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esse

編輯/靖宇

蘋果的產品設計,似乎正變得越來越“矛盾”。

無論是產品線的規模,還是產品採用的技術,都在變得更加紛繁複雜。蘋果不再是那個“用一款產品打天下”的蘋果。

這很反常。早在喬布斯時代,蘋果一直崇尚用簡潔易懂的方式滿足用戶需求。面對問題,蘋果更願意提供一個“標準答案”,而不是多個“可行解”。

這種宗旨,即“用相同方式設計不同產品”,被稱爲蘋果產品的“大統一理論”(The Grand Unified Theory)。2015 年前後,蘋果曾對外透露了這樣一個“理論”的存在。

但這套理論已經破產,最近出版的書《After Steve》(喬布斯之後)提供了一些新的內幕。故事的主角,就是前蘋果首席設計官,Jony Ive。

Ive 將一個美妙的理想,帶進了死衚衕,並最終迷失在時代的浪潮裏。

交互“大統一”

很多從小用 Windows 電腦的用戶,剛開始接觸 Mac 時,最不習慣的交互之一,是 Mac 的鼠標。

與 Windows 上鼠標滾輪向下滾動就向下翻頁的邏輯不同,Mac 默認的“翻頁方向”,是手指向上滾,頁面向下翻。

這個邏輯起源於 2008 年,當時初代 iPhone 剛剛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在蘋果內部,大家確信,iPhone 上搭載的“多點觸控”技術,代表了交互的未來,也應當被用在 Mac 上。

2008 年,蘋果推出了第一款搭載“多點觸控”觸摸板的 Mac,MacBook Air。次年,蘋果又發佈了第一款支持多點觸控的鼠標,妙控鼠標(Magic Mouse)。

在新的觸摸板和鼠標上,蘋果採用了和 iPhone 相同的交互邏輯:“自然方向翻頁”,即兩根手指往上滑,頁面往下翻,就像翻一張紙一樣。你還可以像操作 iPhone 一樣,用兩根手指縮放圖片、網頁。

這就是蘋果,如果它覺得某個功能點,某種交互方式更好,那就應該把它用在所有的產品上,不惜打破用戶已形成的使用習慣。

類似的顛覆,在蘋果公司數十年的發展史上,一點都不新鮮。

史蒂夫·喬布斯是一個非常重視“交互”的電腦設計師。他沒有技術背景,不會寫代碼,也不那麼懂工程。但他知道,如果想讓這個名爲“計算機”的機器走進尋常百姓家,最需要解決的,就是“交互”的問題。

喬布斯堅信,設計定義體驗。所以他在介紹 iPhone 時強調,iPhone 的“多點觸控”,是蘋果帶給世界的第三次交互革命,前兩次分別是 Macintosh 上的“鼠標”,和 iPod 上的“觸控轉盤”(Clickwheel)。

2011 年,喬布斯去世後,蒂姆·庫克接班成爲 CEO,但產品交互設計的大權,落在當時的首席設計師,Jony Ive 身上。

從上世紀 90 年代起,Ive 一直與喬布斯保持着緊密合作,定義蘋果產品的設計。喬布斯去世後,Ive 依然堅定地貫徹着之前定下的發展路線圖。其中最核心的一件事,簡單來說,就是要把 iPhone 上成功的交互設計,產品特性,推廣到整個蘋果產品線。

這一思路也得到了 Phil Schiller 的支持。作爲負責市場營銷的高級副總裁,Schiller 相信,包括“多點觸控”、“視網膜屏幕”在內的產品概念,已經因爲 iPhone,有了相當高的用戶認知度,能更好體現 Mac 的產品優勢。

所以,自 2008 到 2015 年,蘋果不僅發佈了支持“多點觸控”的觸摸板和鼠標,還用同樣的邏輯,改造了 Apple TV 的遙控器,又推出了搭載“視網膜屏幕”的 MacBook、iMac 5K、iPad Air……

Jony Ive 完成了喬布斯未竟的事業,把以“多點觸控”爲核心的 iPhone 的交互邏輯,推廣到了整個蘋果產品線,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大統一”。

擺在 Ive 面前的問題只剩一個:然後呢?

