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后的上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搶人”。6月7日，上海市人社局正式發佈《關於助力復工復產實施人才特殊支持舉措的通知》，專門就上海復工復產的人才工作進行部署。一個備受關注的亮點是，上海再度放寬對留學人員落戶的要求：“在符合留學人員落戶基本條件的基礎上，對於畢業於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的，取消社會保險費繳費基數和繳費時間要求，全職來本市工作後即可直接申辦落戶；對於畢業於世界排名51~100名的，全職在上海工作並繳納社會保險費滿6個月後可申辦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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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層浪。外界看來，人才政策上一度略顯“高冷”的上海，在近年來出臺多輪人才新政後，再次將目光瞄準留學生，關鍵目標在於重振受疫情影響的市場情緒，特別是對上海保持擴大開放的信心；而對於全國城市新一輪“搶人”，上海加入“戰局”，也是對正在轉變的人才流動方向再度重塑。

不止上海，不久前廣州、更早的北京，均在不同程度上放寬引才政策。這場一線城市“降維打擊”的“人才保衛戰”，來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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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月29日，上海出臺《上海市加快經濟恢復和重振行動方案》時，就曾提出以高額補貼穩崗就業：上海將對登記失業三個以上人員或上海2022屆高校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將按每人2000元給予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

與此對照，在此後國務院印發的《紮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中，對企業招用畢業年度高校畢業生髮放一次性擴崗補助的標準爲，不超過1500元/人。

穩住企業只是第一步。如何讓更多人來到上海？回顧過去幾年，上海曾分多步放開積分落戶政策。

2018年8月，上海官宣，清華北大本科生可直接落戶。兩年後（2020年9月），上海再次擴大“直接落戶”範圍，本市4所“雙一流”高校：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符合基本條件就可直接落戶。

2021年11月，上海再推出“差別化落戶政策”，凡是上海市應屆研究生，在嘉定、青浦、松江、奉賢、南匯等“五個新城”及自貿區新片區就業，同樣可直接落戶。

此次留學生直接落戶，主要是放寬過去對其社保繳費基數和年限的要求。

根據2020年底出臺的《留學回國人員申辦上海常住戶口實施細則》，滿足一定條件的海外留學生要落戶上海，需滿足“最近連續6個月在同一單位社會保險繳費基數不低於上一年度本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作爲留學生落戶上海的鐘忠（化名）告訴城叔，過去工作情況是影響留學生能否落戶的關鍵因素。逐年上漲的全市平均工資，一度讓他的同學難以落戶。在目前就業形勢下，政策的放鬆，讓留學生到上海工作能少一重“後顧之憂”，早一步找到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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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寬鬆的落戶政策吸引人才，是不少一線城市近段時間的做法。

去年7月，《北京市引進畢業生管理辦法》發佈，提出對引進三類畢業生實行計劃單列，其中一類爲，北京重點支持的高精尖產業、重點稅源、重點引進、重點培育企業以及獨角獸企業等，招聘的“世界大學綜合排名前200位的國內高校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或‘雙一流’建設學科碩士研究生”。

“計劃單列”意味着，這些畢業生落戶將不佔用各區各單位落戶指標。

廣州則將重點放在郊區新區引人上。近期發佈的《廣州市人口發展及社會領域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十四五”規劃》，提及“要在市內不同區域間實施差別化的入戶政策，以吸引更多年輕、高素質的工匠型人才到郊區新區工作生活”。

而根據此前廣州政策，郊區新區的落戶範圍，已從國內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學歷人員，放寬至“國內普通高校大專學歷或全日制技師學院預備技師班、高級工班畢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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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城市攜手“搶人”，事出有因。

從人口數據上看，去年，一線城市集體交了一張並不算好看的答卷：北京去年人口減少0.4萬，上海僅增加1.07萬，就連一向引領全國城市人口增長的廣州、深圳二市，也僅增長7.03萬和4萬人。

一線城市人口增長的“疲態”，恰對應了“新一線城市”的優異表現。其中，武漢以增長120.12萬人一騎絕塵，而成都、杭州、西安、長沙則分別增長24.5萬、23.9萬、20.3萬和18.1萬，均成爲去年人口增長大戶。

有人分析指出，一線城市往往有大量的跨省流動人口，在疫情形勢下，人員跨省出行、就業的成本更高，綜合評估之後，可能有一部分人選擇了返鄉退守，或者去同省的省會城市。

今年新一輪疫情，進一步阻礙了走向一線城市的腳步。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祕書長陳耀告訴城叔，在剛過去的數月內，上海、北京連續遭遇疫情衝擊，也是此輪疫情影響最爲嚴重的城市。對於上海，長達3個月左右的時間內人員進出“凍結”，流動規模、速度均大幅減少。而在復工復產後，由於對進一步發展前景的不明確，人才還可能進一步流出。

