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拉脫維亞人眼中的烏克蘭危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安澤]

2021年11月，幾張俄羅斯離烏克蘭邊境不遠之處大規模部署軍隊的衛星圖配“俄羅斯可能在計劃入侵烏克蘭”標題的新聞報道，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拉向關注俄烏兩國的關係走向。

伴隨俄烏局勢緊張程度的提升，烏克蘭淪爲大國博弈競技場的處境日益明顯，尤其是信息領域，真相與謠言齊飛，既拼多方現有的輿論造勢能力，也考驗各自以往在烏克蘭耕耘的深度。作爲拉脫維亞人，外加專業研究新聞傳播，筆者對這一議題自然十分關注。

可以說，十幾年內，烏克蘭歷經的橙色革命、Euromaidan抗議運動（被稱爲“親歐盟示威”）、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地區的地方主義，都在折射美俄爭奪烏克蘭政治控制權的意圖，而信息時代下，具有輿論引導能力的媒體實踐與大國地緣政治訴求之間有何關聯的視角，越來越受關注。

要想回答烏克蘭信息空間爲何與如何陷入大國地緣政治博弈泥潭中，成爲把烏克蘭推向今日局面的力量之一，這就要從根本原因說起。

一、國家構建與傳播網絡

在歷史長河中，烏克蘭的領土一直處在西方與斯拉夫文明、不同社會實踐和政權的交界地帶。西部曾被波蘭政權管控、東部被沙皇俄國統治，再加上蘇聯期間加盟國的“俄羅斯化”等歷史經歷，催生了烏克蘭地區和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而隨着民族意識的覺醒，多樣性中的不同逐漸被置於放大鏡下，爲1991年獨立於蘇聯的烏克蘭建立新“和而不同”的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重重挑戰。

20世紀末，技術的進步推動了全球範圍內信息社會的建設，電視媒體的傳播範圍與影響力變得越來越大，成爲了許多國家塑造與傳播其形象及提升國家認同感的重要途徑之一。

不過，蘇聯解體後烏克蘭開始有本土媒體時，媒體發展的命運並未全面掌握在國家手中，私營屬性爲烏克蘭的信息空間裝滿不同聲音並讓它們萌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像當初全國覆蓋率與收視率最高的電視頻道《Inter》和《1+1》的所有權，分別是烏克蘭社會民主黨黨員伊戈爾·普羅志尼科夫和三位商人。類似的國家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是迄今爲止烏克蘭媒體環境的發展狀態。

本土媒體成爲寡頭經濟、不同政黨競爭和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平臺；不同頻道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報道與闡述的角度不同、傳播的政見不一，增加了社會思想的分化。

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時任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試圖藉助歷史記憶建立強大的國家認同時，追授二戰期間“民族主義運動組織”領袖斯捷潘·班德拉（Stephan Bandera）爲民族英雄，這事件引發了烏克蘭社會的強烈爭議。

爲獨立而戰鬥還是納粹主義者、是叛徒還是英雄，持不同看法的報道及與該人物有關的紀錄片進一步加劇了烏克蘭東西部的撕裂。據2014年烏克蘭社會學團體“評級”（Rating）民調結果顯示，75%的西烏克蘭居民支持班德拉是烏克蘭民族英雄的說法，而多數東烏克蘭民衆對此說法並不贊成。

一方面，歷史進程造就了烏克蘭東西部的不同，另一方面，東西部的分界線變得更加突出，這與烏克蘭民族分佈情況也有關聯——西部的居民多數爲烏克蘭族，而佔烏克蘭總人口近17%的俄族人口集中住在東烏克蘭。

烏克蘭族與俄族兩者走過“主體-少數”民族身份互換的過程，意識形態方面自然因往事也有差異，而對班德拉是否是民族英雄一事的爭執，充分說明了烏克蘭自獨立以來在國家身份認同構建中缺乏對不同民族保持統一共同體的塑造。