觸控的未來

作爲硅谷最激進的“創新分子”,喬布斯近乎偏執地熱愛新技術,與此同時,又對產品體驗有着異乎尋常地執着,事事完美主義。

喬布斯曾多次表達過,要將目光看向未來,而不是沉湎於當下已取得的成就。

顯然,Jony Ive 謹記着喬布斯的教誨,在搞定“推廣觸控”這件事後,他立刻開始思考:iPhone 的未來,“多點觸控”的未來是什麼?

很快,他交上了一份答卷。

2014 年秋季,蘋果租下了加州庫比蒂諾的弗林特中心,作爲發佈會場地。30 年前,喬布斯就是在這個地方,發佈了他最引以爲傲的個人電腦,Macintosh。發佈會前,蘋果的高管們,包括庫克本人,也罕見地對外界透露:蘋果將帶來“歷史上最好的”、“真正偉大的”產品。

9 月 9 日,庫克向全世界介紹了這款“重新定義用戶期待”的產品:Apple Watch。

僅僅從發佈的方式上,你就能感受到蘋果對 Apple Watch 到底有多重視:租下 30 年前發佈 Macintosh 的場地;用 One More Thing 作爲引入;採用最高級別的保密,提前半年發佈,防止任何供應鏈、監管部門的消息流出……庫克甚至用了喬布斯當年介紹初代 iPhone 時一模一樣的方式,將 Apple Watch 定義爲“交互界面的革命性突破”。

而這個所謂的下一代交互方式,就是“壓力觸控”(Force Touch)。

在 Jony Ive 的描述裏,“壓力觸控”,相當於給浮於平面的“多點觸控”,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維度——深度。不只如此,通過全新的“觸覺引擎”(Taptic Engine),用戶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得到了擴增,不只是聽到、看到,還可以感覺到。

有了新的交互方式,Ive 當然也要將它推廣到整個蘋果產品線,實現“大統一”。

這一次,Ive 的動作快了很多。2015 年,蘋果先是推出了一款全新的 MacBook,首次搭載了“壓力觸控板”。這塊觸控板下面內置了一個震動線圈,檢測壓力的同時給到震動反饋,讓用戶感覺自己好像“真的按下去了”。之後,同樣的技術被推廣到 MacBook Pro 以及 iMac 5K 的獨立觸摸板上。

秋季,蘋果又推出了全新的 iPhone 6s 系列,搭載“觸覺引擎”和 3D Touch。Ive 把觸控的“第三維度”,帶到了蘋果銷量最高的明星產品,iPhone 上。

Ive 推廣壓力觸控的決心很大,速度很快。但壓力觸控到底可以解決什麼需求,定義就相對模糊很多。

初代 Apple Watch 上,你可以通過重壓呼出菜單、更換錶盤;iPhone 上,也是重壓圖標呼出菜單,以及重壓照片、郵件等內容,進行“預覽”……都不是什麼殺手級應用場景。

過去的蘋果,或者說喬布斯,每帶來一種新的交互方式,都是爲了創造全新的產品形態,帶來全新的體驗。別說殺手級應用了,整個產品都是圍繞新交互展開的。即便如此,Macintosh 在發佈早期也遭遇了大失敗,初代 iPhone 的觸控交互同樣被認爲效率遠不如黑莓的物理全鍵盤……想要推廣新東西,總是很難的。

對 Jony Ive 來說,這一次,他只能把一切籌碼,押注於未來。但很快,事情就開始變質了。

創新的代價

2016 年,Jony Ive 對“觸控交互”發起了最後一次 all-in 式的押注。

秋季,蘋果推出了全新的 MacBook Pro。這個時間節點對蘋果同樣意義非凡:它是蘋果發佈首款筆記本的 25 週年。

新 MacBook Pro 最大的變化是 Touch Bar。用一句話形容 Touch Bar:它將 iPhone 的屏幕,放到了筆記本上,取代了傳統的物理功能鍵。

實際上,這個想法並不新鮮,觸屏式智能手機席捲世界之後,一直有人說,要把觸摸交互方式帶到電腦上。包括聯想、微軟在內的 PC 軟硬件大廠,都早於蘋果開始了嘗試。

但 Jony Ive 的 Touch Bar,仍然有它的創新之處,甚至暗示了一個更“瘋狂”的未來。

當時,蘋果在 Mac 上力推的產品創新有三:一是可以感應壓力,通過震動反饋的“壓力觸控”;二是鍵程更短,更薄,手感反饋更乾脆的“蝴蝶鍵盤”;三是開發者可以自行設計界面的 Touch Bar。

