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比黃金重要：冬天裏做強的老大更有實力。

文 | 頓雨婷、海若鏡、王與桐

李怡彭、真梓、Ben、潘程、張丞

編輯 | 石亞瓊

來源 | 數字時氪（ID：digital36kr）

封面來源 | 視覺中國

疫情三年、國際局勢動盪，“寒冬再至”的危機觀點現在被不少人認可。

所謂“危機”，危險固然在，機會也很多。大家忙着過冬時，往往也是攻城略地獲取更多市場份額的好時候。當有人放大眼前的困難時，一些人已經在去尋找陰影背後蘊藏的機會了。

在危機中尋找到的機會無異於成功抄底，而每一次危機中所出現的系統性機會也有着相似的邏輯。

本文，將以史爲鑑，重點覆盤2008年經濟危機後（2008年底到2010年期間）誕生、成長起來的知名公司，及他們所在的行業的變化邏輯，與讀者一起探討經濟下行時，什麼行業值得入局創業、什麼公司值得投資。

在這篇文章中，你將看到：

1、2008年的經濟危機如何促成了如今中國醫藥健康行業的歷史紅利期？

2、2008年的經濟危機後，醫藥行業爲什麼逐漸成爲私募基金最偏愛的領域之一？

3、2008年的經濟危機後，中國醫療器械公司如何完成從複製到創造？

4、新能源車的關鍵技術是如何在2009年後開始加速研發成熟的？

5、中國的下沉市場生意，是如何在2009年後開始快速發展的？

6、爲什麼寒冬來了，一些企服公司的業務收入不降反增？

7、能在寒冬裏活下來或者逆勢發展的公司都具備什麼特質？

8、如今特殊時期，什麼樣的行業可能能獲得發展紅利？

偉大的公司，誕生於2009年

2009年，金融危機後的第一年。

那時，改變未來的火花還不起眼。如今回看，則會發現，如今偉大或者強大的公司，很多恰巧誕生於2009年。

2009年，連續創業者特拉維斯·卡蘭尼克，以2000萬美元賣掉了自己運營良好的轉件公司，和好友加勒特·坎普創立了一家打車創業公司Uber。此後不到四年的時間，Uber的訂單數額就突破了100億美元，上市前累計融資超150億美元，成爲超級獨角獸。

2009年4月，囊中羞澀的布萊恩·切斯基和喬·格比亞，從Y Combinator畢業。靠着YC領投的種子輪60萬美元，這家共享租房平臺2010年在一年內實現了8倍增長，走出紐約，成長全球知名的Airbnb。

經濟危機後，當大量的人都爲大跌的地產資產苦惱時，亞當·諾依曼在2010年成立了WeWork，用REITs的方式低價收購一批物業，跑馬圈地。

與美國類似，在中國，一批如今耳熟能詳的創業公司正蓄勢待發，準備萌芽。

2009年2月，王堅和阿里雲的工程師在北京上地敲下了第一行代碼。此前16個月，2007年10月，IBM纔剛剛提出雲計算的概念，並與Google聯合推出高校計劃以推動新軟件開發方法。後來的故事就是，2022年，阿里雲在全球穩居第三，市佔率連續六年穩步增長，在全球建立了26個地域節點和82個可用區，服務覆蓋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

2009年，曾經的連續創業者張一鳴結束了微軟、飯否的工作，做了房產網站九九房。這段經歷爲張一鳴提供了算法以及移動端開發的相關技術經驗和發展視野。2012年，字節跳動應運而生，同年今日頭條正式上線，成爲國內增速最快的新聞客戶端。

2009年8月，博客網站的絕對老大新浪推出了“新浪微博”內測版，到2010年1月就獲得了超過7500萬註冊用戶，成爲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第一個現象級的社交網絡產品。

2009年12月底，王興確定了創業方向——美團。再到美團從百團大戰中勝出，僅僅用了一年時間。2012年，美團覆蓋了全國160個城市，地級及以上的城市近300個，縣級市364個，成就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並進一步成爲PK傳統巨頭的新一代互聯網大廠。

這些大佬們和“巨頭”的故事，如今我們已經可以如數家珍。

事實上，更多還不爲大衆熟知的行業龍頭同樣在這一時期創辦或迎來他們的轉折之年。

比如，那時，發達國家的醫療設備和製藥企業面臨巨大而持續的控成本壓力，或主動或被動將產業鏈條上非核心部分外包給具備成本優勢的中國，這也帶動了本土CRO、CMO產業的發展。如今，這在中國已經是一條超500億元規模的大賽道。

