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哥涅夫 | 文  關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上海疫情仍在持續，但復工的節奏已經迫不及待。所有人心裏都清楚，經濟要發展，工人要喫飯，國外消費者也還等着中國製造。

就連一向持重的企業家們，比如何小鵬、餘承東，近期也相繼公開喊話：上海再不復工復產，所有科技/汽車產業都要斷供停產了！

好在隨着復工復產“白名單”企業陸續公佈，上海，這顆停滯多日的“中國經濟心臟”，終於要重新跳動起來了。

有人戲稱，上海復工是被大廠CEO喊出來的。這話對也不對，從產業鏈的角度來看，復工復產更依賴成千上萬中小企業的通力協作。

這不，4月13日的國常會剛提出“穩經濟、保民生”，4月19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羅俊傑便吹風，今年準備再培育3000家左右“小巨人”企業，帶動培育省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達5萬家左右，將聯合財政部再支持一批“小巨人”企業高質量發展。

據悉，目前工信部正在完善“小巨人”企業的認定標準，計劃5月左右啓動第四批“小巨人”企業培育認定工作。

2022年的中國經濟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5.5%的增長目標，就看這些分佈在各行各業的“小巨人”是否給力了。

在“專精特新”“小巨人”等詞彙誕生之前，人們更熟悉另外一個詞：“隱形冠軍”。

這個由德國管理學家赫爾曼·西蒙1986年首次提出的概念，指的是銷售額不超過50億歐元，在某個細分市場上品牌位於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領先生產商，所以是冠軍；同時，這些企業又非常低調，公衆基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所以是隱形的。

2014年，隨着西蒙的新書《隱形冠軍：未來全球化的先鋒》，“隱形冠軍”的概念傳入國內，受到產業界的關注。書中提及，作者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這樣的隱形冠軍企業，其中德國獨佔了將近一半，有1307家，且大部分是製造企業；而美國只有德國的零頭，366家。

德國的這些隱形冠軍有多牛呢？

首先，它們在某個細分市場佔據了壟斷性的市場份額。比如有一家膠水公司，其生產的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膠水，銷售份額佔到全球75%；而另一家專門生產魚類加工設備的企業，則佔了全球80%的份額。

其次，這些隱形冠軍根本不靠價格戰來搶市場，而是堅持走高質高價路線。像同等重量的機牀，德國製造的價格是中國製造的20倍。

所以，儘管德國也不乏擁有西門子、大衆、奔馳等跨國巨頭，但真正支撐德國經濟的卻是以“隱形冠軍”爲代表的中小企業。數據顯示，德國99.6%的企業都是員工不超過500人、年銷售額在5000萬歐元以內的中小企業。這跟我們熟悉的西方大企業模式有很大不同，事實上，德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一直是發達世界的異類。

過去幾十年，歐美大多數國家紛紛忙着產業轉型升級，將製造業轉移到東亞、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自身重心則轉向投資回報率更高的科創和金融業，導致本土製造業比例一降再降，像法國的製造業比重就縮水了一半，英國更是縮水三分之二，美國製造業佔GDP份額甚至僅剩下13%。唯有德國逆勢而上，製造業份額不降反升。

根據2019年2月德國政府發佈的《工業戰略2030》，到2030年，該國製造業份額將從目前的21%進一步擴大到25%。光對中國的出口，21世紀頭十年就猛增了700%。高額的貿易盈餘讓德國經濟在歐盟中一枝獨秀，成爲歐洲經濟的壓艙石。

不過，“製造業立國”的模式一開始並不被外界看好。在互聯網新產業迅猛發展的1990年代，德國經濟還一度被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籤。但經歷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債危機，歐美的產業短板暴露無遺，並由此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像英國脫歐和法國黃馬甲運動，都和過度去工業化密切相關。

最近這些年，歐美諸國紛紛提出要“重振製造業”，而中國輿論場上也出現了拋棄盎克魯—撒克遜模式，轉向萊茵模式的呼聲。

誠然，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製造業、最齊全的工業門類，經濟面臨的問題不像歐美那麼嚴峻，但一些苗頭同樣應該引起重視。

一方面，隨着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用工成本大幅攀升，曾經獨步天下的中國製造開始遭到來自南亞、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正面“硬扛”，再繼續走過去那條靠價格優勢的老路已經行不通了。

另一方面，如今的年輕人多數不願意進工廠，大家都覺得二產落伍了，都在忙着退二進三，大力發展服務業。諸如寧波、無錫、佛山等改開初期的明星製造業城市，風頭完全被那些主打高新互聯網經濟的網紅城市蓋過。

爲了避免中國經濟重蹈歐美的覆轍，提升公衆對於製造業的信心和重視程度，工信部從2019年起陸續公佈了三批專精特新“小巨人”名單。國家、省、市出臺的一系列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中，也都提到“專精特新”相關內容，專精特新“小巨人”一時成爲高頻熱詞。

所謂“專精特新”，即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按照工信部的定義，專精特新“小巨人”是指那些專注於細分市場、創新能力強、市場佔有率高、掌握關鍵核心技術、質量效益優的排頭兵企業。

這個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工信部在《“十二五”中小企業規劃》中首次提出“將‘專精特新’作爲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

從2019年開始，工信部每年都會公佈一批專精特新“小巨人”名單。第一批248家，第二批1744家，第三批2930家，數量逐年增長。截至目前，已累計有4762家企業被認定爲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其中，上海、北京擁有的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超過250家，遙遙領先於其他城市，而寧波、深圳、天津、重慶和成都也都超過100家。

總體來看，頭部城市雖然三產比重較高，但依舊佔據了名單的“半壁江山”。全國45%的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都分佈在24個萬億GDP城市中。

