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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燁豪

來源:光子星球(ID:TMTweb)

2022年2月14日,攜程宣佈將在全公司推行混合辦公制度。

具體而言,攜程自3月1日起,每週三、週五,公司各事業部、職能部門可根據實際管理需求,實行或逐步推行1-2天的混合辦公。

近幾年,從“狼性文化”到“996福報”,互聯網行業大多不可避免地陷入內卷潮。重壓之下,越來越多的人吶喊着“逃離大廠”與“躺平”,但其中的大多數仍不由自主的深陷其中,勞累卻又不敢真正逃離。

因此,消息一出,天下打工人淚流滿面,紛紛對攜程投來羨慕的目光。但攜程此舉顯然不是爲了收割眼淚,作爲一個老牌巨頭,率先革新,背後或許有更深層次的考量。

扛起“反內卷”大旗?

自“內卷”一詞被寫入互聯網話語以來,圍繞其展開的討論便從未止息。

其實,內卷的形成,是互聯網行業紅利消退、瓶頸到來的必然。蹭着時代紅利的互聯網行業,曾不斷地吸引着各行各業高質量人才扎堆湧入。如今過度飽和的人才無法同趨緩的增長曲線相匹配,內部競爭自然也就愈發激烈。

直至近些年,“反內卷”漸成主流,越來越多的人不願繼續淪爲大廠螺絲釘。

輿論的淤積,外加監管合規層面的壓力,最終主導了打工人的命運。2021年年中,快手、字節相繼取消“大小周”;年末,騰訊阿里接連推出員工關懷計劃,“反內卷”似乎取代了“內卷”,成爲了2021年互聯網行業的趨勢所在。

然而,取消“大小周”意味着薪酬降低,而所謂的關懷計劃也往往針對特定人羣,看似是對員工的體察,實則仍透露着資本的暗面。相比之下,攜程所推行的混合辦公制無關薪酬分配,似乎更顯良心。

倘若是在朝陽之下展露出良心,那並不令人懷疑。

需指出當下互聯網行業整體陷入寒冬,攜程自身也難逃虧損的漩渦,如此關頭一反常態地高舉“反內卷”大旗,梁建章葫蘆裏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對此,梁建章化身學者,細數了混合辦公模式對減少交通堵塞、保護環境、促進生育、緩解高房價和地區間差異等問題產生的貢獻。公司層面,他則稱該制度可降低員工流失率,提高員工滿意度與忠誠度,並減少用工成本。

梁建章的理論支撐,或許來源於攜程從2021年8月開始實施的混合辦公實驗,而在此之前,攜程曾對其上海話務中心做過一次大規模社會實驗,結果表明在家工作確實能提高工作效率與幸福感,只不過另一個代價是以績效爲評價指標的升職率降低了50%。

因此,梁建章主要提到了混合辦公模式積極的一面,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惰性乃人性的弱點,脫離公司物理限制的遠程辦公,將極大考驗員工自制力與公司治理能力。

此外,遠程辦公所帶來的溝通同樣是該模式的桎梏之一。在攜程早年的實驗裏,近半在家辦公的員工最終決定回到公司,其主要理由除開績效不佳外,第二個顯著問題便是職場溝通障礙。

而縱使當下在線辦公軟件已愈發完善,但遠程溝通效果仍不如面對面溝通。除非攜程簽約了深信服,不然脫離監督與弱化溝通的環境,無疑是對企業管理能力的極大挑戰。

於內於外間,攜程似乎不再是帶着僞善面具的資本家,成爲了打工人親切的夥伴。可事實真就如此嗎?衆所周知,企業的最根本動機是逐利,即使是在“反內卷”大潮下,攜程似乎也並沒有如此大刀闊斧改革的理由。

因此,推動決策層坦然放手的背後,或許還隱藏着更深的原因。

梁建章的野心

其實,新冠病毒全球大背景下,遠程辦公制度已然成爲了國外部分企業的新型辦公模式。

2020年10月,微軟內部發布“靈活工作場所”指南,允許員工每週有不超過一半的工作時間遠程辦公,員工甚至能在批准後選擇永久性遠程辦公。無獨有偶,2021年5月,谷歌也宣佈了涉及公司20%員工的永久遠程辦公計劃。

此前受疫情影響,國內企業也曾短暫試水過遠程辦公,但最終卻未能跟隨微軟、谷歌的步調,將其推至常態。

因此,國外企業的行徑並不能成爲攜程採納混合辦公模式的底層支撐,畢竟國內土壤未曾孕育出先例,攜程或許是想成爲國內第一個喫螃蟹的互聯網大廠。

我們認爲,攜程敢於背離大潮,咬下第一口螃蟹,一是順其自然,二是尋求增長空間。此外,或許還有獲取正面輿論,提升大衆好感度的考量。

首先,攜程並不屬於“狼性文化”企業。一位曾在攜程業務部前員工表示:“攜程內部職場老手雲集,社會氛圍很濃,很多想法都沒法推,反倒還會被抱怨太拼......"