不難發現,如果這三項設計各自持續發展,最終指向的未來,就是一個“沒有實體鍵盤,C 面也是一整塊屏幕”的 MacBook。不少人認爲,通過壓力感應和震動反饋,蘋果或許真的能在一塊屏幕上模擬出類似物理鍵盤的手感。

當然,以上這些都是坊間流傳比較廣的猜測,Jony Ive 具體是怎麼想的,事情在蘋果內部推進執行到了什麼層面,我們不得而知。2016 年的 MacBook Pro 之後,蘋果再也沒有嘗試過,對“交互”進行顛覆性創新。

回顧這段歷史,如果說 Ive 那些創新的交互設計,僅僅是“不成功”而已,或許一切還可以被原諒,庫克帶領的管理層也還可以給他更多時間。

問題在於,這一系列創新的代價,真的太大了。

iPhone 6s 因爲採用 3D Touch,屏幕模組變厚,導致電池容量被擠佔;Touch Bar 取代功能鍵,導致一部分對 Esc 鍵有剛需的程序員非常不習慣;更不必說爲了達到 Ive 想要的,“近乎完美的簡潔、輕薄”,新 MacBook 去掉了風扇,Pro 電池縮水,連大部分配件都需要用轉接頭,整個 Mac 產品線都陷入一場散熱災難……這一系列詬病鋪天蓋地,即便是蘋果,也無法完全坐視不理。

除了交互,Jony Ive 還不斷探索工業設計的邊界,做各種材料和工藝的嘗試。此前,在和喬布斯合作的十幾年裏,他們探索過用彩色塑料做產品,用 CNC 削一塊完整的鋁,把金屬和玻璃連在一起……都是偉大的創新。從 Apple Watch 開始,Ive 將目光瞄準了高強度不鏽鋼和黃金。

他堅持做了售價最高可達 126800 元的純金手錶。即便售價如此昂貴,這個表也並沒有那麼想象中那麼高的利潤,因爲其中用到的黃金比一般的黃金強度要高得多,成本也更高——是 Jony Ive 堅持要用的。這些金錶最終當然大規模滯銷,費了蘋果不少錢。

又比如從 iPhone X 這一代手機開始的採用的,不鏽鋼弧形中框。這個設計之後一直被用在 Pro 系列的 iPhone 上,帶動 iPhone 售價節節攀升,直到 iPhone 12 系列被改回直角。

必須承認,Ive 在蘋果任職生涯末期,做的設計,愈發“形式大於內容”。2019 年夏天,最後一款由 Ive 操刀設計的產品,Mac Pro(2019) 和 Pro Display XDR 發佈。售價 7799 元的顯示器支架、3000 塊錢的機箱滾輪引發一片噓聲。

噓聲中,Jony Ive 離開蘋果。

新“大統一”時代

2015 年,蘋果剛剛發佈新的 iMac 5K 時,當時負責營銷的蘋果核心高管,Phil Schiller,接受媒體採訪,聊到了蘋果的產品設計哲學。

他說,蘋果的所有產品,從 Apple Watch 到 Mac,實際上都是“電腦”,只不過各自有獨特的功能和形態。Apple Watch 的終極目標是接管一部分,你原本要在 iPhone 上做的事,這樣就可以降低拿起手機的頻率;而 iPhone 的目標,是爲了接管一部分你要在 iPad 上做的事,再往後,MacBook、臺式 Mac……以此類推。

這解釋了爲什麼蘋果一直想用一套完整的“交互方式”詮釋一切。他們希望你用了 iPhone,就能自然地用同一種方式,用好整個全家桶。但無論是 Mac、iPad、還是 Watch,它們的形態各不相同,本不應該用“同一種方式”去交互。

今天的蘋果產品線,越來越龐雜,很多“統一感”都在消失。比如 iPad Pro 用着 Face ID,Air、mini 配備的則是 Touch ID;iPhone 的“劉海”裏有 Face ID,MacBook Pro 沒有;又比如蘋果目前在售的兩款顯示器,居然不能兼容彼此的支架;以及 iPhone SE 3,5 年之後,還沒有更新到“全面屏”設計……唯一實現統一兼容的蘋果產品,可能只剩下那塊擦屏布了。

