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直播等新業態快速興起，也不可避免地對未成年人造成影響，相關問題備受社會關注。圖/IC photo

作者：亓拾遺  編輯：徐彥琳

《意見》是治理未成年人蔘與網絡直播的“更進一步”。

5月7日，中央文明辦、文化和旅遊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關於規範網絡直播打賞 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的意見》（下稱：《意見》）。《意見》提出“禁止未成年人蔘與直播打賞”“嚴控未成年人從事主播”“優化升級‘青少年模式’”“建立專門服務團隊”等七方面的具體措施，並從組織領導上要求直播平臺提高思想認識、加強統籌協調、壓實主體責任和開展督促檢查。

這是持續近兩年的直播行業監管中，首次提出針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專項意見。該《意見》中不少條款也對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進行了繼承和發揚。

近年來，隨着網絡直播等新業態的迅速興起，網絡直播、直播電商等產業得以發展。但是，隨着相關事務的發展，網絡直播領域也暴露出諸多亂象，平臺主體責任缺失、主播良莠不齊、打賞行爲失範等問題多發頻發。尤其是，部分未成年人沉溺直播、參與打賞，造成的相關問題，已嚴重損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事實上，2016年至今，隨着短視頻、直播的社會影響力逐漸增大，國家網信辦、文旅部、公安部相關部門對其監管也越來越嚴格。監管在2020年6月達到一波小高潮，國家八部門聯合印發了《開展網絡直播行業專項整治和規範管理工作方案》，相關部門開始了一系列對網絡直播行業的調研和治理工作；2020年11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發佈《關於加強網絡秀場直播和電商直播管理的通知》，要求網絡秀場直播平臺要對網絡主播和“打賞”用戶實行實名制管理；同月，國家網信辦也發佈了《互聯網直播營銷信息內容服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2021年2月，國家網信辦、全國掃黃打非辦等七部門聯合發佈《關於加強網絡直播規範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督促平臺對主播賬號實行分級分類管理，防範非理性、激情打賞，遏制商業營銷亂象；2021年下半年，稅務部門已相繼曝光朱宸慧（雪梨）、林珊珊、黃薇（薇婭）等多名網絡主播涉嫌偷逃稅款案件。

在此背景下，四部門發佈《意見》，着眼於網絡直播亂象對未成年人的影響，依法提出針對性的治理舉措，爲未成年人蔘與網絡直播打賞等活動劃出了清晰而明確的紅線。這無疑極具現實意義，也是規範網絡直播亂象的題中應有之義。而規範直播亂象，則離不開平臺企業對意見要求的積極落實和高度行業自律。

今年3月，《法治日報》報道，據相關統計，未成年人在直播打賞的用戶中佔據重要比例，每10個直播用戶中，就有一個未成年人。由此可見，熱衷直播打賞的未成年人絕非個例。而近年來此起彼伏的“未成年人打賞門”事件，也不斷刷新着公衆認知。

其實，對於網絡直播打賞等糾紛，最高法早在2020年5月就曾以司法解釋形式明確，限制民事行爲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遊戲或者網絡直播平臺“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而此次四部門出臺《意見》規範未成年人蔘與直播打賞，發現網站平臺違反相關要求，從嚴從重採取暫停打賞功能、關停直播業務等措施。這無疑是相關治理的“更進一步”，也以嚴厲的處罰措施倒逼直播平臺明確自身的責任和義務。

這就要求，各相關平臺要迅速行動起來，聚焦未成年人保護，堅持問題導向、重拳出擊，標本兼治、綜合施策。具體而言就是，要對網絡直播中針對未成年人蔘與直播打賞、從事主播等行爲進行嚴格整改，切實落實《意見》要求，履行平臺主體責任。

比如，從打賞機制層面入手，用明確的規則規制未成年人蔘與打賞的行爲。同時更要注重“源頭管理”，加強主播賬號註冊審覈管理、落實實名制註冊管理以及優化“青少年模式”等。平臺和行業自身尤其需要自覺履行法律責任，不得越過“禁止未成年人蔘與直播打賞”這條紅線。

新業態意味着新機遇，但也帶來了新的風險。有關部門和企業都要在新業態發展過程中提前看到風險，並積極化解，以行穩致遠。當然，更爲重要的是，任何發展都不能脫離法律的範疇，涉及未成年人則需更加重視。

說到底，對於未成年人蔘與直播打賞、從事主播亂象的整改，除了積極監管和法律規制外，還得看各直播平臺和行業的自律程度。無論是從源頭的賬號申請註冊規範，還是事中的嚴格內容審覈把關流程，抑或是事後的未成年人打賞投訴與退賠機制的建設等，都需要平臺主動發揮能量。

而這，不僅事關網絡直播平臺企業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的社會責任履行，也事關平臺企業能否獲得更健康、持久的更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