不過這些城市內部，也存在一些引人關注的位次輪換。比如廣州、杭州甚至全球第一大工業城市蘇州，“小巨人”數量都未能擠進前10，反倒是平時不顯山、不露水的寧波，以182家力壓創新之城深圳（169家），位列全國第三，在非直轄市中排名第一。

事實上，寧波不僅“小巨人”數量全國領先，此前在工信部的“製造業單項冠軍”遴選中，更是以總計63家入選的成績，連續4年蟬聯全國第一。所以儘管缺乏航母級企業作爲產業支柱，外界對寧波的產業感知也比較模糊，但在衆多細分領域，“寧波製造”早已打響名號。

而這背後，既有浙江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基數龐大的“環境因素”，也跟當地政府歷來高度重視製造業的傳統有關。從2012年起，浙江省便連續出臺重磅文件，拿出有針對性的措施，通過瞄準打造隱形冠軍，鼓勵、引導中小企業走“專精特新”發展道路。

目前，浙江擁有全國民營500強企業96家、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149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70家，三項排名均居全國第一。“小巨人”企業數量比隔壁的江蘇（285家）多了近兩百家。這或許也能解釋江浙兩省近年來在外來人口增量方面的巨大差異。

某種意義上，“小巨人”的數量多寡從側面反映出地區的經濟實力。同時，考慮到“小巨人”主要集中在國家重點推進的“製造強國”“補短板、補鏈條”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也可以說，誰擁有更多的“小巨人”企業，誰就能在未來的產業鏈競爭中擁有先發優勢，立於不敗之地。

正因如此，所以新年伊始，全國各地便掀起了一輪加快專精特新企業培育發展的高潮。北京、廣州、成都等城市紛紛將培育壯大“專精特新”企業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或爲此制定相關文件和目標。

其中要數寧波和深圳的野心最大。兩地均提出，到2025年底，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達到或超過600家。這一目標數量已經大幅領先北京（500家）和上海（300家）。雖然最終能否實現，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專精特新“小巨人”正在成爲區域城市新的競爭賽道。而寧波與深圳，未來圍繞誰纔是“小巨人”第一城，註定將有一場激烈比拼。

最近兩年，互聯網上莫名其妙掀起一股風潮，將所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對立起來，褒實貶虛，拉一打一。

我雖然完全不認同這種觀點，但也必須承認，以中國幅員之廣大，城市數量之衆多，每個城市資源稟賦、使命定位之不同，不可能個個都搞互聯網，或靠金融業立市。對於絕大多數城市來說，堅守實體產業纔是出路。

這方面，我們有些城市，比如溫州，曾經走過的彎路，應該引起後來者的重視。

作爲中國民營經濟的重要發源地，溫州過去遍地都是五金大王、礦燈大王、螺絲大王、紐扣大王等隱形冠軍。但慢慢地，不僅外界視其爲低端製造，就連企業主自己也開始看不上這些微利行業，在積累了第一桶金後紛紛轉向房產或金融投資。

資本的豐厚回報有時容易讓人迷失，甚至將整座城市拽入歧途。21世紀頭十年脫實向虛的操作，在給部分溫州人帶來天量財富的同時，也爲溫州城埋下了大雷。產業轉型升級遲遲不見成效，低小散拖累城市發展後勁還在其次，各種由擔保、互保、甚至聯保吹起的民間借貸泡沫，終於在2011年的秋天，引發了震動全國的金融爆雷潮。

那幾年的溫州有多慘，聽過網絡神曲“江南皮革廠倒閉了”的都清楚。之前叱吒風雲的溫州炒房團從此銷聲匿跡，溫州房價更是遭遇腰斬，哪怕過去了十來年，也沒能恢復到當年的高位。

要知道，經過2015年那一波漲價去庫存，大多數城市的房價都翻了不止一番。像深圳漲了334.6%，就連浙北小城嘉興也漲了105%，而溫州呢？跌了31.7%，全國倒數第一。

好在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溫州城建開始脫胎換骨，產業轉型也有了起色，在熬過了2013年的至暗時刻後，溫州經濟復甦反彈跡象明顯。不僅保住了浙江省內“第三城”的位置，GDP重新拉開與第四名紹興的差距，而且成功重返全國30強之列，“小巨人”企業數量（52家）也與省會杭州（53家）不分伯仲。

寧波與溫州這一正一反兩個例子，再次證明了“無工不富”的道理。其實對於大多數城市來說，所謂轉型升級，並不意味着非要退二進三，放棄製造業這條熟悉的賽道。而是應該在製造業裏頭，尋找並選準符合自身產業特色的細分賽道，培育該賽道的“小巨人”。

當然，培育“小巨人”並不只是爲了參與國內區域城市間的競爭，那樣格局就小了，我們應該將其置於更宏大的世界政經時局，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及由此衍生的科技封鎖與反封鎖這一特殊背景下來看。

像這兩年讓中國特別難受的臺積電和生產光刻機的荷蘭ASML公司，本質上都是一個細分領域的“專精特新”企業。只不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如今的它們早已不是小巨人，而是巨無霸了。2020年以來，臺積電的股價更是高居大中華地區上市企業之首，長期碾壓騰訊、阿里等大廠。

難怪有人說，臺積電以一企之力撐起了臺灣競爭力；也有人擔憂，中芯如果不能抓緊趕上臺積電，或將影響國運。其實，不止在芯片領域，在任何有可能被國外卡脖子的高端製造上，我們都期待哪天能誕生中國自己的臺積電和阿斯麥爾。

這或許也是爲何疫情尚未結束，復工剛剛啓動，工信部門便馬不停蹄地又開始忙“小巨人”企業的培育認定工作了。相比今年的GDP能否保五，這事的長遠影響的確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