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相秒 宋潤茜]

自2月下旬以來，美國頻頻借烏克蘭危機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從2月底退休上將、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率由前國防部副部長弗盧努瓦、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奧沙利文等組成的高級別安全事務代表團低調赴臺，到3月2-5日前國務卿彭佩奧帶領的跨黨派資深代表團高調會見臺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島內主要政要，再到4月上旬衆議院議長佩洛西揚言但未遂的訪臺計劃，以及3月11日總統拜登簽署包含“禁止用政府經費製作、採購或展示任何不正確標示臺灣領土的地圖”等涉臺內容的《2022財年聯邦政府撥款法案》，美國近期在臺海問題上可謂“上躥下跳”。還包括部分國家聞風起舞，在涉臺問題上陰陽怪氣，小動作不斷。4月5日，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聲稱，抑制中國行動以免臺灣海峽發生事態很重要，應通過支持烏克蘭來威懾中國“武力改變現狀者將付出高昂代價”。

而臺灣民進黨當局則藉機呼應美日立場，利用島內對“今日烏克蘭明日臺灣”的擔憂和輿論風向，加快推進軍購案，營造出整軍備戰的肅殺氣氛。就某種意義而言，臺海的硝煙味似乎一點也不輸遠在數萬公里之外的俄烏衝突主戰場。

儘管我們一直強調臺海問題與烏克蘭危機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但美、日及民進黨當局有意將二者混爲一談，其背後用意幾何，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對臺海局勢可能帶來的新變數值得防備。

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有着本質不同

正如美國防長奧斯汀4月5日向國會衆議院所坦承的，謹慎將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危機相提並論，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也早已闡釋了兩個問題之間存在本質區別。

兩岸本是同文同種，二戰結束後，按照1943年《開羅宣言》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臺灣連同澎湖列島等重歸於中國主權管轄之下。在隨後的國共內戰中，戰敗的國民黨殘餘軍政人員退據臺灣，在美國支持下“割據一方”。這是兩岸今日之特殊關係的始端。

而烏克蘭危機的歷史背景更爲複雜。烏克蘭一直處於東西歐不同宗教、文明及權力既融合又碰撞的過程中，這種特殊的歷史糾葛也使其國內東西兩部分以及不同政治勢力之間長期存在巨大“鴻溝”。烏克蘭的首都基輔是俄羅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其大部分地區都曾長期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東烏克蘭”也曾是蘇聯創始國之一。直到蘇聯解體，烏克蘭真正成爲獨立的主權國家。複雜的歷史經歷，再加上西方權力、意識形態和宗教的衝擊，烏克蘭慢慢陷入國內政治發展方向的“迷失，這是危機的根源所在。

烏克蘭危機是國家權力競爭的結局，本質上是冷戰結束以來歐陸東西間地緣政治格局的平衡一步步被打破、國家間你來我往的權力競爭愈演愈烈的產物。而臺灣的主權歸屬早已明確，臺灣問題的本質是事關兩岸同屬“一箇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的內政問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一決議已經從法律、政治及程序上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中的代表權問題。截至2021年12月全球已有181個主權國家承認了兩岸同屬一箇中國之事實。

何況，兩個問題已有的發展軌道迥然不同。兩岸關係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雖幾經跌宕起伏，但爲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及統一，達成了“九二共識”一中原則作爲處理當前兩岸特殊關係的臨時性安排，統一是歷史大勢所趨。

相較之下，圍繞烏克蘭的矛盾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北約雖然在1994年和1997年與俄羅斯簽署“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和“基本協議文件”，併成立了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允諾俄羅斯在北約事務上具有一定的發言權，但這一波操作並非意味着北約停止權力擴張的步伐。自1999年吸收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加入北約，便開始大規模“東擴”進程，此後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11國收入麾下，構築了北起波羅的海，經黑海達中亞的“弧形圈”，已然是一個總人口達9.38億、面積超過2000萬平方公里、軍費開支佔世界國防開支70%以上的巨型軍事集團。正是北約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裏將勢力範圍向東縱深延長超過1000公里，打破了蘇聯解體後西歐與東歐本可以維持的動態平衡，甚至變本加厲試圖將觸角伸進與俄羅斯毗鄰且有着複雜歷史關係的烏克蘭，才導致了今日的武裝危機。