2008年，恆瑞開始從仿製藥爲主、調頭佈局創新藥，做創新藥燒錢，但恆瑞依然堅定選擇了轉型，纔有如今的“醫藥一哥”恆瑞的江湖地位。

一些不可思議的商業動作，也正是在最艱難的日子完成。

比如，2008年9月29日，中聯重科聯合弘毅投資、高盛、曼達林基金與意大利混凝土機械生產企業CIFA在長沙世界之窗正式簽署整體收購交割協議，以現金收購的方式，完成對CIFA股份的全額收購。此次收購的總金額爲5.11億歐元，是中國企業截止至當時在歐洲的第二大收購案。

2010年8月，吉利與沃爾沃實現了最終的交割，以15億美元完成了對福特汽車公司旗下沃爾沃轎車公司的全部股權收購。此前1999年，福特公司是出資64.5億美元收購的沃爾沃公司。此次吉利對沃爾沃的收購也成爲民族汽車品牌正式國際市場的第一步。

“寒冬已至”的觀點在2008年底-2010年前後被普遍接受。悲觀者似乎永遠正確，但是行動派的人則用十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所謂“危機”，危險固然在，機會也很多。大家忙着過冬時，在看不見的地方，往往也有攻城略地的新機遇。

如今強大的產業，從2009年逆風翻盤

醫藥健康：喚醒沉睡的“獅子”

如果從一個更長的歷史週期看，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促成了中國的醫藥健康行業的歷史紅利期。如今，那些我們習以爲常的行業與醫藥公司故事，基本都是在這一時期萌芽。發達國家經濟下行時期的產業轉移，帶給了中國醫藥健康產業難得的大機遇。

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風暴影響到跨國藥企巨頭。麥肯錫作了一番統計，研究了過去20年裏新藥的研發產出比，發現2008-2011那幾年是全球醫藥行業的“低谷期”。

作爲原料藥出口大國的中國難免受其影響：一方面，企業訂單明顯減少，因基礎化工原料降價後，國外客戶認爲出口產品也應相應降價，處於觀望階段；另一方面，因爲全球客戶資金緊張，國際需求開始呈現減少的趨勢。

但歷史的機遇也在此時顯現。

當發達國家醫藥產業進入發展瓶頸期，面臨環境污染與用工成本增加的質疑。國內一些相關企業像海正藥業、華北製藥、華海藥業等把握歷史機遇，借勢發展企業第二增長曲線：向醫藥產業鏈的後端延伸，譬如生物藥的原料和中間體、仿製藥的製劑生產等。

如果說新藥研發領域，2008年-2010年是全球的“低谷”，那中國呈現了“彼消此長”的局面。一方面，跨國藥企紛紛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入，包括賽諾菲在華擴建研發機構，羅氏成立中國亞洲藥品合作部……寄希望於藉此彌補歐美市場的損失或者規避未來更嚴峻的經濟環境。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醫療設備和製藥企業也都面臨巨大而持續的成本壓力，意圖將產業鏈條上非核心部分外包給具備成本優勢的中國，這也帶動了本土CRO、CMO產業的發展，進而能親身參與全球醫藥產業鏈中並近距離學習跨國藥企的先進經驗，並認識到了雙方的巨大差異，關於創新藥產業的危機感和發展意識在逐步滋長和蔓延。

也正是全球醫藥行業的“低谷期”，一批在海外工作的科學家、醫藥行業老兵，選擇回國創業：2010-2012年間，劉世高、姜偉東回國創立復宏漢霖，歐雷強歸國創立百濟神州，還有信達生物的俞德超、君實生物的陳博、再鼎醫藥的杜瑩等，他們都看到了中國成功渡過金融危機後的機會。

利好還來自更多個方面。彼時在國內，自2008年後，“重大新藥創新”科技專項正式啓動，國家對藥品註冊管理辦法的重新修訂，在兩個五年計劃裏慢慢鋪墊引導：233億的總投資、3000多個課題落地，對整個創新藥行業起到一個引領和示範作用。

如前文所說，如今的“醫藥一哥”恆瑞，在2008年便開始從仿製藥爲主、調頭佈局創新藥，一開始先做仿製中的創新靶點，即me-too類藥物。做創新藥有多燒錢，從現在biotech公司的財報可見一斑，儘管鉅額研發費用投入會影響上市公司業績，但恆瑞依然堅定選擇了轉型。在當時，有這樣動力和底氣的藥企格外稀缺。

那時，醫藥行業逐漸成爲私募基金最偏愛的領域之一：首先便是2009年新醫改方案的出臺，疊加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中國老百姓在醫療方面的潛在需求被進一步釋放，醫藥產業也會順勢發展；其次，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出了醫藥的抗週期優勢——有數據顯示，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醫藥工業產值還是實現了約20%的增長；此外，即便金融危機導致醫藥企業IPO一度擱置，而很快創業板的推出也在加速醫藥二級市場的復甦：第一批近30家上市公司中，有6家屬於醫藥行業。

