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個由14人組成的強盜團伙，摸黑闖進了山東泰安首富徐文誥的家。

就在他們洗劫財物的過程中，徐家的人被驚醒了。

主人徐文誥拿出私藏的鳥槍，帶領僱工霍大友、柏泳柱、徐士朋等多人與入室強盜對抗。

強盜團伙也有槍，王大壯、王三壯兄弟二人，手中便分別持有一杆鳥槍。

雙方在暗夜中連開數槍。

一陣混戰後，強盜們撤退逃遁。而徐文誥在收拾殘局時猛然發現，僱工柏泳柱已中槍倒地身亡，徐士朋也受了槍傷昏厥，好在尚未致命。

天亮後，徐文誥趕緊到縣衙報案。

這起由強盜入室搶劫引發的命案，發生於嘉慶二十年（1815）五月二十九日。

在社會問題多發、治安日趨惡化的清朝中期，類似的命案時有發生，並不算稀奇。

但是，當徐文誥報案後，他便無法自控而滑入了一段要命的魔幻旅程。

接到徐文誥報案後，泰安知縣汪汝弼前往徐宅勘察。憑藉職業經驗，他很快發現了蹊蹺。

汪汝弼當場指出，現場遺留的彈痕都是由內向外打的，而不是從外向裏打的，這跟徐文誥報案所說的被圍宅槍擊出入甚大。

徐文誥被問得措手不及。因爲當晚雙方都開了槍，一片混亂，他也不知道柏泳柱到底中了誰的槍而死。但爲了把鍋全推給強盜，在報案之前，他特意砸壞窗柩，把盜賊的搶劫痕跡弄得更明顯一些。

此時，面對汪汝弼關於彈痕的質疑，徐文誥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汪汝弼立即暗示說：“其實，如果是爲了抓賊而誤殺了家中僱工，一般是不會判處重罪的，可以從輕發落。況且你家財萬貫，可以交錢贖罪。何必假裝強盜入室打劫，自取重罪？”

徐文誥內心糾結，雖然他是受害者，但他確實在暗夜中開過槍，恐怕一時難以擺脫誤殺柏泳柱的嫌疑。

▲電影中的縣衙。圖源：影視截圖

思前想後，徐文誥決定找來僱工霍大友，跪求霍大友向汪知縣承認盜案當晚是他開的槍：原本是爲了擊退賊人，但黑夜中不小心打中了前來抓賊的其他工人，導致一死一傷。

徐文誥還向霍大友承諾，若是替他頂認這事，將補償他一大筆錢，並且會照顧好他的家人。

對霍大友而言，不答應，就是個一輩子的窮人；答應了，就能收到一筆鉅款。況且，還說了可以從輕發落。

這聽上去是一筆不錯的買賣。

霍大友隨即答應了徐文誥的請求。而徐文誥爲了完全抽身，還特意讓人給霍大友找了一杆三眼鐵銃，說是用的這把槍。

徐文誥、霍大友等人如此作供後，汪汝弼心裏也輕鬆了不少。

因爲這樣，案子辦起來就簡單多了：事主家的工人放槍抓賊，卻不小心打死了自家另一名工人。而整起案件中，賊人入屋偷了東西，但是否持械傷人，情節是否惡劣，目前沒抓到一個案犯，並不能確定呀。

所以，汪汝弼最終將這起劫案認定爲竊案（入室偷竊），而不是盜案（入室搶劫）。

很快，經過一番象徵性的審理流程，汪汝弼以誤殺罪判處霍大友流放，案子告一段落。

清朝年間，各地盜匪之風盛行，對地方治安造成了嚴重影響。對此，朝廷的應對是出臺規定，要求各州縣官員嚴緝盜匪，一有盜案，務必在限期內“全獲”，否則將遭到降級或革職的處罰。

“全獲”的意思就是，要把作案的犯人全部抓捕歸案。但這在當時，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本來，一夥強盜的組成就很隨機，常常是臨時合夥，分贓後又作鳥獸散，天大地大，該從哪裏查起？即便查，中途也可能有盜賊病死或被殺死，死者不可復生，這又如何確定那些消失的盜賊是死了還是躲着呢？

