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料傳承是後人爲數不多的可以瞭解古人歷史的途徑，所以不論在哪個時代，關於歷史的書籍都會被頗受歡迎，其中又尤其以官方著史更加權威、可信。

但是，對於官方史書《竹書紀年》——這樣一本春秋時期由晉國史官，又經由戰國魏國史官著述的史書的命運則截然不同。它在被發現後不久，便被封建統治者列爲禁書，不許任何人閱讀，以致於封禁千年之久，竟漸至失傳 。

那麼《竹書紀年》爲何會慘遭封禁呢？原來，是因爲它記載的史事與傳統的價值觀而言大相徑庭，與《史記》等被歷朝勘定的史書太過顛覆。《竹書紀年》中到底記錄了什麼駭人聽聞的事情，其中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一、禪讓的真相

在歷代政權更迭中，上古時期的禪讓制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因爲它不拘束於血緣，能力爲主導因素。

不過在《竹書紀年》中，堯舜之間的政權更迭並不是人人稱頌的禪讓，而是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流血事件。

在《竹書紀年》中，堯將自己的位子傳給了兒子丹朱。但舜對這個決定不滿意，於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發動了一場政變，將丹朱囚禁起來，自己取而代之。而且據書中記載，舜並不是皇帝的後代，只是爲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故意對外宣稱是皇帝的後代。

等到晚年時，舜的影響力越來越小，反倒是禹憑藉着出衆的能力聚攏了不少人心，於是效仿舜的方式奪取政權。

二、周平王東遷的真相

在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中，周平王是因爲鎬京被犬戎破壞得太嚴重，所以纔將都城遷到洛邑，由此開啓了春秋戰國時代。

但在《竹書紀年》中，周平王不是因爲鎬京被破壞才遷都，而是被他的弟弟周攜王趕了出來。

當週幽王將公子宜臼廢掉後，公子宜臼的姥爺申侯聯合犬戎將周幽王殺死。不過申侯沒有料到犬戎竟然失去了控制，只能聯合附近諸侯一同將犬戎趕出鎬京。

犬戎被趕走後，有一個問題來了：誰來當週天子？

申侯自然擁立公子宜臼，可這場叛亂是被其他諸侯聯合平息下去的，他們不想立一個已經被廢了的太子，而是想扶持公子宜臼的弟弟繼位。

或許最後這兩方勢力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所以二人都在各自的勢力擁護下登上王位，公子宜臼就是後來的周平王，他的弟弟是周攜王。

周平王遷都洛邑最大的原因是周攜王已經在鎬京建立了自己的勢力，逼得周平王不得不另尋安身之地，這才選擇將都城定爲不遠處的洛邑。

這種情況持續了兩年的時間，周攜王被諸侯所殺，周平王才成爲真正的周天子。

至於爲什麼歷史上少有關於周攜王的資料，或許是史官也認爲周攜王是正統，所以記錄的大多是周攜王的事蹟。當週攜王被殺後，史官爲了避嫌所以將相關的內容銷燬。

三、《竹書紀年》的可信度

除了禪位與周平王遷都的真相外，《竹書紀年》中還有許多顛覆認知的記載。那麼這本書中記載的資料是否可信呢？這還要從不同的角度討論。

首先從這本書的來歷來看，它是西晉太康二年（281年）出土於魏國第四代君王魏襄王的陵墓，被一個名喚不準的盜墓賊“光顧”後纔出現在世上。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能被當做君王的陪葬品，很有可能是官方記載的歷史。

而且據記載，當時的皇帝司馬炎在知悉此事後，便命史官進行翻譯、破解，如是整理出了75篇合計10萬字以上的《竹書紀年》。這樣的官方態度以及修史，顯然也從側面上表示了晉朝對這些典籍的認同。

其次從時間上來看，《竹書紀年》上的史料發生時間更早，這時的史官大都遵循家族繼承製度，而且不畏生氣，也更敢於將真正的史料記載下來，正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是也。單以時間而論，它成書便是遠遠早於《史記》的，而且它由於被埋葬於墓葬之中，更是機緣巧合下地躲過了秦朝時的焚書大火。

綜合這兩點來看，《竹書紀年》似乎是有很大的可信度的。不過這本書畢竟被流傳了千年，而且中間有很長時間被遺失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內容到底是真的還是被後人篡改過的，誰也不敢肯定。

當然，也恰是因爲傳承中的“得”與“失”，讓《竹書紀年》有了今本與古本之別。而今本傳爲明朝僞造，至於古本則是經朱右曾、王國維等大家考究後的定本。

四、爲何被封建統治者封禁

當《竹書紀年》被記錄成書後，許多讀書人都閱讀過這本與衆不同的史書。令人疑惑的是，很長一段時間內，這本書被統治者列爲禁書，這又是爲何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統治者用儒家思想將所有人的造反之心扼殺在萌芽中，而且造反者大都被百姓們認爲是大逆不道的代表。

可若是《竹書紀年》被廣泛傳頌，所有人都會看到禪讓之下隱藏的政變，以及各種被放大的人性弱點，很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反叛心理，不利於統治者控制思想。

小結

在歷史學中有一個觀點，歷史自其發生那刻起，可以被證僞，但卻很難被證實。否則，一些帝王將相的牀笫之密語，心理之活動也不會有春秋筆法之說了。

而在歷史傳承中，它依靠的是史學家的記載，是受史學家本人的使命感、責任感以及個人好惡影響的。

單以《竹書紀年》與《史記》而論，《史記》被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二本史書對於一些事例上基本吻合，可對於禪讓、周平王東遷等事例二本史書上卻是截然相反的記載。

至於孰優孰劣，單是這一點認知上也受到每個人的不同價值觀的影響。退一步講，如果說《史記》是錯訛的，是經由司馬遷雕琢的；那麼誰又能確保西晉時出土的《竹書紀年》不會被改動呢？

所以說，史家又有“孤證不立”的說法，而對於我們後人而言，也就更需要在綜合考究，輔以實物的基礎上進行判斷方纔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