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範凌志  王雯雯  夏溫新  劉 欣】編者的話:被強行抹去記憶從而導致性情大變,生活支離破碎,一輩子掙扎在難以名狀的痛苦之中……對一些人來說,這不是科幻片橋段,而是赤裸裸的現實。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爲《尋找自我》的紀錄片在丹麥播出,系統地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上世紀在311名丹麥兒童身上進行精神控制實驗的醜聞。該實驗的代號爲MK-ULTRA。

《環球時報》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尋找自我》中所展現的內容僅僅是中情局進行非法人體實驗的冰山一角。2010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以及國務卿希拉里向危地馬拉總統道歉,原因是媒體爆出60多年前,美國曾對大約700名危地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進行實驗。諷刺的是,如果媒體不爆料,美國政要就不會道歉,而危總統將繼續對此毫不知情。俄羅斯作家、情報機構史專家亞歷山大·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西方“民主”的標誌性風格——侵犯人權、爲所欲爲地進行非法行動,幾十年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道歉。

平民、囚犯都成中情局實驗對象

美國中情局1953年設立MK-ULTRA計劃。科爾帕基迪表示,最初,這個項目與冷戰有關,主要目標是操縱人的意識,從而在審訊中獲得口供。之後,中情局對能否通過實驗給人洗腦特別感興趣,想看看是否能向實驗對象強行灌輸信息,要他們去執行特殊命令。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MK-ULTRA計劃持續了20多年。該計劃的負責人、中情局化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認爲“洗腦”應當分兩步走:首先,必須毀掉實驗對象已有的思想意識;其次,必須找到一種方法將新思想灌輸到實驗對象大腦裏形成的空白中。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這個項目中,中情局給實驗對象下藥、電擊他們,以此對他們進行洗腦。實驗的兩個主要方向包括有效地使用藥物進行審訊,以及在藥物的幫助下對實驗對象進行精神控制。

“他們粗暴地把電線接在我們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後給我們戴上耳機,我的耳朵被某種尖銳而嘈雜的噪音充斥着,難受極了。”《尋找自我》紀錄片導演、MK-ULTRA計劃親歷者之一佩爾·溫尼克向外界講述了1960年自己的遭遇。當時溫尼克11歲,他和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兒院的幾名小夥伴,被每人16丹麥克朗(現在約合122元人民幣)的報酬騙去“做點好玩的事”。溫尼克表示,在他們遭受痛苦的時候,旁邊的研究者對他們的遭遇熟視無睹,只管記錄實驗對象的反應。

溫尼克在丹麥國家檔案館找到的資料顯示,MK-ULTRA計劃在哥本哈根市立醫院進行。在實驗的第一年,美國機構就給了相當於現在460萬丹麥克朗的支持。這些機構就包括美國中情局在幕後運作的人類生態基金會。

MK-ULTRA計劃所涉及的機構多達幾十家。科爾帕基迪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參與該計劃的包括44家教育機構、15家藥理和化學研究公司、12家醫院和診所,以及3所監獄。在某一時期,中情局將該機構6%的預算分配給這個項目。

更令人髮指的是,MK-ULTRA計劃還將魔爪伸向更多地方,實驗對象包括囚犯、甚至平民,而他們有的被折磨至死。據《華盛頓郵報》此前報道,1954年,美國中情局向海外派遣了一支小分隊,對某些能夠“代表共產主義國家”的個體進行實驗。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蒂芬·金澤則在自己的《首席毒師》一書披露,美國政府授予戈特利布特殊權力,使其能在國外尋找實驗對象,並掌握這些“實驗品”的生殺大權。戈特利布甚至聘請了曾領導侵華日軍731部隊的戰犯石井四郎參與實驗。金澤稱,在二戰結束後,因爲美國的阻撓,石井並未接受審判。

美國人可能也沒有逃過被實驗的噩運。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亨利·莫里的人格特徵理論曾被美軍用於挑選執行特殊任務的特工,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代表CIA的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進行的。二戰後,莫里回到哈佛大學,並擔任中情局顧問。在《違童之願: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祕史》一書中,艾倫·M·霍恩布魯姆等作者提到,莫里1958年在哈佛大學進行心理應激研究,專門收集人在壓力下的反應數據。25名哈佛大學學生成爲莫里的實驗對象,被無端施以人格羞辱。在承受巨大精神壓力後,16歲原本前途無量的數學天才西奧多·約翰·卡辛斯基崩潰了。該書多位作者相信,莫里的這一研究項目與MK-ULTRA計劃脫不了干係。

“1973年之後的事,都歸於機密”