於是，朝廷的高壓政策，便催生了一項官場潛規則：各地州縣官員爲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常常會把轄區內的盜案上報爲竊案，這樣，就從源頭減少了自己的麻煩。

官員將盜案報爲竊案的方法，一般是少報贓物損失，或是賄囑事主一同隱瞞事實。這就是當時官場上流行的基本操作，有個專有名詞叫做“諱盜爲竊”。

汪汝弼接到徐文誥的報案後，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諱盜爲竊，以重作輕。整個案子在他的操控下，也按照他需要的方向發展。

但是，就在這起命案結案前，柏泳柱之妻和霍大友之妻分別控告汪汝弼糊塗斷案。柏泳柱之妻要求判霍大友死刑，一命償一命。霍大友之妻則聲稱自己的丈夫被無辜頂包，要求還他清白。

與此同時，徐文誥收到了來自濟南府歷城縣舊交的書信。來信稱，歷城縣抓到了盜賊楊進忠，他供認了搶劫徐文誥家一事，並提及同夥王大壯、王三壯曾點放鳥槍傷人。

得知這個消息，徐文誥馬上有了新的想法。當初，對於汪汝弼諱盜爲竊的做法，他心知肚明，只是畏懼自己牽扯其中，才讓僱工霍大友出來頂罪。

現在落網的盜賊承認開槍傷人，徐文誥遂決定動身前往主管一省刑案的臬司衙門進行控告，指控汪汝弼“諱盜誣良”。

而汪汝弼作爲官場老油條，怎麼會坐以待斃？於是，轉過頭先將勘驗時發現的彈痕可疑情形，以及徐文誥串囑霍大友頂兇等事報告到臬司衙門去。

從這時候起，案件變得更加魔幻了。

時任山東臬司程國仁，是汪汝弼的同鄉，他們曾一同在翰林院任職，兩人交情甚好。接案後，一番委派，最後落到濟南知府胡祖福、候補知府錢俊和歷城縣候補知縣周承寬手中審辦。

上級一介入，案子直接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反轉。

在這次審理過程中，狡黠的楊進忠突然翻供，只認行竊一事，不認傷人了。離譜的是，審辦官員似乎也沒打算深究，而是決定“躺平”：雖然楊進忠曾經供出王大壯、王三壯放槍殺人，但他的口供前後說法不一，而且也沒抓到王大壯等人，“不知實有其人”啊！

但對徐文誥、霍大友等人，態度就不一樣了。由於兩人已被汪汝弼呈報了串供頂罪一事，負責審理的官員便以此爲突破口，抓着徐文誥不放：如果事主沒有做虧心事，怎麼會做出串供頂兇這種事？

在沒日沒夜的熬審中，霍大友將徐文誥賄囑的事全盤托出。

徐文誥也不堪折磨，承認了自己當晚開槍擊賊，誤傷工人致死。同時，他把自己的鳥槍給呈上了。

▲康熙帝御用鐵交槍。交槍屬鳥槍的其中一種，清時，以“鳥槍”或“火槍”稱這類管型射擊火器，威力巨大。在清朝，民間私藏鳥槍屬犯禁例，會受到處罰。圖源：故宮博物院

如此，人證、物證俱在，妥了。

由於楊進忠等人還供稱曾結夥偷竊章丘縣某事主的騾子，真贓未獲，所以，程國仁擬寫給刑部的諮文裏，打算將徐文誥按“家長毆殺僱工”判處徒刑；而楊進忠等人則與該命案無關，列入章丘竊騾案內另案調查，從輕發落。

時任山東巡撫陳預聽臬司上報此案時，曾核問過該案究竟是盜案還是竊案，胡祖福回覆稱：“是竊非盜。”

可見，一條鏈上的官員是鐵了心要將這案子辦成竊案。

然而，接到諮文後的刑部並沒有那麼好糊弄。刑部複查辦案文書後，指出了口供與屍檢的出入：驗屍結果中，柏泳柱正面、背面都有子彈傷痕，“胸膛火傷一片，砂眼三十七處；脊背火傷一片，砂眼四十三處”，如果是僱主徐文誥毆殺，怎麼有槍傷，且同時傷及兩面？

