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工作，關乎國家“戰略後院”！從中央到地方，都想了哪些好辦法？

“郡縣治，天下安；鄉村治，郡縣穩。”鄉村的穩定與善治，歷來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

“鄉村治理是最基層的社會治理，同時也是最綜合的社會治理，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這項工作抓好了可以凝心聚力，穩住農業農村這個‘戰略後院’；抓不好就可能導致人心離散，甚至激化矛盾引發社會不穩。”農業農村部總畜牧師、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表示，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鄉村治理將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打造良好基礎，通過調動各方面參與農村改革發展的積極性，共同推進鄉村振興，邁向共同富裕這個更高的目標。

近日，《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對張天佐進行了專訪，詳細探討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鄉村治理取得的成就，以及在鄉村振興大背景下，鄉村治理工作應如何開展等重要問題。

變“管理”爲“治理”，形成多元共治新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鄉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開啓了鄉村治理的新時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科學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變管理爲治理，其實質就是從單一的政府管理模式轉變爲多元共治的模式，除了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職能外，羣衆性自治組織、社會各類組織參與，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張天佐表示，從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體現了從政府單向管理向社會多元主體協商共治轉變；從以行政管理爲主向行政、法律、道德手段綜合運用轉變；體現了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的思想。反映了治理理念、主體、方式、範圍、重點等方面的發展和昇華。

張天佐表示，多元化治理不代表政府職能弱化，而是黨委政府、社會組織、農民羣衆等不同主體共同發揮作用。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必須始終堅持；政府要全面正確履職，該由政府管理的事務要管好、管到位；要鼓勵各類羣團組織、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鄉村治理，互相配合；充分調動農民羣衆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同時，與城市不同的是，我國的鄉村治理歷來注重利用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範，在具體事務中發揮德高望重的鄉賢、長老，以及村規民約、道德禮俗等的作用，往往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的江西省鷹潭市餘江區，1040個村民小組全部設立村民事務理事會，推舉在村中威信較高、爲人公平正直的村小組長、農村能人組成理事會，在村黨組織領導下，解決一些村中宅基地等歷史遺留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這個過程中，村民理事會利用熟民近民優勢，制定村規民約規範宅基地分配，治理‘一戶多宅’、亂搭亂建等難題；同時，基層政府通過建立權力清單機制、民主監督機制、激勵獎懲機制，監督約束村民理事會行爲。”將農民羣衆由被管理者變爲管理者，政府由管理者變爲監督者，體現了農民羣衆的主體地位，調動了農民羣衆的積極性，破解了“政府管不好、幹部管不了”的難題，改善了基層幹羣關係，推進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

“鄉村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發揮好各主體的作用，尋求最大公約數，統籌各方同向發力、共同推進。”張天佐表示，當前，城鄉利益格局深刻調整，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農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鄉村社會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各方面的利益訴求不同，要協調好不同主體的功能和作用，實現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和村民自治良性互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鄉村治理格局，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鄉村治理共同體。

“三治”結合，鄉村治理成效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按照中央要求，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等部門積極部署推動，各地圍繞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堅持把夯實基層基礎作爲固本之策，把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爲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農村民生、促進農村和諧穩定作爲根本目的，鄉村治理體系更加健全，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總體來看，最根本的是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明顯加強。

農村工作千頭萬緒，抓好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關鍵。十八大以來，各地堅持和加強黨對鄉村治理工作的領導，健全黨管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領導作用，爲鄉村治理體系建設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治保障，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全面加強，帶頭人隊伍得到明顯提升，黨員先鋒模範帶動作用進一步發揮。

