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用“中國方法”討論“中國問題”

縱觀人類歷史，任何學派的興起與發展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既是對時代問題的思想回應、對時代實踐的理論概括，又是推動時代變革的先聲。

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站上新的歷史起點。以往被奉爲圭臬的西方理論遭遇現實衝擊，解釋力日益削弱，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期望建立原創性理論，用“中國方法”討論“中國問題”。新時代的中國，進入了一個需要理論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一批專家學者用中國的視角和立場，解釋中國與世界的發展，中國學派逐漸呼之欲出。

建構中國學派漸成中國學者羣體自覺

如何解釋當代中國的發展，已經成了中外社會科學界的重大議題。70多年來，西方一直在以自己的觀念乃至研究範式去判斷中國的前途，“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結果卻是一錯再錯。而對其制度信心滿滿的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遭遇接連不斷的民權運動。流行理論與各國實踐產生了越來越深的鴻溝，到底誰對了，誰錯了？

“中國的發展奇蹟沒有按照西方模式，如何解釋中國的發展成了一個世界性的社會科學難題。”教育部長江學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周光輝說。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如果說之前學者們的探索是自發的、零散的，這次會議大大激發了中國學者探索創立原創理論的羣體自覺。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提出歷史政治學，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徐勇提出田野政治學，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院長鄢一龍提出目標治理概念……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次轉型發展階段，正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的知識和學術話語體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郭蘇建表示，一批學者勇立潮頭，倡導新範式、確立新議程、提出新方法，力圖爲更好地詮釋中國與世界提供批判性見解，建構中國自己的新理論範式和知識話語體系。

雖然圍繞中國學派的提法尚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中國學者們有一個共同訴求——爲全球理論發展作出中國的原創性貢獻，超越西方話語體系，從中國文化中汲取養分，尊重世界多樣性，提升理論的適應性和解釋力。

鄢一龍對此充滿信心，他在新書《中國道路與中國道理》中寫道：西方道理依舊強勢，但代表的只是過去，中國道理尚在邊緣，卻是已經到來的未來。

立足中國創新實踐，回應人類普遍關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關鍵一步。不少學者認爲，在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奮進的新徵程上，我們需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昇華中國理論。

實踐進一步，理論得長一寸。“我們創造了史詩般的實踐，尚缺乏與之相匹配的學術理論。”徐勇認爲，這固然有客觀原因，但主要原因在於我們過去把太多時間花在“西天取經”上了。如今，當代中國實踐爲原創性理論的產生提供了豐厚土壤，這是歷史性機遇。

“政治學研究事關國家之走向乃至國家之興衰，基於本國實踐的原創理論更是一個大國的稀缺資源。”楊光斌認爲，由於主體性政治學的缺位，很多人用外來史觀塑造的政治標準衡量中國政治。對於大國而言，危險莫過於此，蘇共的命運就是前車之鑑。因此，建設有自己方法論的中國政治學，解決如何看待中國政治的歷史觀問題刻不容緩。

新技術革命也對理論創新提出了新要求。鄢一龍認爲，現代哲學社科理論體系是伴隨着工業文明而興起的，隨着人類走向以數智革命爲基礎的數智文明，許多新事物已經顛覆了傳統主流理論。比如，傳統企業理論已經難以解釋平臺經濟，平臺經濟更像“準公地”，平臺企業行爲方式更像“準國家”，甚至出現了類似國家的三要素，用戶類似人民、企業類似主權者、平臺類似土地。

“新的知識就像地平線一樣伸展開來，數智革命勢必帶動新一輪文明再造。”鄢一龍說，在許多實踐上，中國已經走在世界前沿了，比如，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如何監管平臺經濟、如何避免資本無序擴張等問題，新實踐呼喚新理論，而理論的創新將對人類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反過來說，理論創新提出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將有助於實現我國發展自主性，有助於講好中國故事，爲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的外部輿論環境。

“被傾聽、聆聽是中國上升至大國地位的重要標誌。認識到中國關於話語權的觀點，世界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戰略思維。”美國《外交學者》2021年刊登的文章《中國尋求更大“話語權”》指出，隨着中國全球影響力增長，西方對中國的認知必須重新定位。

對於中國學派的理論有沒有普遍意義的討論，鄢一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國的原創性理論不是基於中國實踐的特殊理論，而是對人類的共同問題提供中國思想、中國答案，比如減貧、抗疫，目的是提供一種人類新知，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2019年9月24日，新加坡推出英文電子雜誌《思想中國》，以幫助英文讀者更好地瞭解中國

“中國的理論創新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解決它們的問題有借鑑價值。”林毅夫說，曾有一種觀點，說中國推行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更沒有效率，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是幾十年間經濟發展最快、最穩定的國家。

鄢一龍認爲，正因爲中國學派是以中國實踐爲本位回應人類普遍關切，它將不是一個學科流派，而是一場涉及多學科，持續幾代人的範式變革，也是一場“動天下之心”的思想革命。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者未來將以事實證明，中國不但是世界的經濟巨人，也將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中國學派面臨三重挑戰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不少學者認爲，當前，我們已經有了豐厚的實踐基礎，豐沛的人才支持，還有不斷增強的理論自覺、文化自信，必將產生一批有影響力的原創理論。同時，一些專家認爲，中國學派的誕生還有三重挑戰。

首先，基於本國實踐的原創理論需要首先讓中國人認可。

楊光斌和他的兩個團隊正在做3件事。一是用歷史政治學的方法系統解釋中國重大現實問題，如民主集中制與大一統的關係，協商民主和協商政治的關係，社會主義和民本思想的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天下觀的關係等等，通過系統闡釋這些關係，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的合理性合法性。二是重新解釋政治學的基礎概念，比如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黨？這些基本概念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標準，過去在西方理論框架中“答題”，中國實踐總對不上“標準答案”。三是建構新史學，建構新的世界秩序觀。過去世界上只有國際關係史、全球史等，而中國是靠自主奮鬥發展起來的，中國以發展自己影響了世界，建構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世界政治史”可以讓人們瞭解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

其次，要改良理論創新的土壤。一些受訪專家認爲，現有的評價體系過於形式化、西方化、碎片化，不利於理論創新。國內學者評職稱還是以發表論文數據爲導向，大部分人不得不作出功利性選擇。同時，應該通過優化科研選題機制、“去行政化”管理等，爲研究人員鬆綁。

最後，重大理論的突破需要時間和耐心。不少專家認爲，不能說現在已經有成熟的中國學派，建構中國學派將是一個久久爲功的過程。楊光斌認爲，要想產出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產品，構建中國的話語體系，心不能急，需要尊重學術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