦了第二家企業：永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佔股40%，實際上他應付的註冊資金和增資款共計1400多萬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這些老闆之所以願意出巨資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週江勇這個靠山。

周江勇也的確不遺餘力，爲弟弟的關聯企業充當靠山。他不僅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甚至干預司法，幫助永潤公司在環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處罰。2014年，永潤公司爲了節省成本，違規將煉油後的廢渣交給沒有資質的企業“處理”，實際就是運到山東傾倒在了農田裏。山東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頭查到了永潤公司，周江勇爲了讓弟弟的公司獲得輕處理，於是利用職務影響力，搶奪案件管轄權，讓寧波當地警方立案調查。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給了各路商人順理成章利用他圍獵周江勇的機會。一家建築公司老闆史時紅就是其中之一。史時紅主動找關係結識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過哥哥幫史時紅承攬工程，兄弟共同收受鉅額賄賂，再投入家族企業作爲資本。從2013年到2017年期間，周江勇先後在涉及舟山、溫州的多個項目中，按照周健勇傳達的請託，爲史時紅提供幫助，周健勇則先後八次以“借款”爲名收受史時紅所送的錢財，總計金額達9000多萬元。

“最終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沒有我的權力，他（周健勇）什麼都不是，沒有我的牽線，他什麼也幹不了。”周江勇說。

2017年，周健勇在寧波和人合資創辦優城聯合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對外宣稱是一家聚焦“地鐵互聯網+”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實核心資源還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權力。通過周江勇打招呼，優城聯合與寧波地鐵進行合作，第一筆業務就拿到了寧波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統籌權。

2017年2月，周江勇調任溫州市委書記，2018年，周健勇通過他打招呼，優城聯合獲得了溫州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部分項目；2019年周江勇調任杭州市委書記，2019年11月，優城聯合公司又作爲大股東投資創立了杭鐵優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進一步拓展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周健勇也熱衷於結交各路老闆，表面是推銷高新科技概念，實際是兜售周江勇的權力。一些企業也希望通過周健勇綁定周江勇，於是就採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周江勇則爲這些企業在獲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

“從我的這個案件來說，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這個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周江勇懺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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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

2020年3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佈，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書記張琦嚴重違反黨的多項紀律，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犯罪，予以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移送司法機關。2020年12月，法院判處張琦無期徒刑。經查，他利用職權爲他人在土地開發、項目承攬、工程推進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受賄達1.07億餘元。

張琦是1988年在“十萬人才下海南”的號召下，辭去安徽老家的工作來海南發展的，當年20多歲的他也曾滿懷激情，希望在這裏幹出一番事業。他從基層做起，幾十年裏一步步晉升，歷任儋州、三亞、海口多地市委書記，卻也在權力增長的過程中，漸漸丟失了當年闖海南的初心。

在權錢交易途徑上，張琦受賄的1億餘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萬元，其餘都是通過妻子兒子來收受的，而且拿“經營投資”當幌子。張琦的妻子錢玲早年就下海經商，黨的十八大之後，中央明令禁止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轄範圍內經商辦企業，張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關係，實際上藏身幕後控制。

他擔任三亞市委書記期間，啓動一條主幹道的景觀提升工程，這個標的額數億元的工程，中標企業董事長張海林正是和張琦有利益往來的關係戶。一方面，張琦讓妻子在“炒股”、“理財”等貌似合法經濟行爲包裝下，從張海林的企業收受上千萬元賄賂；另一方面，他則通過表面合規的招投標程序，來掩蓋收錢爲張海林批項目的實質。

除了妻子，張琦還將兒子張巖也拉進了權錢交易之中。張巖早年留學加拿大，2012年，張琦出國參加了兒子大學畢業典禮，並讓兒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闆送上的“生活費”。

張巖回國後提出想做生意，張琦就介紹各路老闆給他認識，並再次向老闆“借款”給兒子作爲本錢。海南建豐旅業開發公司實際控制人羅海強就“借”給了張巖3000萬元，作爲回報，張琦爲羅海強的企業在推進徵地拆遷上提供幫助，這些所謂的“借款”，自然都沒有還。張巖很快就習慣了倚仗父親不勞而獲，也開始主動向老闆索要。他往返於中國、加拿大之間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工作人員劉立鋒介紹，張琦的兒子在加拿大生活期間，跟老闆索要錢財，要幾十萬加幣購買豪車，沒幾天這個車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幾萬加幣修車。

張琦還讓海南恆瑞實業開發有限公司老闆陳學輝出資，在海口和深圳爲兒子購買了兩套房產，深圳的這套海景房購買價格就達到3500萬元。張琦則利用職權，幫陳學輝的公司在承攬項目、解決土地糾紛等方面提供幫助。爲了掩人耳目，房產一直放在陳學輝公司名下不辦理過戶，2019年，張琦感到組織在調查自己，又安排陳學輝多方進行掩蓋。

2019年9月，張琦被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由於他兒子涉案金額巨大，中國向全球發出了紅色通緝令，張琦這才深感後悔。

張巖至今揹負紅通在海外東躲西藏，在張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闆卻很快認清了形勢，紛紛主動回國配合調查。

“是我毀了這個家庭，本來是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美滿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現在支離破碎。作爲一個男人，要忠孝吧，我現在不僅不能爲國家盡忠，而且成了國家的罪人，盡孝也盡不了。”張琦懺悔道。

此外，在該專題片中，江西省原副省長李貽煌，貴州省委原常委、遵義市委原書記廖少華，天津市政協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長武長順等人也出鏡懺悔，片中還公佈了中央宣傳部原副部長魯煒等人的懺悔書。

來源 新京報政事兒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