根據不久前拉勾招聘發佈的《2022疫情期間上海人才趨勢報告》，在對互聯網行業調研中，有18%的求職者表示，因爲疫情等負面因素，他們可能會選擇離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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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動向也可能進一步影響人才對城市的選擇。上述報告顯示，受疫情影響，4月上海企業減少了56%的招聘計劃。而在城叔採訪時，一家總部位於上海的文化產業園運營方透露，在疫情暫停企業擴張計劃的同時，不少仍有能力的上海文化企業正在謀劃總部外遷，而新一線城市正是其首選。事實上，該企業本身也在疫情期間將設計中心搬到成都。

面對迴流的人才，新一線城市也不遺餘力發動起新一輪“搶人”攻勢。

6月8日，武漢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高校畢業生留漢就業創業工作的通知》，爲畢業6年以內有意願來漢就業創業的高校畢業生提供最長7天免費住宿以及就業諮詢、創業指導、人才交流等綜合服務；

在長沙，今年推出的“人才新政45條”，對引進人才發放不同梯度的購房補貼和生活補貼，最高補貼金額達到200萬。

而位於二三線城市的縣城也“橫插一腳”，過去的山區窮縣“搖身一變”，紛紛拿出高昂的補貼，招攬更多人才深入基層。

新的局面下，一線城市不得不尋求改變。陳耀指出，由於人口規模更逼近天花板，一線城市對於戶籍指標往往以控制爲主，面對眼下的特殊情況，其需要不斷調整、優化人口計劃指標。如何進一步合理調整落戶政策，成了一線城市能否得以扭轉現有趨勢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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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一個有關方向把控和“度”的拿捏問題。

同爲一線城市，上海和廣州此次選擇了兩條不甚相同的道路。廣州進一步向技術人才打開大門，上海則將重點放在頂尖院校——“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和“世界排名前100名院校”上。根據上海人社局的官方回覆，該排名將根據QS世界大學排名、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等4個排名認定。

陳耀認爲，這恰符合滬廣二市目前人才需求面臨的核心問題：上海聚焦基礎科研，高端人才缺口大，門檻還應當進一步放寬；而廣州則在應用層集中發力，技術人才尚不能滿足城市發展需求，同樣需要更貼近需求的人才政策。

對於廣州，要沉得下去；而對於上海，則要能掐得住尖。對於剛經歷疫情影響的上海而言，這一點尤爲急迫。

華東師範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終身教授曾剛告訴我們，上海在這一關鍵時刻發佈新政留住留學生，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也是在關鍵時刻對外界釋放信號：上海仍將繼續保持擴大對外開放的方向、凸顯海派城市的特點。

提振信心，姿態已經有了，內功則還需進一步提升。

因爲上海面對的不只是國內城市的競爭。隨着疫情壓力緩解，全球不少國家開始重啓人才引進計劃。

就在5月30日剛剛啓動的英國“高潛力個人簽證計劃”，將面向英國以外的50所頂尖大學過去五年的外籍畢業生開放申請機會，提供爲期兩到三年的工作簽證。該簽證將允許持有者在英從事工作、自僱創業、與伴侶和孩子一同生活等。

上海能否更有效、更精準地在全球範圍內吸引高端人才？從此次政策來看，仍有改進空間。

陳耀指出，此次政策強調學校，但畢業院校並不能代表畢業生的水平，更不能其代表與上海的匹配程度。留學生是否做出足夠的成績？是否應上海所需，能夠在集成電路、工業軟件等關鍵行業，參與攻克卡脖子技術、提供重要支撐？回答這些問題，對於上海來說可能更爲關鍵。

更進一步的是，在市場氛圍濃厚的上海，企業更應衝在人才招引的前列。

如曾剛分析，不少企業已經成爲研發的主力軍，一個企業的研發投入甚至超過一座城市。在招引人才上，同樣應該發揮企業的專業性，讓企業參加人才政策的制定。

同時，發動更多元化的人力資源中介機構參與，發揮市場化力量，更好地將人才供給和需求方結合。既是“讓專業人做專業事”，也通過上海對新模式的探索，爲其他城市提供參照。

而對於人才政策本身，曾剛則提出，能否參照新加坡等城市的操作方式，不止是單純提出人才引進的方向，同樣也明確人才引進的數量等具體指標，以更加公開透明的形式進行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城市精細化治理在人才工作方面的體現。

記者|楊棄非