在鄉村治理的自治、法治、德治方面，各地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結合實際創新實踐，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自治方面，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各地增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開展村民說事、民情懇談、百姓議事等各類協商活動，充分發揮了農民的主動性，激發了農民熱情，真正做到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法治方面，加快了涉農立法進程，規範了農村基層行政執法程序，開展了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健全了農村公共安全體系。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農村法治、普法宣傳中更加註重“以案釋法”，以最簡單直觀的方式，將案件的處理過程變成一場場生動的普法教育課。還有很多地方通過推行“一村一律師”“法官進村”“檢察官進村”等方式，推動普法宣傳，爲農民提供法律援助。

“各地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將矛盾和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力爭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張天佐認爲，近年來，鄉村法治建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推動了農村民主法治建設，維護了農村社會穩定。

德治方面，一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內化爲農民羣衆共同的情感價值觀；二是通過挖掘農村歷史，宣揚優秀農村傳統文化，滋養鄉村百姓；三是通過羣衆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社會正能量；四是在農村廣泛開展模範人物、優秀家庭等典型的選樹活動，在熟人社會里鼓勵先進，鞭策他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張天佐表示，自治、法治、德治着力點和作用不同，三者各有側重、互爲補充。既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也要探索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的治理載體，豐富“三治”結合的有效實現形式，構建三者相互支撐、融合互動的治理體系。

創新治理手段，真正解決鄉村治理“最後一公里”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調研發現，近幾年農業農村部在鄉村治理中推廣運用積分制、清單制等辦法，爲基層提供了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好經驗好做法，真正做到解決鄉村治理“最後一公里”的問題，提升了鄉村治理水平。

張天佐說，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實現鄉村善治，不僅需要系統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面對千家萬戶的老百姓開展治理，還需要務實管用的工作方法。“針對這種認識，我們圍繞着鄉村治理的難點和堵點問題，在鄉村治理中推廣運用積分制、清單制，總結移風易俗的典型經驗，取得了良好成效。”

“實踐出真知，農村改革中很多偉大的創造都是基層幹部、農民羣衆實踐探索出來的。”張天佐介紹，近年來，農業農村部會同相關部門開展了全國鄉村治理試點示範工作，選取了115個縣（市、區）圍繞鄉村治理的重點環節、關鍵領域創新實踐，爲全國鄉村治理探索新路子、創造新模式。

在試點示範過程中，農業農村部門總結基層鄉村治理經驗，提煉其內在規律，形成制度方法，總結成三張圖——“積分制”一張圖，“清單制”一張圖，農村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不良風氣整治一張圖，推廣成爲全國鄉村治理的具體措施。“通過這種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過程，將基層創造的經驗提升轉化，再在更大範圍內推廣運用，政策措施的針對性、適用性更強，更符合基層實際。”

例如，在鄉村治理中運用“清單制”一張圖中，列舉了推行小微權力清單制的三個關鍵環節。首先要依法明確清單，對村級權力事項依法進行系統梳理；其次是規範清單運行，建立每項清單的運行規則、流程圖；第三是強化監督，發揮上級黨委政府、村務監督委員會、農民羣衆等各方面的監督作用。在第三批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中，浙江寧海縣梳理小微權力清單36項，其中17項涉及小微權力，19項是爲農服務事項。“其實質上是實現了村級小微權力運行的規範化和標準化，把權力關進了制度的籠子裏，幹部照章履責，羣衆按圖辦事，讓村幹部管事由‘逾矩’變‘規矩’，農民羣衆辦事由‘煩心’變‘順心’。”

這三張圖作爲鄉村治理典型工作方式指南，將相對模糊籠統的鄉村治理概念和要求，轉化爲目標清晰明確、運行有章可循、監督評價科學合理的工作任務，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抓手。

“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的時候政策很好，卻難以落到實處，是因爲沒有找到好的方法和路徑。要想真正將政策落到實處，需要找到基層幹部、農民羣衆易懂會用的簡單辦法。”張天佐表示，未來農業農村部仍會堅持以問題爲導向，總結全國範圍內鄉村治理的好辦法，進一步深入研究，目的是通過不斷創新方法，真正解決鄉村治理面臨的一些重點難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