其次,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也對攜程賴以生存的OTA業務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據攜程財報顯示,2020年四個季度,其GMV相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了51%、72%、51%、45%。2021年,攜程一度扭虧爲盈,但因中國局部地區疫情反覆,攜程2021年第三季度再度陷入困局。

財報顯示,攜程2021年前三季度的總營收僅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56%,儘管從客觀上說這同其出境遊業務尚未恢復有關,但在市場萎靡之際,攜程業務部門工作量顯然不能同日而語。

辦公氛圍較爲寬鬆,業務萎縮導致工作量降低,攜程顯然更具混合辦公的理由。

另一方面,攜程推行混合辦公,或許還同其渴望業務增長有關。

翻看攜程所發佈的公告,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點便是所謂的混合辦公並非居家辦公,而是可由員工自行選擇辦公地點。甚至,攜程刻意在該描述後強調說明:“可以是咖啡廳或者度假酒店等。”

“咖啡廳”作爲日常辦公場景尚能理解,但“度假酒店”作爲寫入公告的話語,還是不禁讓人浮想聯翩。合理猜想,攜程此舉或許是在對外強加“工作日與假期並沒有明確邊界”的心理暗示。

一位攜程內部人士曾表示:“遠程辦公和混合辦公有利於中國國內恢復休閒旅遊。”而這或許正映射出梁建章的司馬昭之心。

梁建章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希望混合辦公成爲標配,不光是攜程一家公司實施。”基於此,攜程似乎想成爲混合辦公模式的“領路人”,帶起一股混合辦公的風潮。

而混合辦公,對攜程意味着什麼?從其公告中,我們或許能看出些許端倪。

從描述來看,攜程混合辦公時間點定在每週三、週五,週五則能連同週末組成3天“假期”,而這樣的工作週一年有50個左右。這也就意味着混合辦公若成趨勢,那一衆企業員工都將獲得50個“小長假”。

基數龐大的“小長假”,具備着短平快的特點,這也恰好吻合攜程招股書中明確提到的發力重點——“高頻次的短途周邊遊”。

攜程《2021用戶旅行新趨勢洞察》顯示,2021年在攜程購買2小時以內高鐵火車票的遊客人次同比增長近三成,尤其在小長假,短途高鐵遊深受出遊人羣的追捧。

而2021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攜程省內酒店預訂量相比於疫情前的2019年增長了約35%,其中本地酒店預訂量增長60%以上。

由此可見,小長假所帶來的短途遊,已然成爲了攜程增長的新動能。而攜程住宿預訂與交通票務兩大營收渠道,亦同高頻的短途遊結合密切。

因此,攜程推行混合辦公,明線是提高公司福利與解決社會問題,暗線是寄希望於帶起混合辦公趨勢,撬動旅遊市場,而其作爲OTA龍頭坐享這塊巨大的蛋糕。

攜程作爲老牌巨頭,近些年無疑在新勢力的衝擊下陷入增長困局。而疫情攪動,亦爲其前路增添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在此背景下,寄希望於混合辦公帶動短途遊,儼然成爲了攜程尋求增量的破局出口,畢竟短途遊受疫情影響較小,且頻次夠高。

然而,以上分析均出於樂觀視角。畢竟如果將遠程辦公設想爲假期,那在工作量一致的前提下強行推行混合辦公,反而會導致在崗辦公期間的任務陡增,加速內卷。

另一方面,即使混合辦公模式鋪開,其他企業或許不會同攜程一樣不動薪酬底盤,而一旦遠程辦公導致收入降低,大廠內卷人們必然不會接受。此前字節跳動取消大小周後,就有員工因薪酬下降而憤慨萬千。

因此,攜程此舉更多透着一股理想主義。僅憑其一己之力,或許很難帶動起整個互聯網行業大環境的變革。甚至攜程自己反倒會因第一個喫螃蟹而徒增陡壁。

但即便如此,攜程已然將混合辦公貫徹始終,這既像是無可奈何,亦像是破釜沉舟。這位略顯陳舊的巨人,似乎正在上演一出別樣的求生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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