值得關注的是，在金融危機導致海外市場投資收益縮水，國際資本便逐漸以VC、PE、QFII、FDI等形式流向中國這類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另外，由於海外消費市場受金融危機影響一蹶不振，抑制了中國外貿加工行業的新增投資，而這恰恰是當時中國民營資本中最集中且“最有錢”的領域之一，另尋出路之下表現出更強的對內投資衝動。

也正因爲抗波動性強的特點，醫藥成爲資本重點關注領域。隨着這種關注度的持續增加，該行業的各個細分板塊的價值也被深度挖掘。生物CRO領域的金斯瑞科技便是在這些外部資本的借力下發展邁入一個新臺階。其它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也在逐步崛起，譬如醫藥耗材領域的蘭陵瓶塞、醫藥零售領域的老百姓大藥房等。

不過也有遺憾，彼時大部分投資人對早期技術型企業的風險識別和把控能力還十分有限，因此資金主要還是流向了已經具備相當規模銷售收入和利潤的成熟型製藥企業，譬如四環醫藥、豫園生物等，早期創新型醫藥公司融資依舊艱難。

在新藥之外，創新醫療器械賽道也在危機中充滿着機會。

儘管在2008年前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的發展水平還存在着非常顯著的差距，但發展速度卻令人注目。2005-2010年間，中國醫療器械行業銷售收入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爲27.4%，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受四萬億政策補貼影響，中國醫療器械業終於迎來出口大增長的局面。

當時，國內市場的醫療器械需求急劇擴大，除了城市大型醫院的擴建，政府重點支持農村醫療器械的採購投入，在2008-2010年間，隨着國家新醫改的推行，衛生部等部門投入到農村醫療器械的投入超過80億元，中低端醫療設備行業率先受益，比如中低端X線機和消毒滅菌設備等。除了國產企業緊抓機遇外，飛利浦、西門子也紛紛推出適合基層市場的產品型號。

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魚躍醫療，彼時還是以提供家用醫療器械、醫用臨牀產品等爲主，受新醫改利好，2009年、2010年歸屬上市公司淨利潤接連保持超60%的同比增長。主營醫學影像類設備、醫學診斷服務的萬東醫療，在新醫改的利好下，2009年歸屬上市公司淨利潤同比增長142%。類似的公司還有很多，以致於“醫藥股黃金十年”在2009年一度成爲熱門概念。

另一方面供給側，國內醫療器械公司開始崛起，如醫療設備版塊的邁瑞醫療、聯影醫療、理邦儀器等，高值耗材版塊的微創醫療、樂普醫療、春立醫療、威高集團等。這些企業中，一些通過代理進口品牌起家，開始時多數是模仿學習海外的醫療器械產品、跟隨式前進。

當時的競爭環境下，跨國企業在醫療器械的高端市場，依然有着絕對優勢，特別是醫學影像設備、體外診斷，及人工關節、心血管介入支架等高值耗材。國內大多數醫院在採購醫療器械時，會優先選擇GPS（GE、飛利浦、西門子）、美敦力、強生等國際品牌；國產器械往往會被帶上“山寨”“低質”的有色眼鏡。

耕耘十餘年後，中國醫療器械公司也迫切地想改變這種局面，嘗試從複製走向創造；而且多年積累的利潤、技術能力和行業認知，使得其有能力加大自主研發投入，進行產品上的突破。在一些特定領域，本土企業確實也實現了突破，比如微創醫療的冠脈支架“火鷹”，在海外多中心頭對頭試驗中，臨牀價值突出；邁瑞醫療生命信息與支持線的監護儀、麻醉機。這已經是2017年左右的事情了。

汽車行業：中國主機廠走上牌桌，新能源汽車產業萌芽

2008年，這次被與1929年金融危機並列的經濟下行中，高單價、可選消費且高度依賴金融槓桿的汽車業首當其衝，美國汽車市場在2008年銷量下滑22.07%，次年銷量在此基礎上再度下滑26.73%，相比2005年的峯值僅剩61%。

銷量的“腰斬”影響的不只是業績，產能相對過剩和大量供應商欠款，讓美國三大汽車集團同時出現了現金流危機。

2009年4月，克萊斯勒率先宣佈破產，最終通過與菲亞特合併才實現了品牌延續。2009年6月，曾蟬聯全球汽車銷量榜首77年的通用汽車，在1681億美元的鉅額負債下被迫宣佈破產，依靠美國政府的301億美元的注資才完成重組。福特汽車在2007和2008年的兩年間的虧損僅爲174億美元，只能出售6個汽車品牌才避免了破產。