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與民族主義關聯密切，但不少獨立於蘇聯的國家所忽視的是，在民族主義運動過程中，社會結構在蘇聯期間也已發生了變化。換言之，不同民族在原蘇聯加盟國共存，而在新民族國家身份認同構建的過程中，民族主義帶有的孤立主義的問題常常被疏漏，此次爭執只是讓民族的融合問題變得更突出罷了。

其次，自出現克里米亞危機後，受俄烏關係惡化的影響，烏克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烏克蘭信息空間“去俄化”（2014年與2016年二十幾家俄羅斯頻道被禁播，俄羅斯的Vkontake和Odnoklassniki網絡社交平臺被禁用），

2017年電視媒體“烏克蘭化”（播出內容使用烏克蘭語的量不得低於75%），

以及，2021年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烏克蘭原住民權利法》，該法律未把俄羅斯族歸類爲國家原住民，從而限制了俄羅斯族參與烏克蘭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

這一系列行爲進一步撕裂了烏克蘭內部的民族關係，傷害了烏克蘭第一大少數民族俄羅斯族的感情。

信息傳播視域下，在虛假新聞和後真相時代到來之前，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進行國家身份認同的構建，或許當時就可以造就別樣的烏克蘭；而現實中，烏克蘭媒體與國家體系的脫軌並服務於特定羣體的主張與立場，導致烏克蘭民衆的國家身份認同感薄弱不堪。

淡薄的國家意識，也讓烏克蘭更輕易地被捲入美俄兩個大國的矛盾之中。

二、美西方與俄羅斯對烏克蘭信息空間的影響

談到滲入烏克蘭信息傳播網絡，美西方和俄羅斯都有各自的“先天優勢”。

（一）美西方的影響特徵

烏克蘭有了打造自家電視頻道的念頭時，主要的追求圍繞告別官方話語、提升趣味性與現代性，而對於蘇聯剛解體的年代而言，現代化的概念與西方輸出的文化與發展模式似乎融爲一體。在全球化起步的年代裏，美國通過文化、大衆傳媒和新聞業向境外輸出了自己的世界觀。

正如利西奇金·謝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所言，新來襲的風格有了摧毀社會原有的意識支柱和改變對世界看法的能力，用以前在蘇聯不爲人知的方式營造對西方的理想、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崇拜與嚮往。

部分追求現代化的電視頻道以西方模式爲標準，這樣一來就促進了西方的意識形態在烏克蘭的傳播。如，烏克蘭UT-3頻道剛成立時就引進了CNN新聞，好萊塢電影更是當時本土頻道創造高收視率的流量密碼。

對西方模式的認同，使得烏克蘭當地人輕易地建立起對西方的新聞與文化產品的信任，而隨着美俄關係發展的變化，這份信任感逐步被轉化爲對“俄羅斯威脅論”的相信。

說到創造輿論以便影響烏克蘭局面，美西方的方法特徵爲通過投資進入烏克蘭媒體市場。

1992年，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與烏克蘭簽署了一項關於人道主義、經濟和技術合作的雙邊協議，以幫助烏克蘭發展其經濟、政治和社會潛力。這協議某種角度上成爲了借烏克蘭媒體實現烏克蘭西方化的“培養方案”。

在此背景下，通過投資與派送相關人力資源，烏克蘭的Unian新聞社誕生，生產的內容與新聞敘事持傾向於西方的立場，其中《你所不知道的烏克蘭》（Nevydoma Ukraina）歷史系列紀錄片輔助了該國民衆的歷史記憶的重塑。

橙色革命年間，駐烏美國大使館在基輔建立的美國大使館媒體發展基金僅爲反對派媒體提供資助。2013年，時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同美國駐烏大使傑夫·派特（Geoff Pyatt）以支持烏克蘭走向民主爲由，協助烏克蘭成立獨立新媒體平臺。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和美國國際開發署（48533美元）、美國大使館（約13550美元）[1]、美國索羅斯基金會（19183美元）、荷蘭大使館（95168美元）先後的投資，烏克蘭獨立網絡電視臺Hromaske TV在Euromaidan抗議運動期間正式成立，成爲美西方干預烏克蘭政治生活、推翻亞努科維奇政府的“暗道 ”之一。