但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去觀察,蘋果產品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大統一”,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大統一”。你用 Mac 的鍵盤鼠標,可以自動連接、操作 iPad;健身時,Apple Watch 的運動信息可以投到 Apple TV 上;包括越來越好用的 AirDrop、跨設備複製粘貼、隔空播放聲音和圖像……

蘋果不再拘泥於單個產品的設計,而是希望實現更順暢的跨平臺協作,提供一致的服務體驗。這件事,主要還是歸功於全平臺統一的自研芯片。

負責芯片開發的 Johny Srouji 的團隊,和負責軟件的 Craig Federighi 的團隊,正在重新定義蘋果的“全家桶體驗”。

Jony Ive 功過

《After Steve》記錄了喬布斯去世後,蘋果的發展和動盪之路,也回顧了 Jony Ive 這套“大統一理論”逐步破產,最終被清算的歷史。

書裏,Jony Ive 被刻畫成一個有着偏執完美主義,又在蘋果內部有着極高話語權的“神”。在他的陰影下,硬件工程團隊的很多聲音,並未被充分聽取、採納,最終導致產品失敗。

某種程度上,這就是喬布斯的性格。只不過,喬布斯手裏的蘋果,實力遠不如過去 10 年那麼強盛。作爲親手將公司送進深淵,又親手把公司從破產邊緣挽救回來的創始人,喬布斯雖然偏執,大膽,但他或許比 Ive 更懂得,創新的“邊界”在哪。

後喬布斯時代,Ive 試圖用單一邏輯設計一切,這種想法無異於刻舟求劍,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反而付出了更多代價。比如爲了讓鼠標實現用 Lightning 線充電,同時保持他想要的優美形狀,最後只能把充電口設計在底部,備受嘲諷。

今天,3D Touch、Touch Bar 早已是歷史名詞,手錶上的壓力觸控也被移除。過去三年發佈的,未經 Jony Ive 之手的新產品,總體上更便宜、更實用主義了,大幅改善了續航、散熱、接口豐富度、鍵盤手感等“實用性功能”。

效果立竿見影。近兩年,蘋果年收入以 20-30% 的速度高速增長,用戶反饋也肉眼可見地改善。而且,更便宜的產品,反而讓蘋果的總體利潤率飆升,從此前的 21-22%,一路飆升至 26.5%,增長了約 25%。

Ive 那些昂貴的設計,除了帶動產品售價節節攀升,反而沒那麼賺錢。

《After Steve》出版之後,有兩種聲音開始激烈交鋒。一種認爲,Jony Ive 一系列的設計失敗,極大傷害了用戶體驗和公司利益,離開公司也是理所當然;另一種則認爲,庫克爲首的,只知追求利益的管理層,逼走了 Ive,使蘋果徹底失去了它的靈魂。

這件事非常複雜。比如書中提到,Jony Ive 借庫克之手,開除了當年負責軟件開發的高級副總裁 Scott Forstall。而繼任者 Craig Federighi,曾被報道跟 Forstall 關係不錯。不難聯想,Ive 和 Federighi 在之後數年的共事生涯中,並沒有實現充分合作。這是否是 Ive 的設計無法在軟件層面落地的原因之一呢?責任又要歸給誰呢?

這段歷史的跨度很長,包含了太多私人因素,作爲局外人,基於一部分細枝末節就發出判斷,並沒有什麼意義。

2011 年,喬布斯在病榻上,彌留之際,他告訴庫克:“(今後)面對問題,不要假設我會怎麼做,做你認爲正確的事。”以喬布斯和 Ive 的關係,他大概率也將一些事,託付給了 Ive。

回顧過去 10 年,蘋果發佈過的產品,不難發現:在喬布斯去世後的 5 年裏,Ive 相當努力,有條不紊地執行着他的工作,全然不像後來報道傳聞的那樣“天天摸魚”。

所以,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很難說庫克和 Ive 誰做得更好。只能說,庫克順應了這個時代,這個“單個產品難以再改變世界”的時代,他實現了喬布斯的託付,用“正確”的方式,帶領蘋果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而 Ive 的時代,停在了那個硬件創新蓬勃生長,且有喬布斯爲他掌舵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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