相似的劇情也發生在中國。受次貸危機影響，2008年中國的汽車銷量增長僅爲6.7%，十年內首次低於10%，自中國汽車產業誕生起首次低於全國經濟增速。

全球市場的需求萎縮和自身的現金流危機，競爭壓力劇增。併購、整合就成了這一時期的關鍵。

這一時期最廣爲人知的就是，吉利汽車收購沃爾沃、北京汽車收購薩博等中國汽車最知名的收購案相繼落地。從收購價格與實現效果看，以較低的價格得到沃爾沃全部產線與技術，完成“蛇吞象”式收購的吉利無疑是收穫頗豐，這成爲其此後登頂自主品牌銷量第一的基礎。

下行週期既是過剩產能出清的市場自發調解，也意味着市場集中度大幅提升的巨大機會。

從汽車成熟市場的發展脈絡看，每個汽車大國都經歷過相當長的多品牌混戰時期。充分競爭的結果，都是隻留下少部分玩家，極少數巨頭得到大部分市場。自2015年興起至今，國內市場已湧現出不少於50家造車新勢力品牌，其中大部分已被市場淘汰。目前，能夠穩定實現月銷5000輛目標的新勢力品牌已少於5個。這已經是後話了。

主機廠的整合併購，在不經意間也促成了“送水”生意的發展。

到2010年，受下游汽車、3C電子行業市場增長影響，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呈現出爆發式增長，中國市場也迎來爆發期，2010年銷量較2009年出現1.7倍增長，跨過萬臺大關。

更重要的是，市場萎縮和現金流緊張，會放緩頭部企業的研發進度，卻也是彎道超車的機會。

在2021年逐漸能與燃油車較量產品力中國新能源，實際上就起步於2008年的汽車行業低谷期。動力電池、無刷電機、燃料電池發動機、混動系統等關鍵技術的研發，均在當年大幅加速。數據顯示，2008年國內的動力電池企業僅僅有10家，而到了2012年瘋狂增長到了105家。

2008年至2010年，以電池起家的比亞迪得到了708個化學相關專利，是其此前儲備相關專利數量的兩倍。2009年，全球首款雙模動力汽車比亞迪F3DM正式上市，開啓了可充電汽車在國內市場的商用時代。

寧德時代也幾乎同時在危機中誕生。2007年，在消費電子領域作爲電池供應商佔到先機的ATL開始考慮進軍動力電池領域，於次年成立動力電池研發部，在寧德投資6億美元建廠。

2011年，由ATL中獨立的團隊正式成爲寧德時代（CATL），從成立到突破萬億市值僅用了十年。

企業軟件市場：被砍掉的預算和未來的土壤

在2007~2010時，中國尚未出現典型的企業服務軟件公司。

在彼時，中國數字化土壤尚未開墾，企業普遍沒有使用軟件進行流程優化或者降本增效的習慣，位數不多的企服軟件公司都是剛需型軟件，比如因國家在上世紀末對財務標準的規定而出現的金蝶、用友等。

因爲是剛需，在經濟危機這幾年，其營收不降反增：用友軟件2008年度財報顯示，全年營業收入爲17.2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27.18%，淨利潤4.6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0.7%；金蝶軟件2008年財報顯示，2008年營收爲人民幣8.753億元，同比增長14%，淨利潤爲1.82億元，同比增33%。

背後的邏輯是，在經濟下行、企業增長遇困時，企業的IT預算會減少甚至砍掉，但在剛需軟件上的投入不得不增加。

危機在企服賽道帶來的機會，更多爲後起之秀提供肥沃的土壤。美國諮詢公司MattermarkData做過一項關於“從2003年到2015年間，美國當時市值超過1億美金的互聯網公司分佈”的研究。結果發現，2007-2009年的金融危機期間反而是互聯網公司成立的繁盛時期。這些公司中大多數是軟件基礎設施和開發工具的公司，比如Nutanix，MongoDB，Github和Cloudera。在經濟不確定的時期，也誕生了許多將徹底改變工作方式的工具和服務，例如Square，Slack，Dropbox和Glassdoor。

也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有一個如今引領全球IT行業技術趨勢的技術，正在悄然萌芽。

當年，全球已經有9個國家和地區可以使用AWS。此後，全球雲計算賽道在那幾年增長迅猛：從市場規模來看，全球雲計算市場銷售額從2008年的47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914億美元，增長率達到94.47%。

儘管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中國的雲計算尚未起步，但是中國的IDC產業確已有發展成果。

2008年，中國IDC市場規模是48.7億元人民幣。IDC廠商的主要客戶是電信運營商，並且這一客戶的比重在進入2009年後呈現增長態勢。2009年，中國進入網絡遊戲時代，Q3財報顯示，儘管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各大網友公司收入不降反增，同比增長都在10%以上。網絡遊戲直接帶動了寬帶內容建設的發展。