言外之意，這不是毆殺，也不是誤殺，而是用火器“故殺”。

刑部駁令重審。

面對刑部的質疑，山東官場一片緊張。雖然刑部讓重審，但是，他們怎麼可能讓前後審理結果不一致呢？不一致就是自己打臉呀！

此時，胡祖福已經升任登萊青道，此案便留給了新任濟南知府錢俊去辦。

不就是屍檢結果與“犯案事實”不一致嗎？好辦。錢俊叫來仵作張浩然、刑書孫廷麟進行一番審問。仵作很識相地說，抱歉抱歉，之前填屍格寫錯了，原來勘驗有傷的地方應該是“右脅、右腕”。

▲《刑部題定驗屍圖》裏的屍格和屍圖。圖源：網絡

如此，刑部的質疑就解決了，“確保”死者只一面有傷。

關於定罪的問題，更好辦。由於錢俊卸事，這案子接着交到候補知州李岡手上。李岡是個暴脾氣，審訊時給了徐文誥五個大嘴巴子，嚇得徐文誥話也不敢多說，與先前一樣，承認自己點放鳥槍誤殺工人。接着，按照律例，將徐文誥從“毆殺”僱工改爲“故殺”僱工，從徒罪改擬斬罪。

至此，整個案子的魔幻性徹底彰顯，作爲受害者的徐文誥，在官官相護的司法體系下，竟然被推到了面臨處死的境地！

徐家人完全炸開了。徐文誥的母親徐張氏趕緊派人前往京城都察院，發起了京控。也就是，直接向皇帝告狀伸冤。

此時，已經是嘉慶二十三年（1818）六月，距離案發整整三年。案件審理來回拖沓，盜犯沒落網幾個，事主倒坐了幾年牢，飽受折磨，生死未卜。

收到徐文誥案的相關材料，嘉慶皇帝震怒：一是，這又跟“諱盜爲竊”有關；二是，這又是一起拖沓多年的積案。這倆問題是困擾清朝多年的司法難題。

針對徐家對辦案官員汪汝弼、胡祖福、周承寬和李岡等人的指控，雖然還不知道其真實性，但嘉慶的態度十分明確：“實屬縱盜殃民，大幹法紀。”他還大罵辦案過程中對事主實施刑訊逼供的官員，稱他們就像是唐朝的酷吏來俊臣。

隨後，嘉慶下旨讓當時的山東巡撫和舜武介入徹查，由新任山東臬司溫承惠一同審理。同時，下旨革職汪汝弼，解除周承寬、李岡等人職務。如查明確有袒護盜賊、誣陷良民相關事實，還要加重處罰。

溫承惠到濟南後，首先讓暫代歷城知縣的魏襄進行調查。

魏襄奉命查看徐文誥案案卷，仔細查找案件漏洞和突破口。他發現盜賊楊進忠的口供中，提到了同夥邢進潮這麼一號人物。由於姓氏特別，魏襄猜測此人跟縣裏兩名衙役是同宗，於是叫來二人，以重金激勵，讓他們五日之內將邢進潮抓捕歸案。

果然，邢進潮很快被捕歸案。魏襄馬上對他進行了單獨審訊。此時，邢進潮供出的劫案過程與楊進忠等人翻供前一致，並且還說出了逃到章丘後，因分贓不勻刺傷同夥邢太的事。

魏襄將邢進潮的口供密報給溫承惠後，溫承惠派人到章丘調查，確認了當天章丘有無名男子被扎死的呈報。而搜查無名男子的住所還發現，當中有女繡襖、金耳挖等物件，這些就是徐文誥家被盜贓物。這就證實了，邢進潮口供可信。

