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SDR權重提升，反映國際對人民幣市場化改革與我國金融改革開放成就的高度認可。

長期以來，特別提款權（SDR）分配在提供流動性和補充成員國的官方儲備方面發揮着作用，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一些國際機構作爲記賬單位。

2016年人民幣成爲SDR的籃子貨幣，標誌着人民幣已經滿足了成爲SDR籃子貨幣的兩個標準——出口標準和可自由使用的標準。如果一種貨幣的發行人是IMF成員或包括IMF成員的貨幣聯盟，並且也是世界前五名出口國之一，則該貨幣符合出口標準；被IMF確定爲“可自由使用”的貨幣必須被廣泛用於支付國際交易，並在主要交易市場廣泛交易。

SDR權重調整

近日，IMF對SDR定期審查結束，人民幣權重由10.92%上調至12.28%，升幅1.36個百分點，調整後人民幣權重仍保持第三位；同時，現有SDR籃子貨幣構成維持不變，即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構成。美元權重由41.73%上調至43.38%，歐元、日元和英鎊權重分別由30.93%、8.33%和8.09%下調至29.31%、7.59%和7.44%。新的SDR貨幣籃子在今年8月1日正式生效，並於2027年開展下一次SDR定值審查。

人民幣在SDR中的權重提高，反映了這些年中國出口市場份額、人民幣外匯儲備佔比和外匯交易佔比的提高，意味人民幣在國際貿易、外匯儲備、全球外匯交易、投融資中的使用更加廣泛，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結算、儲備與投融資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逐步加快。同時，人民幣SDR權重提升，反映國際對人民幣市場化改革與我國金融改革開放成就的高度認可。

國際支付體系的變革

國際支付體系長期以來主要通過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系統來完成，該系統建立在美元中心的貨幣體系之下。中國多年前開始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近兩年越來越多銀行開始加入該系統。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聯儲等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推出了量化寬鬆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力圖通過增加金融系統的流動性來支撐實體經濟的復甦。但長期的超低利率不僅未能帶動長期生產率的提升，反而鼓勵了短期刺激、助長了資產泡沫。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反覆又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疊加俄烏衝突，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和利率顯著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增添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國際支付體系的變革已經提上日程。

目前中國不僅是按照購買力評價衡量的全球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中國是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是70多個國家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對於全球 90%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其最大或第二大貿易合作伙伴國。中國出口去年增長了30%，這個增長數據在國際經濟舞臺上一枝獨秀。貿易帶來的多贏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爲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發展機遇，而現代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通過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來實現的，這同時爲國際支付體系的變革提供了實際載體。

中國互聯網中心（CNNIC）2022年2月發佈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10.32億，網絡支付使用率達87.6%。中國跨境電商的蓬勃發展多年來舉世矚目，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海外市場電商滲透率的提升，進一步推動了國際支付體系的數字化發展趨勢。2019年底數字人民幣相繼啓動試點測試。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和應用，有利於高效地滿足公衆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對法定貨幣的需求，提高零售支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防僞水平，助推中國數字經濟和數字貨幣技術的加快發展，爲國際支付體系的變革提供安全便捷的思路途徑。

（作者系北大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