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4月26日文章，原題：我珍愛地鐵生活，害怕失去它  自從1994年7歲時搬到紐約，我就開始乘坐地鐵。當時許多車站只接受代幣，貼着塗鴉的車廂也算是裝飾了車站。每個工作日的早晨，臉都不洗，睡眼惺忪，肚子空空的，我跟着父親穿過十字轉門。

地鐵使我們一家能夠住在布魯克林更便宜地方的同時，在曼哈頓下城和日落公園的華人社區上學和工作。但這意味着我們有時會在地鐵裏待幾個小時，比在家裏相處的時間還長。後來，因爲我們是無證移民，父母讓我獨自乘地鐵去唐人街的學校上學和回家。我很早就學會了在公共場所小心翼翼，提防任何可能攻擊我的人，或者更糟的是，質疑我的移民身份。在地鐵裏，我總感到更安全點。在地面上，我孤身一人，是弱者和“非法的”；而在地面下，我安坐於一羣人當中，是一個手裏拿着書的乘客，和其他人一樣，希望能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和一個空座位。

現在，離35歲生日只有幾個月，我坐地鐵的時間比使用其他任何交通工具的時間都要長。與其他地方相比，我覺得在地鐵裏會有一種歸屬感。但是，最近車站發生了幾起可怕的襲擊事件，我母親以前去日落公園上班的那條線上也發生了槍擊事件，我的歸屬感正在消失。於是，我到推特上呼籲大家分享自己的地鐵回憶。結果，荒誕的故事噴湧而來，但更多的是暖心的故事：好心人幫助迷路者、病人和醉漢，乘客急起身幫別人拿行李，讀者因書結緣，以及因偶遇而結下終生友誼。

如果說人行道上的紐約人不慌不忙、漠然而恬淡，那麼在地鐵裏，我們是憤怒、欣喜、恐懼、舞動、啜泣的一族。既然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地鐵成爲我們集體痛苦的聚集地也就不足爲奇。在站臺往往能夠感受到無房者和失業者的挫折，沒有經濟、情感或醫療支持的人的焦慮，移民、亞裔和其他非白種人的擔驚受怕，因爲他們又一次成了替罪羊。

地鐵有一種獨特的力量將紐約人聚集在一起，但在這場疫情中，它也將我們推得越來越遠。當對疫情的恐懼達到頂點時，當我被吼、被吐口水、被推搡得無法忍受時，我和其他許多紐約白領一樣，選擇在家裏工作，實在要出遠門，就乘坐出租車。

現在我回到了地鐵。我注意到獨自坐地鐵的亞裔美國人開始發現彼此，在站臺和車廂裏挨在一起。這往往是不知不覺的，但它幾乎總是伴隨着我們眉頭和肩膀的細微放鬆，我們的高度警惕性稍微得到緩解。也許，在這樣一個公共空間裏，信任周圍的人甚至超越了一個寶貴的座位和一份高薪的工作，是我最想追求的地下夢想。（作者王乾，陳俊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