邢進潮同樣供出同夥王大壯、王三壯當晚放槍傷人的事實。

此時，溫承惠有意爲徐文誥翻案，遂將徐文誥暫時釋放。這卻讓之前審理該案的胡祖福和錢俊大感驚慌。兩人開始派人到各地散佈流言，說溫承惠的口供是未經拷訊、賄買而來的；還說本案是徐文誥看上了柏泳柱之妻，借盜案將柏泳柱殺死以強佔美人……

但當溫承惠提訊柏泳柱之妻時，大家才發現原來是個“麻面齲齒無人形”的婦人，謠言不攻自破。

調查期間，又有王大丫頭等數名盜犯落網，其口供均提及王大壯、王三壯放槍事宜。

按照清朝法律，在本次盜案調查中，已落網七人，死亡一人，屬於獲盜過半，且目前來看，口供證據確鑿，雖然主犯王大壯、王三壯仍然在逃，但可以提前結案，先將從犯依照法律定罪。

基於社會上流言不斷，溫承惠怕事情有變，就想快點結案。

但是，山東巡撫和舜武卻持有不同意見。他總是抓着幾名盜犯口供中對不上的細節來說事，以此表明目前審理還不夠嚴謹，需要將主犯緝拿歸案，多面對質纔行。於是，上奏申請各案犯收監不動，一切等王大壯、王三壯落網再說。

和舜武之所以這樣做，多少是受到了官場惡劣風氣的影響。

歷史學者鄭小悠指出，乾嘉名臣紀曉嵐所著《閱微草堂筆記》裏，曾借陰曹書吏之口，講述了當時官場的“四救四不救”之說，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其中，救官不救民，系出於官官相護。

我認爲，其根源，與清代司法中的審轉制度有着莫大的關係。

清朝法律規定，刑事命案經州縣審理後，要經過府、道、臬、部等多級複覈。審轉中，各級官員需承擔相應的司法責任，同時也要承擔共同責任。即一案出錯，沒有察覺出錯的上級要同下級一起受罰。在具體的案件中，若民勝官，牽連的常是上下一大批官員；而官勝民，受害的不過幾個平民百姓罷了。因此，上下級官員之間互相迴護是常有的事。

在這種風氣下，和舜武想要維護省內官場融洽，保全此前審理徐文誥一案中各官的前程，所以纔要求溫承惠將所有案犯都抓捕到案再結案：“慮問官咎不可任，必欲監候待質。”

溫承惠無可奈何，只能加快腳步去抓賊。

好消息是，不久後，王大壯、王三壯兄弟二人在吉林被捕，隨後被押解回山東。

一切馬上要結束了？

不。

嘉慶二十四年（1819）三月，和舜武忽然病逝，並沒有趕上王大壯兄弟的歸案。

就這樣，這起案子，又重新回到了新任山東巡撫程國仁的手裏。

程國仁是從浙江巡撫的位子上，回爐山東做巡撫的。作爲曾主辦審理徐文誥案的前任山東臬司，程國仁對現任山東臬司溫承惠的調查進展，內心是害怕的。

此案一旦翻案，程國仁知道，自己可能前程不保。

於是，他打算力挽狂瀾，阻撓翻案。

因爲該案已經成爲欽案，需由巡撫親自坐堂審訊。過堂時，面對王大壯全盤托出的犯罪事實，程國仁當面詰問，事隔四年怎麼還能將作案細節記得如此清晰？

王大壯說，自己做的事，怎麼會不記得？

程國仁又威脅道，你可要仔細想想，一旦畫供，就是要當衆處死！

王大壯竟然大聲反駁說，做強盜本就該殺，而這次槍殺了事主的僱工，連累事主蒙受多年的牢獄之災，聽說事主的百萬家財，十之七八都落到你們這些官大爺的口袋裏。“我早就該死了，還有什麼冤屈需要我再想想？”

▲古代酷刑，斬首示衆。圖源：網絡

程國仁佯裝鎮定，退堂後悄悄命人更改王大壯兄弟二人的供詞，稱只有一人放槍，且放槍也是對着天上放，沒有裝砂子。

除了操縱翻供，程國仁也在着手將溫承惠踢出局。

時值曹州、濟寧兩地水災，程國仁命溫承惠前往撫卹。溫承惠知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便以勘察水患是布政司職責，而非自己職責的理由拒絕了。

