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男人往往掌控着中国古代的最高权力和地位。在中国古代男人的心目中，坚持妻为夫纲，以大男子主义为核心的父权地位不容动摇。所以，当出现在政治上具备极高号召力或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子时，古代统治阶级除了对她们进行人身的毁灭外，还会对她们的精神进行严酷摧残，试图毁灭这些女子在百姓心目中的白莲花形象，达到对她们生命和影响力的双重毁灭，消除曾经因为她们的坚强反抗而给统治阶级的父权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

试想，如果统治阶级不这么做，那么在社会上陆陆续续出现一些女子的光辉表率后，无疑会促进当时社会上女权主义的萌芽。而这是所有坚持父权的统治阶级所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的女首领在被俘后，几乎无一幸免。

永徽四年(653年)，浙江一带农民不堪官吏贪求及豪强逼掠，于是以女子陈硕真为首的起义军起义抗争，陈硕真自封为“文佳皇帝”，统领数万人的起义军，是中国历史上民间第一个称帝的女性。虽然起义仅仅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陈硕贞在当地百姓心中很有威望，所以在她失败被擒后，唐朝镇压起义的主要官员崔义玄为消除陈硕贞在当地的影响，便下令在大庭广众处死她时将其当众凌辱，然后再行肢解刑，堪称迫害她到了极致，年仅23岁。

于嘉庆二年正月(1797 年)起事的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女首领王囊仙，本名王阿崇，长相不凡，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号称皇仙娘娘，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 意为仙姑)，她率领的起义军规模极大，史载人数最多时达数万。起义军以布依民族为主体，各地苗族、彝族人民也纷纷揭竿而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一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很快便威胁到贵州省城贵阳。后来，起义军遭遇清军的残酷镇压，起义军上到领袖下到普通起义民众，被悉数斩杀，而以王囊仙为首的起义军首领更是被清廷处以凌迟。史载，王囊仙被凌迟处死时年仅20岁。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至天津地区，并在天津设立总坛，这时候，又一位女性扛起大旗，她就是在天津南运河上的船户人家女子——林黑儿。林黑儿领导当地青年妇女约二三千人建立起“红灯照”这一女性起义组织，自做“大师姐”，并自称“黄莲圣母”，响应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号召，打击在华洋人。后来，在外国殖民者和内部顽固势力的双重镇压下，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宣告失败，作为义和团首领之一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也惨遭裸刑处死。而与林黑儿同一时代的秋瑾，也于1907年被俘，死时也遭遇非人折磨而死。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统治者除了在将那些反对她们的女性首领进行非人道的残酷处决外，还会经常鼓动坊间说书和文艺作品对她们进行诋毁性的侮蔑。而这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文艺中屡见不鲜。比如清朝乾隆年间领导白莲教起义的女性王聪儿，就被污蔑她在正与部下行苟且之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北宋的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行那云雨之事；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云雨，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则被后世流传她是“土娼”，是妓女，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等等。

终上所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让人们在思想上对女性种种离经叛道、不合乎礼教的抗争行为深恶痛绝，所以在对她们行刑处死前都要极尽肉身摧残之事，让这些女性首领在民众的心目中名誉扫地，成为被社会普遍耻笑和侮辱的存在。同时古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做法，对后世的女性也起到了警示震慑的作用。的确，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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