內容和技術是一個雙螺旋結構，更好的技術可以爲更沉浸、更優秀的內容創造提供技術，而內容的豐富和優質也可以直接拉動技術的增長和發展。在如今尤是如此。

消費行業：捕捉“下沉市場”的新機會

作爲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在金融危機下的提振作用十分明顯。

在世界經濟下行期裏，2009年中國的出口貿易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嚴重影響。有統計數據顯示，該年前10個月中國累計出口額爲9573.61億美元, 同比下降20.5%。

而中國國內的消費領域，卻迎來了“第三次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大增長時刻。中國農村，從此時開始，成爲一個充滿潛力的市場。

在中國，一個代表性行業是家電行業。2008年推出的“四萬億”計劃中，家電行業是其中的受益者。在“家電下鄉”的優惠政策下，中國的家電行業就出現了報復性增長。

比如，這一年，海爾集團試圖通過前期的積極策劃搶奪市場先機。2009年，海爾將重點放在了加強各級城市渠道網絡建設，並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在農村市場，建立了可盈利的商業模式。當年，其實現329.79億人民幣營收，同比增長8.46%；並實現淨利潤達17.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3.03%。

電動自行車則成爲又一個受惠於政策而爆發的行業。

2010年3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10省“電動車下鄉”，財政補貼13%，單輛車補貼最高限額260元。

經歷了2007年之後的滯脹與緊縮之後，電動車行業在政策的助推下實現了快速增長。2009年的中國電動自行車銷量還只有1850萬輛,2010年就攀升至2300萬輛,同比增幅超過15%，並在此後兩年保持2000萬以上的高位。

在衆多電動自行車品牌中，新日成爲“電動車下鄉政策”下中標省份最多、中標型號最多的“標王”。2010年，爲大規模佔領下沉市場，新日專門研發符合農村需求的續航里程更長、輪胎耐磨性更強的電動自行車，並且新增服務網店上千個。

這些策略直接改變了新日的營收結構，從2010年10月起四個月的時間裏，其營收中50%來自農村市場。

據當時業內專家測算，“電動車下鄉”政策給整個行業帶來了10億以上的市場增長，其中新日電動車的年銷售額將因此提升3-4億元。

以史爲鑑，什麼樣的公司才能笑到最後

剩者爲王：手握現金，纔有機會笑到最後

經濟危機中，最重要的毫無疑問是信心。最重要的信心基礎則是現金。

那些如今的強者，無疑不是在當時儲備了充足的資金。

先看成立於1999年、目前全球SaaS第二、爲中國衆多SaaS公司所對標的Salesforce。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salesforce做了兩件事，一是利用現金流保持運營，二是趁機收購。

在Salesforce成立的前十年，SaaS模式並未得到完全的驗證，作爲先行者，Salesforce在經濟危機前打下了兩個基礎：前置年度收費，從中小客戶拓展至大客戶。在經濟危機到來後，Salesforce面臨着中小客戶倒閉、使用量收縮的挑戰，但是這兩個基礎幫助Salesforce維持了穩定、強勁的現金流，度過了低谷。

而全球SaaS市值第一名的Adobe，因爲客戶多爲中小客戶，相較於salesforce，在2008年時就沒這麼樂觀了。2008年Q3，其收入依然上升了4%，但之後Adobe增速減緩。好在Adobe成立於1982年，在2008年時已經度過了幾輪寒冬，因此在現金流儲備的基礎上，縮減運營成本，比如在2008年裁員600人等。

總結這些海外的軟件公司，能度過寒冬甚至逆勢增長的原因不外乎這幾個：在危機前就保持穩健現金流、服務大客戶、抄底收購、有足夠多的產品儲備。

經濟不好時，可能是抄底併購的好時間

如果說吉利的併購是全球矚目的事件，更多的併購案例則在此時悄無聲息發展。

2008年後，salesforce趁機收購了多家公司。比較典型的收購案例是收購客服知識庫軟件instranet，收購原因有三個，一是在經濟危機時，小型企業被收購的意願更強，價格也會相應降低，二是instranet可以爲Salesforce帶來更多的客戶，比如當時的英國運營商orange等，三是幫助Salesforce拓展產品庫，提高ROI。

同樣，Adobe也在經濟危機中進行收購，比如以18億美元收購了軟件開發商Omniture和廣告方案提供商TubeMogul。

把握技術的紅利，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

今天覆盤過去十幾年的歷史，那些能被我們成爲偉大或者強大的生於金融危機前後的公司，無疑不是把握了技術紅利的機遇。

2008年，由次級房貸還款鏈條斷裂所引發的債務問題，演變爲金融危機席捲全球。而與此同時，2007年初代iPhone發佈可以被視爲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起點，之後慢慢開啓了延續十五年的移動互聯網紅利期。

事實上，回看近100年的歷史，每一次危機都可以被看作宏觀經濟系統重啓並迭代的過程，危機往往來自大國不斷推高的量化寬鬆，經過不斷傳導加劇了產業鏈成本結構的惡化。與此同時，社會呼喚先進的生產力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降本增效，實現產能躍遷。