嘉慶二十四年八月，程國仁赴山東鄉試作監察臨視，隨後在奏報考試完竣的奏摺裏偷偷放置夾片，參了溫承惠一本，說他做事不受節制，還假惺惺地說要將巡撫之位讓給他。

與此同時，時任山東兗沂道、準備升任江西臬司的童槐，由於是程國仁兒子的同榜，素有交情，便在程國仁的授意下，趁着在熱河覲見嘉慶的機會，歷數溫承惠不服從上司差遣等事。

在程國仁和童槐兩相夾擊下，溫承惠遭到革職。隨後，由童槐補位，接任山東臬司。

由信任之人接手徐文誥案，程國仁放心多了，便趁機賣乖，上奏朝廷說自己是從前審轉此案的其中一員，“自應照例迴避”。

於是，這案子就落到了童槐手中。

這一切發生的同時，程國仁還派人將徐文誥看押了起來。對此，徐文誥大感不妙，不僅之前爲他翻案的溫承惠被革職，而且，審過此案的錢俊、胡祖福現在都升官了，還沒上任，都住在省城，說不定也盯着這案子。

明明抓到主犯了，案子卻遲遲不結，口供多次反覆，怕不是程國仁在行迴護之事。徐文誥越想越害怕。

嘉慶二十四年九月，徐文誥逃出山東。他馬不停蹄地趕往京城步軍統領衙門，進行第二次京控。程國仁知道後，馬上派人去追，但沒有追上。

這一回，由步軍統領上奏冤情，嘉慶知道後，忍無可忍，直接派了刑部侍郎文孚等人帶徐文誥返回山東，要求將此案全盤重審。

程國仁措手不及，根本沒時間重做徐文誥案的文書，只能被迫根據溫承惠之前擬好的奏稿，熬了兩個晝夜，略加刪減，儘量避重就輕，以童槐的名字具稿上奏。

奏摺發出去後僅僅三天，文孚等人就到達濟南，隨後，提審一堂就將徐文誥釋放，王大壯等盜犯按律斬首。

同年十一月，徐文誥案終於結案。

前後歷時將近五年！

冤案反轉後，隨之而來的，便是對審案官員的一系列問責。

不過，整個問責過程亦充滿魔幻性，始終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前泰安知縣汪汝弼，存在誘導事主串囑頂兇的行爲，並誤導該案後續審理方向，被革職，發配烏魯木齊。這是此案被問責官員中受罰最重的一個。

候補知縣周承寬、濟南知府胡祖福，兩人被認定爲草率定案，予以革職。

前署濟南知府錢俊、候補知州李岡，兩人被降級調用。

至於後期想要扭轉一切的程國仁，他從重新接手此案開始，就給自己留了一手。早在嘉慶二十四年五月，他自行上奏參自己一本，稟明此前任臬司時審轉有誤，請旨交刑部嚴加議處。所以最後，程國仁只是降級留任。對此，程國仁上奏謝恩，嘉慶回覆：“諸事認真，力除疲玩。勉之。”

而童槐則成爲本案的最大贏家，被認爲秉公辦理，官加一級。童槐亦上奏謝恩，嘉慶回覆：“知道了。”

回看案件本身，一起普通命案，竟然被辦成了魔幻奇案。若非徐文誥是一個鉅富，家底深厚，還不一定能撐到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但此案過後，徐家也回不到從前了。爲了打官司、疏通關係，徐家消耗了大量的財富，徹底敗落。當地傳說，徐家有一個房間專門用來存錢的，經歷這場官司後，房間已被掏空了。

用一個鉅富的全部家財，加上兩次告御狀，才能保住一條命。這就是當事人活命的代價。但試問，有多少人付得起如此高昂的代價？

所以，在這起“特例”的背後，還藏着多少冤魂，死於官員的自保烏紗，死於官官相護的網絡？歷史始終無聲無息，我們永遠無從得知。

一念及此，再看看嘉慶御批的“知道了”三個字：他知道的有多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我們知道的有多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

細思恐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