　　2021年10月22日，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出席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期間重申，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地區提供協助，但拒絕明確說明是否會出兵協防。

美日臺三方各有盤算

從美國防長奧斯汀的表態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決策團隊及國會並非不知臺海問題與烏克蘭危機的顯著差異，但明知故犯，密集安排層級一次比一次高的代表團竄訪臺灣，任由前國務卿蓬佩奧公開發表“美應支持臺灣獨立”的激進論調，同時以派遣軍艦穿越臺灣海峽、與日澳聯合研發超高音速武器、在關島增加部署一艘洛杉磯攻擊性核潛艇等方式展示武力。其用意不外乎有三：

第一，希望通過在臺海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穩定軍心。就在今年2月13日，拜登在聲明中向烏克蘭保證，美國將“迅速果斷地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任何進一步“侵略”，但美國事後令人大跌眼鏡的反應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包括亞太地區在內的全球盟友和夥伴國對其安保承諾有效性的質疑。譬如，臺灣島內機構針對“是否相信美國會在臺海衝突中協防颱灣”的民調發現，烏衝突發生後有55.9%的受訪人選“否”，選擇“是”的比例從去年的65%下滑到34.5%。

爲此，拜登政府自俄烏衝突爆發後已數次向日本、新加坡、印度等盟友及夥伴國確認美國印太戰略不會因此而分心，重申其安保承諾有效。從這個層面看，打消部分盟友疑慮、穩住合作伙伴的軍心、確保聯盟和夥伴戰略順利推進是美國在臺海問題上持續“加碼”的主要考量之一。

第二，企圖懾止中國大陸。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務院、國防部和國會參衆兩院朝野各界輪番上陣，將兩者關聯起來密集發聲。副國務卿舍曼和財政部長耶倫4月6日表態稱“任何武力奪取臺灣的行爲均不可接受”“如果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美國準備好施加類似對俄羅斯那樣的制裁”，14日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沙利文表態“美臺之間依據‘臺灣關係法’存在明確的安全夥伴關係”，美國會“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確保中國不“入侵”臺灣。

拜登政府似乎正全力向中國大陸傳遞信號，讓中國大陸確認“對臺灣採取武力不可取”。更值得關注的是，拜登政府竟默許蓬佩奧以“半官方”身份公開表態支持“臺獨”，這一現象即便在特朗普政府亦未曾有過，這是美國自冷戰以來對“臺獨”最爲露骨的表態，某種程度上反映拜登政府正在施展“預防性外交”，企圖通過“亮底牌”來促使中國大陸不可“輕舉妄動”。

第三，“脅迫”中國配合制裁俄羅斯。美西方開啓對俄製裁之後，西方輿論便掀起了、“中國向俄羅斯輸血“的輿論風波。美方顯然清楚中方不會參與對俄單方面制裁，但仍試圖通過勸服和施壓的方式避免中方成爲俄羅斯緩解外部制裁壓力的倚借力量。這些輪番上陣的白宮官員，正是美國“脅迫”策略的一部分，將臺灣問題等作爲國務卿布林肯口中所說的“懲罰”中國大陸支持俄羅斯的籌碼。

另一方面，民進黨當局上臺6年來，“臺獨”之路收效甚微，於是恰好藉機炒作俄烏衝突，以此達到三個目的：激起島內民衆對大陸的威脅感和牴觸情緒、推進軍備軍購和“臺獨”進程、綁定美國作爲靠山、在全球範圍內編制所謂“挺臺”陣營。

