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能源革命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次油價飆升可能加劇全球通脹水平，甚至不利於世界經濟增長。

2022年3月以來，布倫特原油價格持續快速上漲。3月6日，美國國務卿表示，美國正在與其歐洲盟友討論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3月7日，布倫特原油價格飆升至每桶接近140美元。近幾天，雖然油價有所回落，但截至3月17日，收盤價超過102美元。

俄烏衝突是此次油價飆升的重要驅動因素。在世界範圍內，俄羅斯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國。從數據上看，俄羅斯石油儲量全球佔比約爲6.2%，產量全球佔比約爲12.1%，出口量全球佔比約爲11.4%。俄烏衝突將使能源供給缺口擴大。一方面，來自多國的制裁影響國際原油供應，推高國際油價。3月8日，白宮正式宣佈禁止從俄羅斯進口能源，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禁止美國從俄羅斯進口能源”行政令；英國則表示，將在今年年底前逐步停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另一方面，多個國際石油巨頭宣佈撤出俄羅斯，影響俄羅斯原油開採與供應，進而推高油價：英荷殼牌石油公司停止購買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並關閉其在俄羅斯的加油站、航空燃料和其他業務；英國石油公司（BP）宣佈退出在俄羅斯石油公司約20%的股權；挪威國家石油公司表示將退出在俄合資公司。

油價飆升如何加劇通脹

在新冠疫情、能源革命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次油價飆升可能加劇全球通脹水平，甚至不利於世界經濟增長。從歷史上看，全球大宗商品危機往往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比如上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曾造成西方經濟物價飆升、通貨膨脹，甚至引發一定程度的經濟衰退。2022年3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曾表示：“正在進行的衝突和相關制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嚴重影響。”

那麼，油價飆升如何傳導，進而加劇通脹水平呢？

從CPI與PPI來看，一方面，原油價格提升會影響CPI漲幅，影響路徑大致是通過提升汽油、柴油等價格，進而影響CPI居住項中的水電燃料子項與CPI交通通信項中的交通工具燃料子項，使工業消費品價格上漲，提升通脹水平；另一方面，原油價格提升也會影響PPI漲幅，影響路徑大致與石化產業鏈相關，包括石油天然氣開採、石油煤炭加工、化學原料製品等，進一步中下游產業的出廠價格也會受到影響。

再進一步，世界經濟增長也可能面臨嚴峻挑戰。從歷史上看，以美國爲例，上世紀70年代，歐佩克對美國實行了石油禁運引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而後來的伊朗政局劇變以及“兩伊戰爭”爆發，引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兩次危機的高油價迅速通過上游傳導到下游，均造成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從數據來看，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實際GDP均有較大程度下跌。1974年美國實際GDP年增速爲-0.54%，1975年實際GDP年增速爲-0.21%，1980年實際GDP年增速爲-0.26%，1982年實際GDP年增速爲-1.8%。而近五十年，美國的實際GDP增速只有約5次爲負，其中兩次即由上述的兩次石油危機引起。

從機制來看，油價上漲如何阻礙經濟增長呢？可能的機制包括：從供給端看，能源是生產所需的重要原料與燃料，當能源供應減少、價格飆升、同時缺乏完全替代品時，產出水平可能會大幅減少，從而影響總供給水平；從需求端看，當人們在油價上花費更多時，用於其他（如消費、投資等）的收入就會更少，從而影響總需求水平。從宏觀政策來看，當油價上漲加劇通脹水平時，各國央行可能會選擇收緊貨幣政策，例如美聯儲在上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與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後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多次加息等，這不利於激發市場活力、刺激經濟增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油價飆升與經濟增長間的負向關係並不一定是鐵律。可能的原因在於：首先，隨着全球產業結構的轉變，油價在經濟增長週期中的作用可能有所減弱。根據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發佈的報告，在1973年，近一桶石油能夠生產價值1000美元的GDP（經過價格調整），到2019年，僅需0.43桶石油即可生產價值1000美元的GDP。同時，在世界範圍內，石油使用效率也在不斷提升。其次，各國政府應對油價波動的對策也在適時改變。以美國爲例，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美國政府控制國內汽油價格，但造成汽油供應短缺，經濟更加混亂；而1981年以來，美國政府放棄了對價格的控制，但最終實現了市場自行的平穩調整。另外一個例子是在2010~2011年間，全球經濟正從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復甦時，國際油價也曾一度飆升，但最終並未引發大規模經濟衰退。對於美國來說，原因可能在於，不同於上世紀70年代時爲防止“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而進行的多次加息，美聯儲在應對2011年油價上漲時，選擇把利率繼續維持在低點，最終油價在上漲到頂點後即下降，並未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波動。