從2007年開始，一批在聲、光、電等電子元器件領域曾默默無聞的創業公司開始走上前臺。比如果鏈中的代表企業歌爾聲學，成立於2001年，業績第一次快速增長卻正是在2007年，據其年報顯示當年的營收增幅達299.2%，並在2010年再次實現超2倍的增幅。究其原因，簡單來說，就是服務好蘋果等大客戶，成果顯而易見。

類似的公司，還有藍思科技、長盈精密、大族激光、立訊精密、欣旺達、精研科技等等後來不同細分領域的龍頭企業紛紛在這幾年走出了相似的增長曲線。

如果沒有旺盛的內容生態，智能手機也只是一個工具而已，早期iPhone聰明的藉助憤怒小鳥、水果忍者、捕魚達人等幾個小遊戲普及了物理彈性、精準滑動、全屏多點觸控這些顛覆的交互屬性。據蘋果宣稱，自2008年App Store推出以來，通過出售數字產品與服務獲得了超過2600億美元的收入。比如，常年處於出海App數量和收入榜前列的寶寶巴士成立於2008年，是移動互聯網內容創業的典範。

視頻化是移動互聯網超越傳統互聯網的典型特徵，更衍生出長、中、短視頻，直播電商、企業直播等細分領域。Youtube、優酷、土豆等早期視頻公司都成立於2005-2006年間，恰好和智能手機的出現同步，移動終端隨時可以看，給互聯網視頻帶來了用戶數量快速增長的紅利。後期隨着4G普及、高清攝像頭、移動處理器提速、算法推薦等等多重因素推動，快手、抖音等應用才得以將移動互聯網的紅利開發到最大化。

如今，國內普遍將2010-2019看作移動互聯網的黃金十年，以智能手機爲代表的移動終端從消費側切入，反向推動了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這些底層技術創新和變革，並延伸到製造、交通、能源、建築等各行各業，還創造出自動駕駛、NLP、共享經濟、SaaS這些新生事物，最終改變了全產業鏈。

特殊時期，什麼行業值得做？

當下，三年未解的疫情，突如其來的國際戰爭，很容易讓人陷入“經濟下行”的悲觀中，忽視了背後蘊藏的機會。

特殊時期，什麼行業值得做？這個問題我們同樣也很關心，試圖以史爲鑑，尋找一些蛛絲馬跡。

醫療行業

近3年來，雖說如今的醫藥健康領域的政策環境和資本環境早不可同日而語，但新冠疫情帶來的整體經濟下行和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或有相似之處：一方面，市場資金規模開始縮減，資本的熱潮退去、避險意識增強，即資金投向已具備商業化明確的後期企業，以及“相對”便宜的早期企業；另外，抗週期的屬性再加上疫情的“利好”，生物醫藥依舊是“香餑餑”賽道，行業信心並沒有因爲“黑天鵝”的出現而大幅減退。

從產業的發展層面來看，很多企業卻意外的因爲一場疫情“死灰復燃”：典型如原本已不具備長遠發展價值的低值耗材類企業，像有“山東手套大王”之稱的英科醫療，就因生產一次性防疫手套就能進賬30億；或是像一些規模較小的IVD企業，也因在疫情期間生產核酸檢測試劑和抗原檢測試劑而煥發第二次生命；也有作爲防疫重要關口的疫苗行業在借力起飛，不只能快速地研發生產、享受政策綠燈、吸引資本目光，也能快速地拓展海外市場，實現飛躍式發展，典型如科興，因爲生產新冠疫苗而狂賺數百億，並反哺產品研發。

但顯然的是，這樣的發展路徑和速度未來很難複製，值得總結的經驗就在於，要與政策相對齊，快速把握行業發展的窗口期和紅利期，快速響應。

近三年，改變中國醫療器械行業格局的，除了技術積累與突破，政策端的變量不容小覷。在全國層面，國家醫保局組織的冠脈支架、人工關節全國帶量採購，改變了超200億規模的市場。除了這兩個品牌，眼科人工晶狀體、骨科脊柱/創傷等耗材的聯盟集採，也令廠商生存環境發生鉅變。

集採的舞臺上，規則撕掉了既往國產、進口的標籤，大小廠商在同分組中競價，爭奪市場份額。由於不同單品的原有競爭格局差異較大，難以一概而論集採對“進口替代”進程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新的競爭規則，改變了既往的器械經銷體系、利益分配機制。

成熟耗材產品利潤驟降的情況下，行業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到創新醫療器械，可能填補臨牀治療空白、或提高手術精準度的產品吸引着廠商和資本的關注，其中的基礎邏輯依然是“進口替代”，但在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下，在產品側的創新，中國創業者們已不再、也不能止步於模仿，而是更積極地嘗試源發創新，試圖實現“進口超越”。