（二）俄羅斯的影響特徵

區別於美西方，俄羅斯影響烏克蘭信息空間的“優勢”在於俄羅斯是蘇聯的“繼承者”。

首先，蘇聯期間進行過的“俄羅斯化”過程讓俄語在烏克蘭被廣泛使用，有利於俄羅斯對話烏克蘭民衆。2003年，據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KIIS）統計，在烏克蘭的中西部俄語佔優勢（59.3%），在南部（84.5%）和東部（92.7%）佔絕對優勢。

其次，蘇聯解體後，全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ВГТРК）取代了蘇聯時期的全聯盟國家電視廣播公司（ЦТСССР），接管了原有的廣播和電視節目製作的工作，開始負責確保獨聯體國家間廣播的運作，已有的頻道就這樣繼續活躍在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大多數原蘇聯加盟國。

電視頻道“無縫銜接”使得受衆難以察覺內容上是否有針對性的變化。2000年，基輔GSM-USM市場調查報告顯示，民衆高度信任的新聞來源中，俄羅斯的NTV和RTR頻道排在前四名，2011年的數據顯示烏克蘭34.7%的人口信任俄羅斯媒體的報道。

烏克蘭媒體市場對外開放的狀態，也讓俄羅斯得以通過另一種方式掌握本土媒體控制權並擴張影響力範圍。

如，烏克蘭最火的本土頻道Inter的聯合創辦單位爲俄羅斯OPT頻道，後者有29%的股份。2002年前，Inter大部分的播出內容爲OPT節目的轉播；2003年之前，收視率排在烏克蘭前三位的Novyy kanal頻道受俄羅斯阿爾法銀行（Alfa-Bank）（通過其附屬的烏克蘭阿爾法銀行完成收購）控制；1999至2003年，烏克蘭的STB頻道受俄羅斯盧克石油公司（Lukoil）管控；等等。

當時，烏克蘭媒體關於盧克石油公司投資該頻道是“虧本買賣”但其卻沒在第一時間轉賣頻道的報道未引起警覺。到2013年，TeleProstir旗下 50%以上的烏克蘭電視媒體的內容都是以俄語爲主的報道，呈現了俄羅斯前些年的行動帶來的戰略性果實。

至於俄羅斯傳播的內容和意圖，或者說俄羅斯對話烏克蘭及塑造烏克蘭國家形象的風格，可分爲兩個階段來談。

最初，俄羅斯試圖傳播兩國是“兄弟國”、同屬於東斯拉夫民族的思想，希望以此方式爭回曾在烏克蘭有過的影響力與地緣政治地位。

當烏克蘭開始倒向西方，俄羅斯開始推進“俄羅斯世界”的概念，試圖借呼喚烏克蘭國內說俄語的羣體因蘇聯記憶、祖籍、語言、共同文化所帶來的歸屬感等情感，塑造以俄羅斯爲中心的跨國政治共同體，進而與該羣體建立起新身份認同。

因克里米亞半島的歷史背景、烏克蘭多數的俄族人和親俄的羣體大部分都居住在東烏克蘭，所以該地區成爲了俄羅斯的主要對話對象。

從傳播效果角度來看，就頓巴斯地區而言，2019年的當地民調報告顯示，該地區最受信任的三位人物[2]爲俄羅斯總統普京（11.7%）和兩位俄羅斯節目主持人——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Vladimir Solovyov）（9.1%）和歐爾加·斯卡貝耶娃（Olga Vladimirovna Skabeyeva）（ 6.7%）。這兩位節目主持人分別是俄羅斯當紅政治類談話節目《60分鐘》和《晚間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節目主持人， 2014年烏克蘭危機前這兩檔節目在烏克蘭熱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