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給城市無障礙“挑刺”的人

這期間，徐燕春一天最遠能跑40公里。她坐着一輛運動輪椅，車頭掛着電池，手把控制速度。有一次，她從北三環出發，繞到北五環的林萃橋，又跑到北六環的天通苑北。她走過二十幾個地鐵站，每個站點的出口都需要考察。

徐燕春在酒店指導無障礙設施改造。受訪者供圖

文丨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實習生丨雷欣謠

3月14日，冬殘奧會閉幕後，徐燕春看到媒體報道國際殘奧委會主席帕森斯充分肯定北辰洲際酒店的無障礙設施，還專門贈送了兩支冬殘奧會火炬。她心裏湧起一股暖流，這家酒店的無障礙設施改造是她全程參與的。

作爲“挑刺”的人，徐燕春坐着輪椅穿梭在冬殘奧會相關場館、酒店和街巷間，已經三年。

二十幾年前，她因脊髓損傷成爲輪椅一族。2019年，三年無障礙環境建設專項行動在北京啓動，徐燕春受殘聯委託開始上街摸排數據。2020年，她被北京奧組委選中，與其他九人組成冬奧會無障礙監督員隊伍，指導場館的無障礙改造。十人之中有八人需要坐輪椅出行，還有一人是視障，一人是聽障，每個人的受傷史超過十年。跨越命運的溝壑後，他們開始爲衆人修路。

徐燕春說，無障礙事業對她意義重大，“正是因爲城市的無障礙改造，我才得以順利出行。而我自己也參與到這項工作之中了，助人又助己，它讓我證明了自身的存在價值。”

坐着輪椅一天跑40公里

根據《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無障礙指南》，以鳥巢、冰立方爲代表的奧運場館需要進行深度無障礙改造。與2008年相比，坡道、衛生間、電梯等多項細節需要重新打磨。場館之外，多家奧運簽約酒店要改造幾十間無障礙房間。而在城市街頭，北京市的朝陽、東城、西城、海淀和延慶，五個區的街巷、醫院、地鐵站和文旅設施點，都需要掃除出行障礙。

監督員徐燕春和杜鵬說，他們輪椅一族是最累的，“不是簡單的累了，而是超負荷運轉。”過去三年，他們白天分頭摸排，晚上開例會，寒暑無休。針對摸排結果，他們要給出施工方案，出報告書。排查、記錄、設計、溝通……這樣的流程重複過上千次。杜鵬估算，他爲此交過上千份報告。

3月8日，徐燕春（圖右）和杜鵬（圖左）在奧林匹克公園巡查。新京報實習生 雷欣謠 攝

這期間，徐燕春一天最遠能跑40公里。她坐着一輛運動輪椅，車頭掛着電池，手把控制速度。有一次，她從北三環出發，繞到北五環的林萃橋，又跑到北六環的天通苑北。她走過二十幾個地鐵站，每個站點的出口都需要考察。

徐燕春今年48歲，梳着一頭幹練的短髮，剛剛染了褐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十歲。1998年，她因病導致脊髓損傷，開始坐輪椅出行。怕尋找無障礙衛生間耽誤時間，她極少喝水。

考察的第一個重點是大大小小的坡道。有些建築裏的坡道年頭久遠，在修建初期，設計者沒有無障礙方面的考量，留下直上直下的陡坡。根據國內最新標準，在出入口，輪椅坡道的通行淨寬度不應小於1.2米。爲了安全起見，縱向坡度（垂直高度與水平長度的比例）不應大於1：12。爲了喫透這些術語，徐燕春和同事從2018年開始參加無障礙研修營和系列論壇，花了一年時間積累專業知識。

2020年，與冬奧組委簽約的數家酒店進入改造階段。這些酒店現有的房間並不完全適用無障礙標準，急需反饋和指導。合作最密切的北辰洲際酒店位於北四環外，整改了一年多，徐燕春和杜鵬到現場去了將近20次。爲了方便溝通，現場的施工師傅還加了徐燕春和杜鵬的微信，對方一有問題，就拍視頻過來，或者一個電話撥過來。