近兩三年資本集中投向的領域，無論是結構性心臟病的介入治療器械，還是手術機器人，都在呈現這樣的趨勢。整體而言，多個行業與進口廠商的產品仍有距離，但很多已縮至三五年的代際之差，與以往的雲泥之別相比，有了巨大提升。

當前的國際局勢下，國內推進醫療器械採購國產化的政策文件不斷。2021年10月，一份未公開的《政府採購進口產品審覈指導標準》（2021年版）流傳出來，要求了上百種醫療器械的國產採購比重，其中137種醫療器械要求全部國產。儘管該文件尚未通過官方渠道公示，但從多個地方已出臺的採購政策也能明瞭當下趨勢。對於國內醫療器械廠商而言，也是崛起的時間窗。

今年初，美國商務部將33家中國公司列入“未證實名單（Unverified List，UVL）”，其中CDMO企業藥明生物建廠所需的生物反應器部分硬件控制器、超濾膜包，就成爲受限品類。生物醫藥產業鏈上游的供應安全問題，又再次引發重視。

醫療器械的核心技術往往會涉及到材料、芯片、傳感器等，替代在繼續，但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速度卻不一定能那麼快。比如新冠疫情中，被反覆提及的ECMO“人工肺”，這一救命神器至今沒有國內企業研發成功，卡住進程的仍是“材料”，當前人工肺膜的材料只有美國、德國、日本的5家企業可以生產，而這部分又作爲核心技術機密被牢牢壟斷。這種局面下，中國企業的大額海外併購也屢見報端。

一款創新醫療器械，從立項到臨牀試驗、再到審批上市，往往需要5-10年時間。硬科技的創新道路且長，但一衆玩家已在路上，而且在當前的支付環境下，有臨牀價值的真創新纔可能既贏的資本、又贏得市場。

企業服務

現在的境況，對於國內的軟件基礎設施又有哪些啓示？

國產基礎軟件起步較晚，即便是成立於2000年前後第一批喫螃蟹的人，過去多年也並未迎來業績爆發。

如果沒有意外，國產基礎軟件將長期在國外競品的擠壓下踽踽前行。但2018年，一個不可忽視的轉折恰好發生——當“卡脖子”現象率先出現在芯片領域，國內創投風向陡然轉硬，基礎軟件自此也迎來新的創投熱潮。

以數據庫爲例，36氪統計得出，過去兩年間得到融資的國產數據庫公司超過37家，僅2021年獲得新一輪融資的企業就多達20家，這也是國產數據庫誕生以來一級市場最活躍的一年。而在操作系統方面，即便當前大家都認識到這類產品的打造對生態建設的要求極高，業內還是出現了麒麟、統信、普華和歐拉等一批產品。尤其麒麟和統信，被視爲當前國內最具競爭力的操作系統廠商，也被看作是自主可控的代表。

另一方面，時至2022年，遲遲不散的疫情成爲了又一個黑天鵝。通過前文對SAP、Oracle等公司的分析，我們瞭解到當經濟增長緩慢，大多數企業都會縮減IT預算。這意味着，處於政策強力驅動下的國產替代，基本成爲基礎軟件廠商當前實現快速增長的最穩妥可能。

在這其中，金融信創可能是當前最該被重視的領域。原因是，國產替代在各行業的推廣時間不同，將按照"2+8+N"的先後順序進行替代。2、8和N分別代表不同行業，2是指黨、政行業，8指的是金融、電信、電力、石油、交通、航空航天、教育、醫療行業，N是說汽車、物流、菸草、電子、建築行業。而出於當前國產替代的進度，我們認爲在黨政、金融等領域，尤其是金融信創的進展將給更多廠商提供更切實可見的業務空間。

原因不難推斷。首先，黨政領域是國產替代的排頭兵。這些行業中，客戶的國產替代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存量相較之前略微下降。相較而言，黨政中的“下沉市場”會是接下來國產替代的重點。而2020年金融信創一期試點推行，2021、2022年的相關工作也在按計劃推進，市場空間更爲廣闊。

第二，金融客戶向來重視IT投入。在疫情未散的前提下，它們是爲數不多IT預算充裕的客戶。從數據看，2020年啓動的金融信創一期試點，要求信創基礎軟硬件採購額佔到其IT外採的5-8%；2021年金融信創二期新增100餘家試點單位，信創基礎軟硬件在IT外採中佔比要求提高至10-15%。當然，這些預算既囊括基礎硬件，也包含操作系統、中間件等其他基礎軟件，單品類所佔比例暫不得而知。但根據一些券商調研，信創的出現在過去兩年內整體提升了一些客戶的IT投入。當金融信創進一步放開，相信符合要求的基礎軟硬件廠商都會因此受惠。