此外，作爲美國在亞太一大支點的日本，其表態和舉動也顯然將烏危機作爲擴張自己影響力的機會，尤其是加強與美英澳等國在網絡安全、情報、超高音速武器等領域的合作，而臺灣問題又再次成爲日方鼓吹“中國威脅”的重要註腳。

臺海局勢面臨三方面不安因素

目前的臺海局勢面臨着冷戰結束以來最爲複雜的國際和地區大環境，至少存在三方面挑戰。

一是臺當局借烏危機主動向美西方集團“投懷送抱”，並在島內推銷“不對稱戰術”，加速武器裝備的步伐，這無疑是在考驗中國大陸的耐心。

今年1月28日，蔡英文召開“國安會”稱，臺灣長期面對來自大陸的軍事威脅與恫嚇，對烏克蘭的處境感同身受。俄烏開戰後，民進黨當局“上躥下跳”，第一時間跟進美國對俄製裁，將半導體、儲存集成電路、數字轉換器、變頻器、用於組裝集成電路的設備、電信設備等50多個產品列入對俄出口管制，同時與美日等國頻繁互動，稱烏克蘭危機“絕對不能容許在印太地區發生”，無不透露出借力聯合遏制中國大陸的企圖。

此外，民進黨當局又以“不對稱戰術”之名趁機加快推進軍購案。2月23日，蔡英文提出了所謂“因應烏克蘭局勢四點部署”，其中之二即要求安全和防務部門務必提升對臺海周邊軍事動態之各項監偵及預警，持續強化對臺海軍事動態因應整備，即時有力因應各種狀態，確保防務安全；全面提升應對“認知作戰”，穩定社會民心士氣。

臺當局還提出爲期五年、總值達86億美元的“海空戰力提升計劃採購特別預算案”，擬向美國採購海軍高效能艦艇、岸置反艦飛彈系統、海巡艦艇加裝戰時武器系統、陸基防空系統、無人攻擊載具系統、雄升飛彈系統、萬劍飛彈系統和野戰防空系統。該特別預算案目前已在“立法部門”三讀通過，加上去年以來向美採購的總價值將近10億美元的M109A6自走炮、愛國者導彈工程勤務及導彈效能鑑測計劃的設備與服務，以及即將敲定的愛國者防空系統和相關設備的培訓、規劃、部署、操作、維護和保養等等，一系列“非對稱戰術”的“武備計劃”與兩岸數年前達成的促進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共識、以及互動中形成的相互保持克制的默契顯然背道而馳。既升高臺海緊張態勢，也在考驗兩岸關係的韌性。

二是美國的極限施壓導致中美在臺海擦槍走火的風險越來越高。從“拉爾夫·約翰遜”號導彈驅逐艦前後幾度穿越臺灣海峽，到“林肯”號航母現身南海，美軍近期一系列看似常規的動作實則用心良苦。正如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4月初所聲稱的那樣，美將幫助臺灣進行“自我防衛”，同時要讓中國大陸知道“攻佔”臺灣是個“非常、非常難以實現的目標”。而美方最近先後3次派遣高級別代表團訪問臺灣，其用意也無外乎以外交和軍事的“極限施壓”以達到大陸“不敢貿然效法俄羅斯”的威懾效果。

當然，美方在這一極其敏感時刻採取軍事外交“示強“做法，也是在試探中國大陸的“底線”，試圖探知“中國大陸到底對美臺合作能容忍到什麼程度”，“什麼樣的行動可能觸發中國大陸的反制”。這種步步緊逼式的試探性舉動實質上是在走鋼絲，雙方因信息不對稱和誤判而導致的擦槍走火及外交對抗升級的危險性，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是日本等區域國家渲染臺海緊張局勢，只會讓虛假信息和謊言漸漸變成現實。日本近來在臺海問題上的立場耐人尋味，尤其是防衛大臣岸信夫4月5日所聲稱的，抑制中國行動以免臺灣海峽發生事態很重要，應通過支持烏克蘭來威懾中國“武力改變現狀者將付出高昂代價”。這一表態與前首相安倍晉三強調的“絕不能允許以武力方式片面改變印太地區現狀”可謂如出一轍，都是日方試圖利用烏克蘭危機，與臺灣當局建立以美國爲中心的“攻守同盟”的重要信號，而中國大陸則是日本話裏話外的潛臺詞。