根據標準，無障礙衛生間裏應設坐便器，兩側應設安全抓杆，輪椅接近坐便器一側應設水平抓杆，另一側應當安裝L形抓杆。L形抓杆的垂直部分要放在坐便器前端。

在驗收安裝成果的時候，徐燕春和杜鵬時常發現，L形抓杆被裝反了，垂直的部分總是被放在坐便器後端。這樣一來，當坐便器的使用者想要藉助抓杆的力量站起來時，常常找不着發力點。有些扶手在安裝完畢後還會鬆動搖晃。徐燕春叮囑現場的施工人員一定要親自坐到扶手上，用身體的重量往下壓，看看扶手是否晃動。如果在未來的使用過程中，螺絲掉了，則很可能導致殘障朋友的二次受傷。

此外，對於無障礙衛生間來說，距離和高度也十分重要。洗手池前端距離地面的高度不應大於800毫米、鏡子的高度距離洗手池檯面不應小於100毫米、取紙器應設在坐便器的側前方，高度爲500-600毫米……徐燕春和杜鵬各自有一套紙質的無障礙指南，對於如何修建一間無障礙衛生間，上面規定得詳細，需要他們親自開着輪椅去體驗每一個使用環節。 

杜鵬回憶，最忙碌的時候，他和同事需要在兩天內體驗完40家酒店的無障礙改造成果。他們慢慢地搖着輪椅，把關每一處改造的點位，有任何不適的感受，都需要告知設計方，並撰寫文字報告，爲酒店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據。

爲盲人過馬路安裝過街音響

今年41歲的監督員王家驥是一位視障患者。去年，王家驥建議相關部門在北京的一些十字路口安裝了過街音響。此前，他在北京的十字路口分辨不出紅綠燈的指向。爲了方便盲人過馬路，一些紅綠燈已經安裝了語音提示，紅燈爲快速急促的“嘟”聲，綠燈節奏放緩，但盲人依然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王家驥有微弱的光感，只能靠辨認人影和聽聲音，跟着人流過馬路。

王家驥說，他和紅綠燈生產商溝通後，安裝在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多了項功能：東西向的指示燈，在音色上模擬敲擊金屬的聲音，發出“噹噹噹”的提示；南北向的指示燈，則模擬敲擊木頭的“梆梆”的響聲，兩者截然不同。

王家驥的另一項工作是向北京公交系統提供建議，在軟件上增加語音報站功能。這源於作爲盲人常年趕公交車的體驗。在公交車站，有時人聲嘈雜，公交車到站的聲音總被淹沒；有時，公交車只是默默地到站，不進行語音報站。在家附近等公交時，他看不清車頭的數字，就順着人羣，追趕着上車。但也有好多次，他坐錯了車次或坐反了方向。

在他的建議下，公交系統在移動客戶端上添加了語音播報功能，在實時公交頁面，會出現自動的語音播報，提示相關線路還有幾站。

作爲聽障者，監督員李超和王家驥的需求剛好相反。王家驥需要聽覺提示，李超需要視覺引導。李超今年41歲，2003年從北京工業大學計算系畢業後考入了北京市殘疾人聯合會工作。或許是多年和健全人一起上學的經歷，讓他更深刻地體驗到聽障者的獨特困境。他形容，自己總像和別人隔着一堵玻璃牆，錯失了很多信息。因此，他喜歡強調“信息無障礙”這一概念，希望能通過科技手段讓聽障者“聽見”更多。在制定《北京市無障礙環境建設標準化圖示圖集》過程中，他建議將信息無障礙設備、手語翻譯服務和即時字幕等一併納入規範。在奧運場館的體驗過程中，李超和其他聽障者藉助手機APP將志願者的話實時轉寫成了文字，快速地獲取了對方的含義。