重視俄烏衝突的潛在負面影響

然而，在世界範圍內，我們還是應當重視此次由俄烏衝突可能引發的對經濟造成的潛在負面影響，並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那麼，爲削弱此次危機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世界各國應當如何應對呢？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由於能源價格上漲等供給衝擊對於通脹水平可能僅有短期影響，因此發達國家央行可以運用拇指法則，忽略這些短期波動，不用作出過多行動。相關的反例包括：在2008年和2011年，歐洲央行（ECB）由於供給衝擊而加息，但最終加劇了經濟危機的後果。同時，分析認爲，各國目前應當重點關注國內物價壓力、核心通脹指標（排除大宗商品帶來衝擊的部分）、工資增長水平，並使用政策工具適度調節。各國央行可能還需要擴大資金開支，穩定全球金融體系，幫助部分國家走出能源危機的陰影。

但是，想要從根本上解決此次危機，需要解開俄烏衝突背後的癥結，化解俄烏雙方的安全憂慮，從而全方位緩和世界經濟壓力。從歷史上看，從根本上減輕第一次與第二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始於各國爭端的適當解決與石油供給端的恢復。因此，大國之間應當互相尊重，逐步構建有效、可持續的全球和地區安全架構，保障全球穩定及幾十億人口的生產生活，推動全球經濟健康發展。

接下來，如果從我國視角看，俄烏衝突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呢？從數據來看，今年2月，我國CPI同比增長0.9%，環比增長0.6%，比上月擴大0.2個百分點；PPI同比上漲8.8%，環比由上月下降轉爲上漲0.5%；而我國作爲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俄烏衝突、油價波動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帶來輸入性通脹壓力。但國家發改委近日舉行新聞發佈會表示，從總體上看，影響應當是可控的。原因在於：首先，中國不僅是能源消費大國，也是能源生產大國，能源供應總體有保障；第二，中國原油等進口來源多元化，進口能夠保持總體穩定；第三，中國經濟韌性強、市場空間大，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繼續保持物價的平穩運行。

在《共創態》視野中，“經濟制度共存結構”的一般性內涵，可定位爲：某一經濟體的經濟制度層面，一方面存在所需接洽的外來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存在基於自己的文化圈層演化形成的經濟制度，兩種經濟制度共存，推動該經濟體經濟增長和經濟社會發展。所有的經濟生活都嵌合於社會生活中，而單獨去看待經濟的時候，往往就需要去抽象，並且在抽象的基礎上再去做計算（微觀經濟學在此方面更爲典型），在計算的基礎上再得出模型和政策，而最終，這些模型和政策的反饋並不是回到被抽象出的經濟理論層面，而是返回到了實實在在的社會生活當中。這樣可能會發生諸多扭曲與悖論，最重要的是，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埋下很多隱患，並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一些災難。

鑑於此，對於俄烏衝突可能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潛在負面影響，我國應如何應對呢？首先，應着力推進“雙循環”發展格局，即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維護我國產業鏈安全；第二，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第三，強化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實施糧食、能源資源、金融安全戰略；第四，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爲和平發揮建設性作用；第五，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開放合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對於我國的微觀主體企業來說，應當高度重視由俄烏衝突帶來的“蝴蝶效應”，積極應對相關風險。

（作者系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教授級終身成員、共生態經濟研究院特聘院長。感謝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張荀參與整理部分相關數據）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