第三，出於業務特點和由此帶來的強監管要求，金融客戶對核心場景中產品的可靠、可用性考量超過了其他種種。這雖然帶來了不少挑戰，但同時也讓不少技術能力較強，且具備完整知識產權的廠商更有機會參與其中。

過去一段時間內，36氪觀察到不少數據庫、操作系統和中間件廠商有意佈局金融信創。但談及真正落地，其中的難度也不可忽視。

以數據庫爲例，首先從產品層面，不同廠商數據庫架構不同，國產數據庫廠商需要重視自身的產品兼容性，減少遷移過程可能給客戶帶來的問題。另外，現在不少客戶是從非核心業務做起，再逐步開展對核心業務的數據庫替代工作。36氪瞭解到，從過去的一些替代實踐經驗看，廠商需要從業務提出之初就和客戶一起共創，不斷根據其需求打磨產品，最終完成上線。這一過程可能耗費三年以上的時間。

再者，信創是一個系統工程，從下層的基礎軟硬件到上游的應用系統均屬其中。單個廠商作爲其中的一個角色，也需要跨界和各類廠商合作。這其中，產品間的兼容是一個重頭戲。我們瞭解到，有頭部廠商每年花費在不同公司、不同產品適配工作上的資金達到千萬元級別。

總而言之，國產替代對國內不少企業而言意味着新機會，但這勢必也是一場攻堅戰。主攻於此的基礎軟件廠商需要具備戰略定力，在產品、服務等方面有針對性地進行長期投入。

上行週期中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和爲他們送水的生意

處在上行週期的新能源車產業，做淘金者的送水人可能會得到更多。例如車燈、底盤電子、座椅、空氣懸架、車載芯片、智能座艙……

在燃油車時代，歐美日系整車的強勢造就了國際Tier1的巨大體量。而參照智能手機產業所帶動的國內屏幕、聲學、光學、半導體產業的崛起，智能電動車在國內的巨大市場也將爲國內的汽車產業鏈帶來新的機會。

僅以芯片來看，2012年至今，燃油車的平均單車芯片搭載量由400個增長至900個，而根據德勤預測，2022年新能源汽車平均單車芯片搭載量已達1459個。

業績也已部分反應了趨勢。以汽車電子爲核心主業的華陽集團，在經歷了2018年僅1700萬淨利潤的低谷後，2021年預告淨利潤已達2.9億元，在新能源車爆發的近幾年內複合增長率157.4%。

另一個具備“送水”潛質的產業鏈來自同樣受惠於新能源市場的動力電池。

自2020年Q3以來，鋰電行業進入了新一輪產能擴張週期，帶動了上游設備和原材料的大幅擴產。2022年Q1的數據顯示，鋰電行業整體擴產景氣還在持續，據高工鋰電不完全統計，一季度國內鋰電設備企業披露新增訂單8個，訂單總金額爲32.73億元。高工鋰電預測，2022年全球動力及儲能電池規劃產能將達1TWh，2022-2025年新增鋰電設備市場需求有望超3000億元。

儲能電池市場的增長也將爲設備企業。十四五期間儲能鋰電累計需求約200GWh。假設單位GWh的設備投資額爲2 億元，將在十四五期間累計帶動約400億元的設備需求。

由於鋰電池技術仍在材料和結構方面不斷創新，相應的工藝和設備也在持續更新換代，導致鋰電設備更新折舊週期通常在3-4年，這也進一步提升了對鋰電設備的需求量。

伴隨着下游新能源汽車需求超出預期供不應求，鋰電池企業紛紛加碼擴建產能，使得爲挖黃金提供鏟子的設備廠商大筆訂單在手。這也對鋰電設備廠商的交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鋰電形成有效產能的週期並不短，產線建成後產能爬坡還需要3個月左右。因此有設備廠商例如先導智能開始通過研發數字孿生技術提升產線虛擬調試能力，以幫助客戶縮短爬坡週期，提升產能利用率，同時增強自身客戶粘性。

結語：

在知乎上，有一個名爲“有哪些在經濟危機/下行/蕭條中成立，後來發展壯大，成爲行業巨頭的公司？”的回答，裏面列舉了從20世紀開始，在歷次經濟危機中成立的巨頭，比如寶潔、微軟、蘋果、通用汽車等。

這並非倖存者偏差，而是有切實的依據。2009年，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做了一項研究，他們有三個重要發現：

①在2009年《財富》美國500強公司中，有超過一半的公司是在衰退期或熊市期間成立的；

②經濟衰退雖然會衝擊公司業務，但是對於公司新業務、新模式的形成沒有明顯的負面影響；

③跟整個經濟體的就業相比，由創業公司創造的就業率對經濟衰退的敏感度更低。

這或許再一次證明，在危機中尋找到的機會無異於成功抄底，而每一次危機中所出現的系統性機會也有着相似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