李超還注意到，聾人朋友只能打手語。一些時下流行的手語歌表演中，複雜的語法規則會被忽略。李超建議，在手語的使用上多尊重聾人的習慣，不把手語簡化成手勢。

王家驥家中常用的智能音箱。受訪者供圖

學習溝通先從商場購物開始

成爲監督員之前，杜鵬和徐燕春都曾在家中待業數年。

2002年，22歲的杜鵬在脊髓瘤手術後無法直立行走，坐上了輪椅。從那以後，家住三樓的杜鵬開始把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來。杜鵬的母親每天中午趕回家給他做飯，晚上照顧他起居，維繫着生活的運轉。

到坐輪椅的第六年，杜鵬的好友送給他兩張2008年殘奧會的看臺票，一張是游泳，一張是輪椅籃球。杜鵬記得，那年夏天，兩個朋友抬着他的輪椅到一樓，開車送他到首都體育館。他搖着輪椅進入無障礙看臺，那裏不再設座位，空間寬敞。場上，輪椅籃球隊員們以輪椅爲馬，激情地“奔跑”，不比健全人遜色。比賽氛圍感染了杜鵬，他不禁和朋友們一起在看臺上給中國隊加油，大聲地呼喊。

從那以後，杜鵬開始努力打開自己的視野，在輪椅圈結識傷友。2014年，他跟着三位同坐輪椅的朋友去中國臺灣學習，回京後，開設了針對傷友的“生活重建班”。

徐燕春是第三期“生活重建班”的學員。當時，她已經在一輛家用護理輪椅上坐了八年，一年裏只在看病的時候出幾次門。她說，自己家住二樓，但輪椅重量不小，家人也不懂相關的抬放技巧，下樓就是給別人添麻煩。在“生活重建班”裏，她發現，跟自己情況相似的傷友佔大多數。一方面，他們從不出門，擔心給別人添麻煩；另一方面，他們在生活細節上極度依賴家人，從輪椅轉移到牀上或者馬桶上，或者最基本的穿衣穿鞋，都需要家人幫忙。

爲此，杜鵬爲傷友們設計的第一課就是生活技能。他認爲，傷友們都不缺乏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只是在坐上輪椅之後，他們陷入了惶然無措。一般來講，生活技能的分享只需要兩週，只要傷友積極地學習，一切其實不難。

真正的挑戰是走出家門，適應社會。數年的自我隔絕，讓傷友們壓抑了與陌生人溝通的慾望，變成社交恐懼症患者。於是，在傷友們掌握生活技能之後，杜鵬給所有人佈置了一項任務，去商場購物，每位傷友必須購得指定商品。爲了激勵傷友開口跟陌生人打交道，杜鵬特意指定對方購買貨架頂層的商品。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課後分享環節，一位中年大叔告訴大家，自己藉着這個機會給媳婦買了一件衣服。這是他在受傷多年後第一次逛商場，也是第一次爲家人做點什麼。大叔心情激動，他感受到自己的蛻變。

在課程進行的第二週，徐燕春做出了一個更加大膽的決定：自己乘坐地鐵回家。此前，她出門都需要母親接送。徐燕春在第一次上課的路上，就看到幾位傷友都在輪椅前端裝了一個電動車頭，把速度調到彼此相似，結伴而行。到了地鐵入口，幾個人直直地開了進去。

她覺得心癢癢。熟悉路線以後，她在出門前告訴母親，今天下課後，不要來接她。那天下午，課程結束後，杜鵬和幾個傷友走在徐燕春的前面，緩慢地駕駛運動輪椅。徐燕春伸手拉住一個人輪椅後方的扶手，讓對方帶動自己的護理輪椅前進。

她記得，自己在腦海中把乘坐地鐵的步驟和路線重複了多次，相信不會有意外發生。在地鐵站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徐燕春和傷友們坐上了老式的升降臺，逐次降到地面。當時，地鐵五號線的車廂高度比站臺地面高出一截，徐燕春請工作人員給自己擺了一道金屬渡板。出站時，另一位工作人員站在車廂門口，幫她擺好了另一道渡板。