臺海局勢之未來

我們可以大膽預測，如果按照臺當局及美日目前的政策思路及軌道演進，臺海局勢的未來不容樂觀，至少可能出現三種結局：維持目前“鬥而不破”但緊張對峙的狀態，繼續升溫日益逼近衝突的臨界點，爆發直接軍事衝突。

民進黨自2016年上臺至今，兩岸關係凍結乃至倒退，大家都有目共睹，尤其是蔡英文當局一系列“去中國化”的漸進式“臺獨”舉動，與美日“無節制”勾連，使得兩岸又倒退回陳水扁時期的僵持甚至對立。但“臺獨”的白日夢能不能實現，也要取決於美國的抉擇。

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更符合美國現階段的戰略需求，原因有三：第一，維持臺灣“不統不獨”的現狀對其價值更大。美國可以靈活運用臺灣問題，包括對臺軍售、提升臺國際地位、派遣高級別官員訪臺等作爲要挾中國大陸在其他議題上妥協讓步的籌碼。第二，美國國內雖有部分鷹派叫囂不惜爲臺一戰，但從特朗普政府末期及拜登上臺以來一直強調中美危機管控，2021年10月美防長奧斯汀拒談是否“協防颱灣”，可見府會朝野絕大多數決策精英對於捲入臺灣島內“激進臺獨”而引發臺海衝突仍持謹慎立場。第三，臺灣是美國島鏈戰略的中間環節，其遏制中國大陸戰略佈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在臺海衝突中戰敗，美遏華第一島鏈將“前功盡棄”，因而美方的“輸不起”決定其不敢輕易下“賭注”。

給中國的啓示

美日臺借烏危機在臺海問題上動作頻頻，對於大陸認識臺海局勢發展的複雜性及思考化解方法將產生深遠意義，尤其是以動態調整的方式保持足夠威懾力，控制並引導臺海局勢時刻不能放鬆。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前俄羅斯和歐亞大陸國家情報官、卡內基俄羅斯和歐亞大陸項目主任尤金·魯默曾在去年6月分析認爲，將俄羅斯視爲“過去”的傾向可能導致美國過度擴張，做出不切實際的承諾，並冒着發生危險升級的風險。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國家對俄羅斯實力的低估早已顯露出來。2021年12月，北約祕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在接受CNBC採訪時把俄羅斯定性爲“一個衰落的大國”，稱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跟不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的步伐。

美國也持同樣的立場。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對俄羅斯的定義從“第一挑戰”降級到“次於中國的挑戰”，在2021年《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將中國定義爲唯一有實力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國家，而將未提及俄羅斯。

正是基於這一基本判斷，美國及其他北約國家並沒有把俄羅斯提出的抗議和警告放在心上。就如尤金·魯默所指出的，美國2008年牽頭向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發出加入北約的邀請，沒有考慮到俄方的反對力度和阻止兩國加入北約的能力。2021年12月，俄羅斯以書面形式向北約提交了一份“安全保證清單”，但遭美國及北約再次強硬拒絕。

同樣的是，現在臺灣島內及部分國際輿論出現了一種論調，認爲在得訓於烏危機，中國大陸出於擔心“無法在較短時期內贏得戰爭”“周邊樹敵很多”“西方強烈制裁”等方面考慮，對通過武力方式解決臺海問題的意願和短期內的急迫性都會下滑。

中國大陸應從烏危機中汲取教訓，根據兩岸形勢的發展，通過軍事演習、海空力量的繞島航行、先進前沿武器裝備的展示、外交溝通等時刻保持動態、靈活的決心和能力展示，從而避免美臺出現類似美歐在烏克蘭危機那樣的錯判和過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