美國政府1973年正式停止實施MK-ULTRA計劃。公開信息顯示,同樣在這一年,美國中情局下令銷燬有關這一計劃的官方文件。1975年,美國國會丘奇委員會揭露了MK-ULTRA計劃。兩年後,根據美國《信息自由法》,與該計劃有關的其他兩萬份文件被解密。

《CIA的醫生們:美國精神病學家侵犯人權的行爲》一書作者、加拿大精神病學醫生科林·羅斯日前在接受採訪時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1991年,他獲得進入美國中情局閱覽室的機會,認真閱讀了與MK-ULTRA計劃相關的所有文件,但是要想複製這些文件則有點貴,“你也可以以10美分一頁的價格買下它們,一共有大約1.5萬頁,而我對受害者講述的經歷更感興趣”。

在科爾帕基迪看來,由於美國政府的阻撓,想要獲取完整的檔案是不太可能的,“美國人權活動家曾多次試圖獲得有關這一計劃的完整信息,但每次獲得的都只是部分信息”。

“問題在於,1973年之後的事,都歸於機密。”羅斯說。科爾帕基迪也持相同看法。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外界無法知道MK-ULTRA計劃持續了多長時間,因爲美國人非常善於隱藏信息,而奧巴馬2010年向危地馬拉總統道歉一事就是鐵證。此外,在MK-ULTRA計劃進行過程中,美國中情局特工弗蘭克·奧爾森被發現死於一家酒店窗外。他被認爲是自己從窗戶跳下自殺的,但奧爾森的兒子堅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父親可能是被殺死後扔出窗戶的。“也許中情局這樣做是爲了掩蓋其行動,因爲奧爾森想揭露MK-ULTRA計劃。” 科爾帕基迪說。

MK-ULTRA計劃只是美國在全球進行違法人體實驗的縮影。羅斯強調,在上世紀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美國一流大學中存在大量系統性違反醫學倫理的行爲,“我認爲在 20 世紀後期,很多這種實驗都被轉移到了私營部門”。

“粗略翻看一下當年的心理學期刊就會發現,在已經不堪重負的兒童身上繼續施加重壓的項目簡直不計其數。”《違童之願: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祕史》寫道。該書以1969年的一項研究爲例稱,當時研究者們決定對一名一直需要服用鎮靜劑的8歲智障男孩、一名被限制行動的8歲智障女孩,以及一名11歲智障男孩使用不同程度的厭惡療法,來矯正他們的“自我毀滅和精神病行爲”,“由於藥物、電休克療法以及其他治療方案都未能成功,醫生們決定嘗試疼痛衝擊法,即用一根30釐米長的刺棒對兒童的腿部進行1400伏特的電流衝擊……近似於牙醫在牙齒上鑽洞”。

《違童之願:冷戰時期美國的兒童醫學實驗祕史》還披露了美國進行的諸多恐怖實驗,包括在一家名爲弗納德德的兒童收容所進行的輻射實驗。從1940年開始,研究者在這所收容所孩子的牛奶裏投放放射性同位素,而該實驗計劃持續了20多年。在其他項目中,美國研究者還將孩子當成介於猩猩和人類之間的某種實驗對象,對他們進行電擊療法、額葉切除術等試探性治療實驗。有時候,孩子竟然被當作猩猩的替代品。

專家:美國未來可能向全人類“道歉”

美國中情局實施的MK-ULTRA計劃並不成功,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失敗。那些實驗對象有的失憶,有的成了植物人。羅斯認爲,儘管可能無法阻止中央情報局實施類似計劃,但應該制定類似於《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國際協議,並建立國際機制來對該協議的履行進行監督,“但這只是理論上的,我認爲在現實中這不太可能”。他表示,美國的人均囚犯數量比其他國家都多,在美國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中,仍可能進行精神控制實驗,“有記錄表明,在加州瓦卡維爾的一所監獄中,有針對囚犯的精神控制實驗,美國中情局文件中對此有記錄”。

“現在雖然我們不知道美國是否還在進行類似於MK-ULTRA的實驗,但我們知道美國有祕密監獄,而那裏的囚犯在遭受折磨。我認爲,再過10到20年,美國總統可能會爲現在發生的事情‘道歉’。”科爾帕基迪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值得注意的是,《首席毒師》一書披露,MK-ULTRA計劃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進行的祕密項目之一。科爾帕基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在俄羅斯,很多專家都在討論新冠病毒起源於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可能性,“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這種猜想,但我認爲,大家要看一看哪個國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實驗室,且做的實驗比其他國家都多。如果多年後美國人再次‘道歉’,我不會對此感到驚訝。只是如果以前他們是向數百名或者更多受害者道歉,那麼未來,他們將不得不向整個人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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