順着坡道走出地鐵口時，徐燕春看見母親站在這裏等候。見她安然無恙，甚至有些得意，母親從此對她放了心，再也沒有主動提出送她出行。

無障礙監督員在冰立方驗收改造成果。受訪者供圖

家門口的理髮館也修了輪椅坡道

到今年，王家驥已經到北京打拼了20年。2002年，北京的路況算不上覆雜，找不到路的時候，他問周圍的人怎麼走，有時對方指給他說：“那邊”。他問在哪邊，對方不耐煩地說，就是那邊！

他個性靦腆，憋在嗓子眼裏一句話，想說我視力不好，沒說出來。漸漸地，他開始恐懼向陌生人開口求助，有了語音導航後更不願意麻煩別人。加上這幾年科技的發展，他喜歡點外賣、網上購物、鼓搗智能音箱，宅在家中的時間也越來越多了。對他來說，生活愈發安全便利，但也不夠豐富。

但隨着他自己做無障礙監督方面的工作，他感覺自己和外界的聯繫變得緊密。

有了“無障礙”的理念做支撐，他也更敢於表達自己的需求。殘聯鼓勵大家對於阻礙自己需求的現象隨手拍，他拍過幾次小區門口的快遞。搬到這裏之後，“像是他們商量好了一樣，把所有快遞都擺在外面，有的擺在盲道上，取的時候自己去找”。這把王家驥難倒了。他沒有當面跟小區裏的保安抱怨過，但過了將近一個月，他回家的時候沒有再見到小區門口擺攤。

除了理念的普及，杜鵬也在自己家附近見到了環境的改善。2018年，杜鵬結婚，在朝陽區東壩附近購入一套經濟適用房。他和妻子找了幾家婚紗攝影店，都因爲對方的影棚在地下一樓、又缺乏相應的無障礙設施而取消了訂單。最後，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場裏找到一家小型婚紗攝影店。由於店面所在的商場剛開張四年，建築裏的無障礙設施做得上心，他和妻子進場拍照，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障礙。

杜鵬參與改造的社區坡道。受訪者供圖

開始做監督員，爲冬奧會工作之後，杜鵬發現自己家小區裏的理髮館也變了。此前，他喜歡在晚上下班後到店裏剪頭髮，圖個節省時間。理髮店的老闆跟杜鵬熟絡起來，每次一見杜鵬開着運動輪椅到門口，就叫上幾個員工一起把杜鵬連人帶車搬到屋裏。隨着無障礙專項行動的開展，去年，杜鵬發現理髮店門口也修了輪椅坡道，他可以一路開進店裏。

這座城市在一點一點改變着。據北京日報報道，2019年以來，北京累計整治整改點位33.6萬個，精心打造100個無障礙精品示範街區、100個“一刻鐘無障礙便民服務圈”，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區、冬奧會冬殘奧會賽事和服務保障相關區域基本實現無障礙化。地鐵1、2號線等老線車站更新59部爬樓車和142部輪椅升降平臺；1.2萬餘輛公交車配備無障礙導板等設施，更多殘疾人、老年人可以獨立出行。市、區、街鄉三級政務大廳，二、三級醫院，一、二類公共廁所全面實現無障礙化……

而隨着國務院出臺《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人們逐漸關注到“信息無障礙”。李超和同事們見證了這一改造思路上的拓寬。

如今，在市政大廳裏可以見到手語翻譯機，銀行也開設了遠程在線手語翻譯平臺，去醫院也有手語導醫引導看病。

李超加入了一支聾人棒球隊。對他來說，這項運動新鮮感強，很熱血，給了他最獨特的無障礙體驗。他和健全人組成的棒球愛好者隊伍一起打過比賽，“三個壘包前都站着裁判，不用說話，打手勢就行。隊員也向我們擺動作，做口型”，整場比賽，聾人隊員和健全人隊員轉換攻防，在安靜中專注地發力，一決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